將時鐘調回到一百年前，或者稍稍更早的時間點上，你會驚愕的發現，那時的人們對於科技創新的想象力（二十年、五十年、一百年後會實現什麼）其實貧乏得很，並嚴重高估當時已有的技術發明的應用前景。比如，收音機、電視機的接連出現，就曾讓當時的人們感嘆生活方式的徹底改變，預期而後的一代代人都將生活在廣播電視時代；另有專家言之鑿鑿，認為廣播和電視有助於消除國家和族群之間的溝通障礙，讓這個世界上將不再發生戰爭。類似的典型誤判還包括，計算機和互聯網都曾被寄予了過多且不切實際的社會功能，譬如徹底消除貧困，不再有新的文盲産生。

    3D打印是一種通過材料逐層添加製造三維物體的變革性、數字化增材製造技術。克裏斯安德森在《創客：新工業革命》（中信出版社2012年12月版）一書中就對這種技術大書特書，認為這將是美國重塑製造業、逆轉中國製造壓倒性優勢的最後機會。而在中國，3D打印也成為繼雲計算之後，又一個在産業界、投資界和政府科技部門走俏的新潮概念。

    我仍然認為，克裏斯安德森們對3D打印技術的描述和評價，跟先人們對收音機、電視機、計算機、互聯網的想象和預測一樣，技術判斷相對保守，誇大了應用前景，並忽略了革命性的新技術帶給經濟和社會秩序的衝擊。這樣的保守、誇大、忽略等偏差，對於美國而言並不會帶來什麼實際問題，3D打印等新技術的研發者和企業不會因此受制或者頭腦發熱，資本大鱷也都是精明的“老江湖”。但在中國，一旦某個主管部門又拿出了短平快做大光伏産業的衝動，後果可想而知。

    全球頂級的3D打印和機器人專家、美國康奈爾大學機械工程與計算機科學技術教授胡迪利普森和研發專家梅爾芭庫曼合著的《3D打印：從想象到現實》一書，翔實、客觀、全面的介紹了3D技術。這本書更為清晰的指出，3D技術應用於製造業之所以可行，就在於創造出了敏捷製造模式，從而兼具大規模生産和手工生産的優勢。但書作者也強調，至少在目前及未來一段時間內，3D技術聯網實現的雲製造，仍難以替代既有的工業生産、大規模量産模式，要想生存，就“必須追求價值鏈的高端，製造和銷售高利潤的産品和服務，為消費者提供個性化和革命化的體驗”。

    最讓人期待的3D打印技術應用，是生物打印。這項新技術已經可以為人們帶來“打印”的義齒，在可預期的未來，也將涌現出“打印”的骨頭關節、心臟瓣膜；但究竟什麼時候能出現3D打印出的整段性的骨骼、皮膚、肌肉組織、內臟器官、大腦，尚未可知。如果上述一系列的目標都得以實現，人們可以在理論上按需替換衰竭、病變、受到嚴重創傷的器官，從而獲得所謂的“永生”，甚至隨意打印出多個“自己”，必然帶來極大的倫理挑戰。

    3D打印技術最有可能在短期內以最少爭議獲得的較普遍應用，很可能是教育領域。借助3D打印技術，邊做邊學、觸覺教學、培養學生動手能力將不再成為一句空話。更重要的是，課堂將能夠更逼真的模擬工廠等生産、實踐環境，“幫助學生更早、更安全地失敗”。打比方説，未來的醫學生將不必遭遇如今的尷尬（非得在畢業實習時才到醫院門診、住院部接觸真實的治療），而可以通過3D打印提供的原型化工具，開展解剖等多方面操作訓練。同樣，建築專業學生將得益於更早、更充分的實操訓練，通過“更早、更安全地失敗”，提高建築設計質量。

    胡迪利普森和梅爾芭庫曼直言，3D打印總體上將減少製造業對環境的危害特別是原料浪費，但也很可能造成一種新的浪費，即在3D打印機獲得大規模推廣應用的初期，人們將多次開展不環保的調試打印，從而産生出一個或幾個滿意的打印樣品以及數倍數十倍之多的失敗樣品。

    更大的問題是，3D打印技術的應用，對現有的經濟、社會秩序乃至法律制度形成了挑戰，並將隨着技術進一步細化創新，發揮出越來越大的破壞力。在美國，借助3D打印繞開槍支管制法規，自行造槍已有個例。“打印”藥物的技術難度也很低，極可能加劇如今已經很嚴重的藥物濫用問題。知識産權和專利保護體系岌岌可危。3D打印 “眾包”製造模式生産出來的産品，一旦出現質量問題，受害者將無從通過現有的法律制度維權。政府部門應當對這些漸趨明朗的問題保持高度關注，密切追蹤技術進步及其引發的多方面問題的變化，而不是把注意力都放在“打造”3D打印産業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