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貶值的錢和恐怖的黑死病

研究希臘和羅馬的歷史，正是為了看清人類社會最令人敬畏的成就是如何自我毀滅的。
　　——阿諾德�約瑟夫�湯因比

歷史學家中總不乏有一些人偏好歌功頌德，獨立學者們卻往往對此不屑一顧。假如一位帝王功過相當，按照學院派的邏輯，恰是無功無過，等於一輩子什麼也沒幹。但事實上功就是功，過就是過，絕不可混為一談，否則就會使歷史失去價值。此外，歷史是無法還原細節的，例如今天的希臘人身上是否流着斯拉伕人的血液，這是連他們自己都無法回答的問題。在閱讀歷史的過程中我們必須清楚該要記取的是什麼，歷史的經驗在於它的邏輯，而非故事本身。
　　當古羅馬帝國因“四帝共治”而産生分裂之後，原本就難以遏制的通貨膨脹愈發地勢不可當，再加上官僚集團為了滿足自己的窮奢極欲而不斷加重賦稅和稀釋貨幣。到了君士坦丁時代，西羅馬已經不存在經濟可言了，政權奄奄一息；東羅馬由於地理以及軍事上的優勢，境遇相對西羅馬要好一些，但亦處於絕對的危機之中。
　　君士坦丁登上皇位之後，為了保住東羅馬帝國的政權，進行了一系列改革，最終廢除了“四帝共治”，重新統一了羅馬帝國，一直到他建都君士坦丁堡之後，羅馬政權總算是被挽救了下來。但好景不長，公元378年，哈德良堡戰役使得羅馬帝國再次被一分為二。到了公元526年，羅馬皇帝查士丁一世去世，他的侄子，一個叫做查士丁尼（此處往後同名者皆指查士丁尼一世）的傢伙登上了皇位。此公並非昏君，但也絕不算是什麼聖君，他的好大喜功給國家帶來的災難遠大過其修訂法典的功績。他的結局是個悲劇，假如人有靈魂的話，這位帝王恐怕做鬼也不會服氣，那場大瘟疫在他腦海中留下的問號是他至死都不能看明白的。如果將這段歷史製作成幻燈片，讓它一一投射在我們的視網膜上，我們會發現歷史總是會成為金錢的木偶，查士丁尼被狠狠地擺了一道。
　　很多時候，歷史的軌跡就像骨牌，貨幣則是製造這些骨牌的工程師，同時，第一張骨牌的推倒也往往是由它親自動手的。
　　查士丁尼繼承了東羅馬帝國的皇位之後，便開始過起了東征西討的癮。此時的東羅馬還有另外一個名字，叫做拜佔庭帝國，拜佔庭本是君士坦丁堡的原名，後因其成了帝國之都，故而東羅馬帝國亦漸漸地被稱作拜佔庭帝國。
　　言歸正傳，君士坦丁大帝用那些靠經濟改革和四處搶劫得來的錢鑄了不少名叫索裏都斯的金幣。這種貨幣的特點是成色好，含金量高，但起初發行困難，因為很多鑄幣廠根本無力去鑄造它，直到它誕生15年後，由於帝國經濟的逐漸回暖，它才漸漸變成了主流貨幣，而索裏都斯這個名字亦隨之成為了保值的同義詞。就這一點而言，君士坦丁在經濟上的政績是值得肯定的，至少他是古羅馬帝國唯一一個正確地治理了通脹的皇帝，但注意，這裡只是説他治理通脹的辦法是正確的，但其最終並未能夠成功摘除這顆毒瘤。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到了公元527年，查士丁尼登基之後，由於君士坦丁時代起積累下來的大量索裏都斯金幣讓這位新皇帝對經濟有了安全感，於是他不停地東征西討，大興土木。這一時期拜佔庭帝國是以小農經濟為主，這是君士坦丁時期開始漸漸形成的經濟結構。這种經濟結構使得帝國經濟得以休養生息，但其缺點在於既缺乏奴隸社會冷酷暴力的統治框架，又失去了“四帝共治”時期敏感而嚴厲的封建式政治結構。這種狀況導致的後果是，整個帝國在經濟管理上處於被動，而且無法有效地應對各種突發狀況。
　　查士丁尼希望自己能夠像君士坦丁那樣被後人傳頌，繼位之後便致力於重新統一羅馬帝國的偉業。但他未曾考慮到帝國脆弱的經濟基礎是否有能力支撐統一大業的完成，在這一點上，不可否認他是失敗的。當查士丁尼耗盡國庫錢糧最終征服了北非、意大利以及西班牙部分區域後，整個國家經濟已經陷入停滯，通貨膨脹再次爆發。
　　講到這裡，會發現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連年征戰，導致國庫空虛，而查士丁尼並沒有稀釋貨幣重復發行，所以按照常理推斷，應該發生通貨緊縮才對，但實際上卻出現了通脹，這無疑是物資緊缺加上非法鑄幣的結果。一方面戰爭導致了勞動力數量和生産力水平的下降，物資供給不足；另一方面由於查士丁尼瘋了似的四處征討，導致拜佔庭帝國諸多鄰邦受到牽連，一時間大量人口不得不被迫離開被戰火燒燬的家園。這些難民有兩個選擇，一是往南逃，一部分難民逃到了北非，結果北非也在打仗，大部分人死於戰亂，最後有一小部分人命大沒有被殺死，越逃越遠，到了東非大裂谷，最後還是全部死掉了；另一個選擇是往東逃，這一部分難民冒險來到君士坦丁堡，他們迫切需要棲身之所，於是紛紛拿出自己手裏全部的金銀送給了當地戶籍人口，借此換得一個安身立命之所。
　　這一消息很快不脛而走，越來越多的難民涌入了拜佔庭帝國，自然帶來了大量的金銀。可是東哥特王國以及北非那些地方的錢幣在這裡無法使用，於是一時間出現了許多大大小小的非法鑄幣的作坊，但卻無法達到官方錢幣的成色，結果一時間市面上流通起了兩種錢幣，一種是成色好的官方索裏都斯，另一種是成色差的民間索裏都斯。這讓人們産生了恐慌。手裏揣着官方金幣的人都把金幣偷偷藏了起來，於是可供流通的官方金幣越來越少，成色差的假幣橫行，這讓索裏都斯一夜間出現了大幅貶值。
　　隨着通脹越來越嚴重，解決龐大的軍費開支成了迫在眉睫的問題。這一次，查士丁尼並沒有像過去的統治者那樣，採取稀釋貨幣的措施，而是通過加重賦稅來增加收益。與此同時，由於版圖的擴張使得帝國人口急劇增加，各種貿易也活躍起來，所以當查士丁尼想要通過加大稅收來解決軍費開支的時候，那些原本從事勞動生産的百姓紛紛放棄耕種生産，跑去做了商人，一時間造成大量田地荒蕪。
　　統治層在過去從未遇到過這種狀況，即一方面對經濟的管理處於被動狀態，只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另一方面在應對這種突發狀況的時候缺乏統一而有效的行政程序。這是個非常嚴重的問題，但即使意識到問題所在，憑這群權貴們的水平也鐵定只有驚慌失措的份兒。惶恐之餘，這群傻帽兒想出了一個辦法，那就是增加貿易上的稅收。由此可見，稱這群人是傻帽並不為過。
　　接下來是這段故事中最為精彩的部分。當貿易稅收大幅增加之後，小農經濟自由散漫的特性便很快對經濟産生了影響。站在商人的立場，同樣的商品，一個月前賣1索裏都斯，自己可以賺0.2索裏都斯，可一個月後由於稅負的突然暴增加上從未止步的通脹，就只能賺到0.05索裏都斯了。這樣一來，商人們將難以維持生計，因此主要商品的價格在短時間內大幅上漲，這就意味着貨幣的購買力相對下降，沒過幾天好日子的老百姓又再次陷入了經濟恐慌中。
　　貨幣是經濟天平的砝碼，它總喜歡充當經濟危機的馬前卒，但同時亦常常扮演所謂“最後一根稻草”的角色。在沉重的賦稅之下，商人們哄抬物價，相對的，老百姓手裏的錢便越來越不值錢了。這時候，來自東方的商人帶着大量的貨物到達地中海，他們中間比較聰明的傢伙發現，這個地方通貨膨脹非常嚴重，如果用同樣的商品，在這裡能夠交易到更多的金幣，回去之後再將金幣融解重新鑄造，那將會是相當大的一筆財富。於是，這些傢伙開始廉價（相對拜佔庭本土物價）拋售各類商品，一時間受到了老百姓的熱烈歡迎，買賣雙方都認為自己佔了大便宜。這種貿易熱潮很快就蔓延至君士坦丁堡，統治層研究之後認為這是件好事情，一定程度上有效挽救了經濟局面，並且那些來自東方的奢侈品亦令他們産生了濃厚的興趣。權貴們紛紛掏腰包大量收購絲綢、瓷器、馬尾琴等奢侈品，宮廷裏一時間添了許多類似於蛐蛐罐兒的物件。
　　當時印度人的衞生意識不強，從以下事件中就足以得到印證。公元541年，一艘由印度駛來的商船到達埃及（這裡指古埃及），船上載滿了各色新奇的貨物。這些商人來自遙遠的東方，他們聽聞去過的人講，如果在君士坦丁堡做生意，就可以賺到最多的錢，於是他們不遠萬里來到此處，希望能順利將最值錢的東西運到君士坦丁堡。可誰也不曾想到的是，這艘商船在運載了大量商品的同時，也帶來了一群不速之客。按照現在的研究，這群不速之客應該叫做鼠疫。它們在埃及攻城略地之後，一路向北，隨着尼羅河開赴到地中海，最終到達君士坦丁堡，而拜佔庭的權貴們還在殷勤期待着來自遙遠東方的稀世珍寶，所謂樂極生悲應該就是這個意思了。
　　這場瘟疫的殺傷力令人震驚，在瘟疫爆發一個月之後，君士坦丁堡已經沒有足夠的土地用來掩埋屍體了。查士丁尼下令將一些塔樓建築上面的尖頂砸掉，然後把屍體扔進去，結果不到一週時間，塔樓也給填滿了，後來無奈之下只能用船運到遠海然後沉掉。結果由於海灘的屍體不斷增加，竟然出現了大船被屍體擱淺的狀況，現在想來令人不寒而慄。
　　在瘟疫爆發後，查士丁尼采取了一系列正確的急救措施，例如開倉放糧，縮減教師以及公務員的工資等。但由於疫情太過嚴重，這些措施雖然正確，卻仍未起到明顯的作用。在疫情爆發後一年，死亡人數開始呈幾何級數增長，因為拜佔庭是以小農經濟為主的國家，疫情導致田地荒蕪，造成了大面積的饑荒，這和統治階層加重賦稅造成的田地荒蕪有着天壤之別。後者是帶有幽默感的短期和局部性影響，前者則是真正的大範圍荒蕪。當下一個秋天來臨時，全國幾乎80%的耕地顆粒無收。如果這個時候東哥特王國（即意大利及克羅地亞一帶）的殘黨前來復仇的話，那麼拜佔庭帝國只能坐等被滅。但要知道，病毒旅行是不需要簽證的，因而敵人並未能夠得逞，這恐怕是查士丁尼唯一感到欣慰的。
　　錢沒賺到，奢侈品也沒等來，整個帝國卻險些被摧毀，這讓查士丁尼欲哭無淚。這場瘟疫過後，查士丁尼便信奉了上帝，直到他去世。當這位偉大的帝王駕崩的消息傳出後，舉國的老百姓紛紛&&慶賀，喜悅的喪鐘讓這具余溫尚存的遺體曾經自以為是的偉大頓然坍陷。
　　瘟疫的肆虐使拜佔庭帝國滑向了衰亡的邊緣，而在那些被查士丁尼耗盡國力勉強收復回來的疆土上，不同民族的人也開始紛紛鬧起獨立。瘟疫過去了，通脹和戰亂又將在這片土地上蔓延開來。這個時候，教會成了老百姓的唯一寄託，在拜佔庭政權走向沒落的同時，教會順勢崛起，歐洲正式進入了黑暗的中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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