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郎鹹平 楊瑞輝 出版: 東方出版社

    亞當斯密被譽為現代資本主義之父，但讀完《國富論》之後，你會發現《國富論》從頭到尾像馬克思一樣不僅對工人的貧困痛心疾首，也痛切地感受到他們心智的衰退；他還強烈譴責資本家的貪婪，而貪婪摧毀了資本家的靈魂。他甚至像列寧一樣大力攻擊英國的帝國主義，説帝國主義不但剝削殖民地的人，同時帝國主義本身的人民也被剝削。因此，僅從他的論著來看，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社會主義者。
    既然如此，那為什麼亞當斯密會提出“看不見的手”這個概念？這就必須還原當時的社會。當時資本家勾結政黨聯合欺壓老百姓。資本家聯合議員定制很多剝削勞動者的法律，比如最高工資法，注意，不是最低工資法，就是工資不能超過多少錢。那麼亞當斯密這樣的學者的反抗之道，是提出一個叫做“看不見的手”的新思維。他説，政府包括國會議員不要干涉經濟運作，不要隨意亂立法，不要打擊老百姓，因為這個社會有只看不見的手，會讓每個老百姓在不約束他們的情況下發揮他們自身的才能，追求他們自身的最大利益，最後會得到一個整體的利益。
    郎鹹平從回顧這段歷史，得出這樣的結論：亞當斯密通過一隻“看不見的手”追求全體人民的利益的理論不是為資本家服務的，而是為了不讓資本家通過制定惡法剝削工人，這種悲天憫人的情懷，與馬克思是相同的，他們的終極目標都是追求一個理想的社會，馬克思稱之為“和諧的社會”，而斯密則稱之為“社會整體利益”。
    但後來的歷史證明，亞當斯密的理論失敗了，這才出現了馬克思。但中國人對馬克思也存在誤解。郎鹹平先從翻譯説起，在中國歷史上，胡適第一個把communism翻譯成共産主義。但在西方，公社（commune）和共産主義（communism）這兩個詞的法語對應詞是commune和communisme。在英語和法語中，它們都與community（community/communite）一詞&&在一起，即“和諧的社會”而不是中性的社會。舉例而言，在英語中，一個人吵鬧騷擾了鄰居，不參加鄰里活動，或者不願為鄰里設施出一份力，這樣的人便被認為缺乏“社區精神”（community spirit），所以，社區這個字就包含了和諧的意思在內。兩次世界大戰之後，歐洲的一些政治家們致力於建立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y），其明確的目標，就是把歐洲建設成一個不會再有世界大戰的和諧家園。
    這些理念，對於很多讀者來説，可能有些新奇，但對受過嚴謹訓練的經濟學家，其實都是常識。亞當斯密最初就是個道德學教授，在寫《國富論》之前，就出版了其道德學巨著《道德情操論》，只是《國富論》的影響大大蓋過了《道德情操論》，而後者也被資本原教旨主義者刻意地遺忘了。
    郎鹹平將他這本書的書名定義為資本主義精神，我想，更準確地説，他着眼的應該是經濟學家的精神，他希望通過正本清源，來重新喚醒經濟學家的悲天憫人精神。因為只要經濟學家悲天憫人的精神不死，那社會早晚會有希望。在這裡，他的矛頭其實暗中指向了那些打着亞當斯密的幌子卻割裂了其精神的某些主流經濟學家。
    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改寫了世界歷史，但是改革也伴生了一定的副作用，那就是誠信喪失，腐敗滋生，商業環境惡化，片面強調績效，鼓勵沒有邊界的競爭，漠視社會公正是其中最為突出的問題。在這其中，經濟學家並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有的甚至成為同流合污者。
    但筆者還要指出的是，雖然西方經濟學界從來不缺乏亞當斯密這樣的學者，但西方的經濟學界也是腐敗的，悲天憫人的情懷也遭到了腐蝕與破壞。比如，“福利經濟學”中的帕累托改進理論就阻礙着福利經濟學的發展。“帕累托改進”理論的核心，就是一部分人財富可以增加，可是其他人財富不能減少。這其實就是反對政府通過累進稅來緩解貧富分化，郎鹹平到底是吃資本主義奶水長大的，在書中，他提出了對這一理論絕妙的反向運用：“一個社會可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前提是其他人不能因此變得更貧窮”。這樣，本來是為富人服務的理論，頓時成了保護窮人的理論。不管學界和輿論界對郎鹹平有多少爭議，他對帕累托改進理論的這一絕妙運用，正體現了經濟學者一種悲天憫人的情懷。
    但郎鹹平也有一些主張被證明是錯的，他一直強調的通過股市藏富於民的主張，在西方的實踐中也是失敗的，經過這場國際金融危機，他也應該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但話説回來，他想通過股市來藏富於民的呼籲，説到底，還是出自悲天憫人的情懷。今天郎鹹平大聲呼籲政府強化亞當斯密和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其實也就是呼籲研究他們那種悲天憫人的社會主義情懷，因為從學界到管理層，有了這種悲天憫人的社會主義情懷，21世紀的中國所需要的適合本國國情的政策也就能從根本上理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