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宏志絕對是台灣文化界繞不過去的名字，這個台灣奇才、鬼才、全才，終於在內地出版了他的作品集。此次詹宏志作品集由復旦大學出版社推出，共四卷：《人生一瞬》、《綠光往事》、《詹宏志私房謀殺》和《偵探研究》。前天下午，詹宏志帶着他的新書現身南京新街口大眾書局，和大家聊起了創作時的點點滴滴，也回憶了80年代台灣電影界的風雲變幻。

　　關於書：創作動機緣自父親過世

　　“沒有詹宏志，就沒有今天的台灣”。梁文道曾用這樣的話評價詹宏志。翻開詹宏志的履歷表，你會發現梁文道的評價絕沒有過譽：他是台灣知名作家，著有多本暢銷書；他是成功的媒體人，25歲就出任主編，台灣主要的雜誌和報紙都有過他的身影，創辦了台灣第一家網絡報紙《明日報》，他是楊德昌和侯孝賢的經典名作《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悲情城市》的製片人。
　　這是詹宏志第一次來南京，行程的密集讓他無法游覽南京的名勝古跡，甚至無暇去看他的老朋友蘇童，下午剛剛結束在南師大演講就匆匆趕到了這裡，但詹宏志説起話時不疾不徐，態度溫和，讓你感覺不到他疲憊，言談中顯出傳統文人的儒雅和睿智。
　　以前一直在做編輯，這一次由於自己出書讓他走到了前&，詹宏志説這樣的角色變換讓他“誠惶誠恐”。在這樣一種“誠惶誠恐”中，他安靜地講述了他創作《人生一瞬》的緣由。
　　“最初的創作動機要回到1987年，當時我的父親剛剛過世，就這個時候我的腦子裏關於父親的回憶全部回來了。”詹宏志回憶道，“我以前是工作上的拼命三郎，而在那個晚上，我忽然發現我過去生命中的點點滴滴，全部值得我回味，而且是要我花力氣挖掘的。”
　　他寫下了《聲音、氣味、顏色所記錄的童年》這個標題，因為他發現自己的回憶不是用事件構成的，而是由畫面構成的，很多畫面直接從記憶裏跑出來。在那個晚上，他把自己零零星星的回憶記下來。這些記憶裏，有水蛇從他腳上游過，有他抓蜻蜓的徒勞，也有鄉間小路上的舞女。然而，直到02年他才真正着手寫這些文章。那一年，他一手創辦的網絡報紙《明日報》宣告失敗，讓他虧損了3億台幣，他自嘲説：“我的失敗讓我唯一一次登上了《華爾街日本》的頭條。”這樣的失敗讓他安下心來，反思自己。打開電腦，發現當年的《聲音、氣味、顏色所記錄的童年》,他開始認真地思考和回憶，關於朋友、家人和家鄉。
　　“我在這本書裏的回憶大多是關於60年代的台灣，很多在現在顯得怪誕的東西當時非常真實，我在盡力追尋某個時代某個地方的故事。”詹宏志説，“可能看起來像個人的回憶錄，其實也是社會某個時代的快照。也許那個時代的台灣故事中很多的人情世故，大陸讀者不一定理解，但我相信在一定狀況下是有心靈相通的，若有，這是我的幸運。”

　　關於電影：為沒給楊德昌拉贊助內疚

　　詹宏志是《台灣新浪潮電影宣言》的起草者，是台灣電影發展中的舉足輕重人物，當他談起和導演侯孝賢楊德昌的合作時顯得很動情。
　　“和他們兩個合作是完全不一樣的感覺。”詹宏志説，“侯孝賢是最愉快的人，是天生的領袖，他為所有人着想；而楊德昌完全不一樣，跟他一起工作是非常艱難的，他也總把奇怪的念頭藏在心裏。但毫無疑問，他們都是偉大的導演，也都是我佩服的人。”
　　他説：“我和侯孝賢的合作首先是因為我是他的粉絲，然後我才慢慢成為他的朋友。到《童年往事》為止，侯孝賢已經形成了創作的基本美學風格，精神世界也已經成形，然而83年因為《兒子的大玩偶》被禁風波，他們都受到波及，竟然無戲可拍，我覺得這樣的導演沒戲可拍實在太可惜，於是我就開始為他的電影拉贊助。”
　　就這樣，詹宏志靠着三寸不爛之舌説服了邱復生投資侯孝賢的電影，這就是後來的《悲情城市》，這部電影一出現在台灣就賣瘋了，這部電影成功之後，侯孝賢曾登門拜謝詹宏志。“他提着50萬台幣的現金過來，這在當時是很大一筆錢，所以説這部電影我賺得比梁朝偉多。”詹宏志笑道。
　　而和楊德昌的合作則完全沒那麼愉快。
　　“起初，楊德昌準備把朱天文的第一部小説《帶我去吧，月光》改成電影，需要1470萬的資金，請我拉贊助，我答應了。”詹宏志説，“拉來贊助，拍攝開始之後，我們發現這根本是另外一部戲，而且錢都花光了片子還沒拍完，這部片子就是《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於是，我們一起算了算到底拍完要花多少錢，算完之後發現要2680萬，投資公司當然不幹了，我們當時也一籌莫展，就在這時一家日本公司拯救了我們，由於我製片的《悲情城市》在日本賣得好，於是他們詢問時我就開了個天價，他們竟然答應了，其實最後也就花了120萬美元，就有了這部傑作。”
　　“拍完之後，楊德昌説一定要讓我第一個看到這部電影，我看完之後就熱淚盈眶。我覺得只有這樣堅持，孤僻的導演才會有這樣的電影。”詹宏志説。不過詹宏志也有自己的遺憾：“後來楊德昌還請我幫他拉贊助，可是我有過這麼艱難的經歷心有餘悸就一直沒答應，結果一直拖到他去世，我對於這件事一直很內疚，也許我當時再咬咬牙，説不定又會有一兩部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