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機與威脅同理，不是不存在，而是看不到。當中國人對印度的了解還只停留在寶萊塢歌舞與瑜伽聖地，以為中印的國力較量純屬印度人的一相情願，印度的大型私企們已經繪製好進入中國市場的戰略藍圖，並付諸實踐。潘松有十多年在印度的工作經歷，與印度的大型私企建立起良好關係。為了本書的寫作，他深入研究印度真正世界級的巨無霸企業，還採訪了印度曼莫漢辛格政府的七位內閣部長，力圖為中國企業界全面引入印度企業的成功經驗。

　　問：國內對印度崛起的關注在持續升溫，談談你寫這本書的緣起?
　　潘松：幾年前我去紐約的曼哈頓，看到洛克菲勒大廈裏全都是私有企業的總部，馬上想到在印度工作時的一些感觸。印度的持續崛起，我認為核心優勢在於充滿活力的私營企業。中國30年前沒有私營企業，而印度許多私營企業的歷史已經長達百年，如塔塔集團和比爾拉集團。印度的私營經濟已經走向成熟、體系龐大，而且已經站在印度經濟發展的最前列。它們一直在慢慢成長，成長到了一定程度的時候，對中國企業肯定會有競爭和威脅。歷史的教訓告訴我們，一旦一種競爭力積累到一定時候，就會有爆發力，到時再想追趕恐怕怎麼也趕不上了。比如説制藥企業，我們現在比印度已經落後很多，如果再不抓緊發展，高端市場也快失去了。所以我寫這本書時有很強的危機感和使命感，經常利用業餘時間和出差的空閒着手蒐集一些材料，還採訪了一些關鍵人物，想通過分析印度最受矚目的巨頭企業，引起國內企業力度更大的重視。
　　曾幾何時，法國有着優良的高鐵和公路網絡，令美國年久失修的交通系統相形見絀，但在過去的30年間，引領世界經濟潮流的卻是美國。可見，只要一個國家的私有部門充滿活力，就算是在糟糕透頂的道路上運行，也能創造出經濟增長。印度私人企業的資本利用效率比中國高得多，部分原因就在於它們不可能幾乎不受限制地獲取資本供應。它們必須按照全球先進標準的要求辦事，經營管理水平比較高。雖然印度的經濟改革比中國起步晚，因而尚處在發展周期的較早階段，但印度也造就了不少世界級大型企業，其中包括塔塔、Infosys、南新和信誠等。
　　印度私營經濟對GDP的貢獻為85%。這些私營企業非常注重全球化，不失時機地在海外進行投資，收購企業。與此對照，印度國有企業缺乏自主的生存意識，不像私企業主，會把企業看成自己的財産，去耐心、用心地經營，這跟中國的情況有點類似。

　　問：今天的中國企業也熱衷於“走出去”，印度人在海外收購方面的步伐相比更大，其背後的精神性因素和物質基礎是什麼?
　　潘松：今天的印度企業正在收購西方企業的股份，因為它們認為自己的經營管理水平已經比西方人高。2006年，印度人對英國的投資超過了英國人對印度的投資，一個民族長期被壓抑的精神煥發出了勃勃的生機。規模龐大而且越來越大的經濟、富有彈性的世俗和寬容模式、東西方文化的兼容並蓄以及與美國的特殊關係，都是印度可利用的優勢。
　　中國公司的國際化嚴重依賴國家的資金和支持，而印度活躍於國際收購市場的幾乎清一色為私人公司。印度私企海外收購不存在中國國有企業遇到的政治障礙，同時印度私企的管理更成熟，視野更為國際化。一些規模較大的印度家族企業的發展規劃已經超過了印度經濟目前自身的可支持程度，這迫使許多企業主動拓展海外市場、尋求更大的發展空間。
　　印度企業的海外並購成功率要高於中國公司，從其收購偏好上可以找到原因。印度企業更願意購買那些由於過分擴張導致資金短缺，而非産品、技術或客戶出現問題的公司。當年TCL並購湯姆森，競爭對手就包括印度的電視製造商Videocon。不過Videocon後來認定湯姆森沒有全盤收購的價值，技術專利大多數即將過時，而且債務纏身，於是只用2.92億美元收購了湯姆森的顯像管分部，TCL最後拿走了湯姆森，卻沒能得到這個最有盈利價值的部門。

　　問：與中國人相比，印度人進入中國市場的戰略仿佛推進更快?
　　潘松：排名前十的印度最大的企業主，每人都有一個中國戰略。但是中國的企業家好像還沒有這種對等的意識，南新集團作為率先開發中國市場和資源的印度公司，早在1990年就已進駐中國。現在廣州是他們的生産基地，廣州南新的主打産品悉復歡已成為同類市場的領導産品。南新還計劃開發雲南的醫藥市場，雲南的中成藥很有名氣，印度人也比較容易接受植物藥，所以雲南的制藥企業可以嘗試與印度的植物藥生産企業合作，開拓印度市場。
　　在整個歐美市場，幾乎是印度軟體一統天下，而臨近的亞洲近鄰日本，正成為印度軟體下一步擴張的主要市場。印度第四大軟體公司薩蒂揚(Satyam)副總裁曾&&，在中國設立研發中心和工廠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因為能更容易地為日本客戶提供産品。從某種意義上説，中國開始淪為了印度的外包基地。
　　中國的大企業也一直在成長，但很多都是靠壟斷起家的，我覺得最終的方向還是一定要走國際化。國際化是一面鏡子，照照自己，就知道有沒有需要提高的地方。

　　問：在印度這麼多年，你觀察本地人自身的發展是否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潘松：我被派駐印度工作了十幾年，很有意思的是以前的一些朋友，後來居然成了《福布斯》雜誌的封面人物，比如説以前見過的印度礦業集團韋丹塔資源公司Anil Agarwal先生，上了《福布斯》亞洲版2009年3月刊的封面。他就是靠在中國做生意起家的，從浙江義烏把中國貨運到印度，積累起了原始資本。後來就在印度開港口，在港口旁邊造電廠，電廠裏的設備都是從中國運來的。
　　我去的第一個印度城市叫欽奈，是印度第四大城市，它對印度的重要性相當於中國的廣州。我剛到那裏的時候是1998年，整個機場都沒有空調，只有一個直徑長達2米的大電風扇，我很奇怪，因為從來沒見過這麼大的風扇。現在再去已經有空調了，各種條件也好多了。印度的基礎設施方面，對中國人來説是一個商機。我這本書上介紹了一位印度首富，光造一個豪宅就花了20億美元，起重機就是中國生産的。印度全國在建的高速公路所用的機械工具都是中國公司提供的。所以説，有差異就有商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