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後的中國人創造了人類經濟史上的一大奇蹟：我們融入了世界經濟的大環境，我們的經濟總量不斷攀升，我們再也不用排隊領取糧票布票，我們的手裏還攥着大把的美元。但是，我們的經濟並沒有達到可以沾沾自喜的地步。無論是中國經濟的大環境還是中國人的生活、教育、就業環境依舊面臨着眾多挑戰，中國經濟的許多迷惑還需要我們進一步解答：
　　為什麼中國的富人窮人都瘋狂地存錢？
　　為什麼中國人要把自己掙的錢送給美國人花？
　　為什麼説中國的長三角、珠三角和環渤海灣地區必然會聚集中國一半的人口？
　　為什麼我們不必為中國城市的經濟集聚而恐懼？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世界銀行諮詢專家陸銘在其著作《十字路口的中國經濟》一書中就為讀者解答了這些問題。他將書中精彩的觀點提前與讀者分享。他提出忠告：“創造了經濟奇蹟的中國人不僅需要知道來時的路，還需要選好未來的路。”駛上快車道的中國經濟並不意味着我們可以高枕無憂，相反，我們更應該時刻關注前面的路，因為在我們面前，是一個攸關未來走向的十字路口。

　　中國經濟的轉折點來了

　　“幾十年來，一直都説中國經濟處於一個轉折點上”，有一次在哈佛大學開會，著名的經濟學家阿爾伯特帕克不無調侃地説。他是韓裔美國人，能講流利的漢語，陸銘説：“我猜，他的言下之意是説中國經濟就是這樣一個動態變化着的經濟，它沒有十分明顯的‘轉折點’。不過，我認為，中國經濟的‘轉折點’真的來臨了，或者説這就是一個‘新的歷史起點’。”
　　2008年-2009年恰逢全球經濟衰退，中國也未能倖免，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下滑難道只是一個短期的經濟周期現象嗎？這是不是意味着一個高速增長時代的結束？下一輪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在哪？
　　其實，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十分 “動態”的經濟，按通常説法，叫作轉型與發展中的經濟——結構調整是這個經濟的 “永動機”。而在陸銘看來，結構調整的第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在城市化和區域經濟布局方面有新思維。不同於其他的大國，比如美國、俄羅斯或者印度，中國只有一面靠海，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而且是國際貿易以海運為主的時代，這註定沿海地帶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前沿地帶。事實上，在中國過去的發展歷史裏，城市之間GDP規模的差距要大大高於人口和面積規模的差距，這説明，中國城市的經濟規模差距更多地是在市場力量的作用之下形成的，而人口和面積規模的差距則更多地受到了某種行政力量的限制。
　　從變化上來講，中國城市人口的增長速度要明顯小於面積的增長速度，這意味着中國的城市擴張主要是面積意義上的擴張而不是人口意義上的擴張，而且這種差別在中部和西部更大。因此，陸銘的判斷是，通過城市化和經濟活動的集聚，更具體來説，通過建設用地指標和人口更進一步向東部集聚，將可能為中國經濟的下一步增長注入新的動力。 “特別是當中國的城市逐步進入服務經濟發展的階段後，集聚和城市化將變得日益重要。”
　　另一方面，陸銘認為，中國的結構性調整需要從收入分配入手。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的收入差距總體上呈現出不斷擴大的趨勢，有研究已經證實，收入差距已經危害到了投資和經濟的增長。收入差距的擴大是中國內需增長緩慢的重要原因，同樣道理，當中國的城市越來越依靠服務業發展的時候，收入差距的問題，特別是收入增長慢於GDP增長，勞動收入佔比不斷下降的問題越來越成為制約內需增長的因素。探究收入差距的成因，不難發現，地區間和城鄉間的差距持續擴大是總體收入差距擴大最重要的原因。有研究結論顯示，當城鄉間收入差距擴大的時候，農業人口比重更高的地區人均收入增長必定更慢，從統計上來看， 70%-80%的地區間收入差距可以用城鄉收入差距來解釋。
　　陸銘説： “我特別強調這一點，是因為人們通常會認為經濟的集聚發展和控制地區間差距是一對不可調和的矛盾。這是一個根深蒂固的誤會。事實上，很多研究都證實，城市化和勞動力流動是有利於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而加上城鄉收入差距如此大地影響到了地區間收入差距，因此，中國恰恰需要通過進一步推進城市化和勞動力流動來縮小城鄉差距，從而緩解地區間差距。這條道路可能要比直接着眼於區域平衡發展的財政轉移政策更有效。”
　　現在人們都説中國要啟動內需，這個口號也提了十多年了，如果不動些結構性的東西，內需怎麼啟動得了？陸銘告訴記者： “我和我的同事最近幾年所做的研究工作，總結一下其實無非兩句話，一是 ‘放棄集聚和規模就是放棄發展’，二是 ‘社會和諧和經濟發展是可以攜手並進的’。”站在中國經濟的十字路口，重溫這兩個樸實而深刻的道理，也許更有利於我們知道未來向何處去。

　　中國經濟奇蹟能維持多久？

　　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得先搞清楚一個問題：過去三十年裏，到底有沒有 “中國奇蹟”？
　　就前些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之快，全世界都會認為這是個奇蹟，但是是什麼製造了高速的經濟增長？陸銘認為，我們過去傾向去強調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有其獨特的一面。確實，中國經濟是有獨特的一面，我們沒有必要否定。但是，當我們把獨特的一面抽掉以後，用新古典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中國增長的話，中國增長模式並非獨一無二， “因為中國的增長無非就是在資本的高速積累，包括外資的進入和中國國內高儲蓄率的推動下産生的，再加上中國有人口紅利，所以資本的積累和勞動力的高速增長肯定會帶來經濟的增長。”
　　無論是從資本積累來看，還是從勞動力要素的增長來看，陸銘的結論只有一個：中國的速度會放慢。因為，分析了背後的原因就會發現，如果中國的經濟增長仍然要維持在年均10%的高增長，那麼，全要素生産率就大概需要保持在年均4%以上的增長率， “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在過去30年，中國的全要素生産率的年增速也就在3%多。”
　　陸銘引用了哈佛教授帕金斯的看法。哈佛大學資深亞洲問題專家帕金斯曾受邀到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演講，他給出了這樣一個判斷：未來，中國的增長率下降到年均6%其實是非常正常的，畢竟，中國年均近10%的增長率已經維持了30年，這已經是一個世界紀錄。根據他的估算，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基本上在人均GDP達到13300美元（按2005年價格計算）後開始出現經濟增長率的明顯下降。
　　表面上看來，帕金斯給出的兩個判斷多少有些矛盾。從經濟增長的因素分解結果來看，隨着資本和勞動的增長率放慢，如果全要素生産率的提高難以超過4%，那麼，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很快就會放慢。但如果從人均GDP超過13000美元的標準出發，中國還可以樂觀好一陣，畢竟， 2007年，中國的人均GDP才剛剛超過2200美元。
　　但其實，中國之所以會出現這樣兩個看上去有些矛盾的結果，與中國是個大國有關。陸銘説： “也只有看到這一點，才能夠知道未來中國維持高速經濟增長的可能性如何實現。”中國和日本、韓國、中國台灣這幾個經濟體相比，無論是在面積還是人口意義上都絕對是個大的經濟體。中國在過去30年中的高速增長更多是來自於東部，中國對其他發達國家的追趕也主要是東部的追趕。如果一定要與其他幾個亞洲經濟體作比較，那麼，拿中國的某一個或幾個省來比較，可能比拿全國來比較要更合適。換句話説，中國的東部可能因為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日漸縮小，即將迎來經濟增長速度放慢的時期，比如説，上海按常住人口計算的人均GDP在2007年已經達到64592元，超過了9000美元，但是，中國廣闊的內地可能才剛剛進入承接沿海地區的製造業，並且加速追趕的時期。只不過，內地對沿海地區製造業的承接是在內地實現，還是進一步將人口向東部集聚，讓內地人更多地在東部獲得工業化的收益是關鍵問題所在。
　　當時，在帕金斯演講結束後，陸銘提了兩個問題。第一，正如帕金斯所説，全要素生産率的增長是重要的，經濟結構轉換 （特別是城市化）也是非常重要的。更重要的是，生産率的增長和結構轉換本身就是相互&&的。中國過去30年略高於年均3%的全要素生産率增長率是在城市化被抑制的條件下獲得的，而中國正在進入一個快速的城市化階段，這是否可能帶來一個更快的生産率的增長？第二，如果考慮到中國是個大國，內地進入一個加速追趕的時期，是否有可能使得中國整體上保持高速的經濟增長？帕金斯的回答是，如果勞動力從農業進入工業，這樣的結構轉換的確可能帶來生産率的提升。但是，對於中國內地省份的追趕，帕金斯認為像越南這樣的東南亞國家更可能成為下一輪製造業轉移的目的地，畢竟，中國的內地省份沒有直接的出海口，在制度等方面也沒有做好準備。
　　陸銘認為，帕金斯的回答雖然正確，但可能還沒有觸及問題的要害，那就是勞動力流動。不錯，如果孤立地來看中國的內地省份，那麼，它們的確就像蒙古一樣因為地處內地而缺乏發展製造業的優勢。但是，問題就在於，如果是獨立的國家，並且地處內陸，那就不能將勞動力轉移到沿海國家去，通過商品的長途運輸來進行國際貿易，成本又太高。而中國的內地省份是一個具有漫長海岸線的國家的一個部分，只要勞動力流動是自由的，那麼，通過讓內地勞動力流動到靠近沿海的地區，就相當於內地省份擁有了出海口。帕金斯看到了勞動力從農業轉向工業所帶來的生産率的提高，但是，他忽略了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在中國這樣的大國還伴隨着人口遷移。在人口的遷移過程中，勞動力可以在沿海地區集聚，而集聚效應持續發揮則可能成為未來勞動生産率不斷提高的源泉。甚至不能排除這樣的可能性──加速的城市化和經濟集聚過程可能使勞動生産率的提高速度超過過去30年。
　　陸銘説： “當我把我的想法與同事陳釗教授探討的時候，他提醒我，我還應該談到大國內部不同地區之間的互補性。”的確如此，如果是一個小國，它在整個國際分工體系中所處的只是短短的一環，它或者是整體上處於勞動力低價的階段，或者進入勞動力成本較高，必須依靠創新來發展的階段。而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不同的地區就好像由不同的小的經濟體組成，而這些以省為單位的經濟體恰恰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使得整個中國可以在國際分工鏈條中覆蓋一段，而不只是一點。換句話説，當中國的沿海地帶逐漸進入創新推動的發展階段之後，內地仍然有很大的潛力來發展勞動密集型的産業。曾經有一次國際會議上，來自非洲的同事就向我感嘆道，來自中國的産品既有奢侈品，也有最便宜的，讓最低收入的人們也買得起的日常生活用品。中國的大國特徵在這裡盡顯無遺。
　　把上面這個問題搞清楚了，中國未來是否可能維持高增長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從總體上來説，如果中國可以通過勞動力轉移、城市化和經濟集聚來提升勞動生産率，那麼，勞動生産率的提高就可能彌補資本和勞動增長的減速，為經濟的高增長提供持續的活力。事實上，在這一過程中，將不斷有大量來自內地省份的勞動力實現對較發達地區的追趕。也就是説，在世界的其他發展中國家， “追趕”主要是指一個相當於中國的省 （或幾個省）的國家的經濟快速發展。而在中國，這種追趕可能首先表現為 “內地人”的追趕，借助於勞動力轉移， “內地人”的追趕完全可以在沿海地區實現。更重要的是，當現在沿海達到的年均兩位數的增長逐漸擴散到內地的時候，區域經濟之間的互補性將顯得越來越重要，區域間的發展也會逐漸趨於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