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當今世界經濟科技發展的新趨勢，以及各國之間綜合國力的競爭，我們應當將高科技、文化、教育等産業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主導乃至支柱産業。而房地産業，則應當儘早讓其回歸到民生的位置上去，並確立起“民生地産”的産業定位。
　　如果不能從“GDP取向”、“財政取向”、“形象取向”轉向“民生取向”，我國房地産業的發展就會越來越遠離公眾，甚至出現“房地産業發展了，GDP增長了，百姓的住房卻沒了”；“城市的形象有了，政府的政績有了，群眾的安居卻沒了”等背離科學發展的現象。

　　以房地産業拉動經濟增長是把“雙刃劍”

　　對房地産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及其作用，近年來始終存在着爭論。雖然各地方政府以及部分學者一直把房地産業視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産業，而且有關房地産業是“支柱産業”的提法也曾出現在國務院的文件中，可是仍有相當一部分學者對這一提法持不同意見。其中，有的學者按照國際上通常將房地産業與建築業分開的做法，認為在國民經濟中起着支柱作用的應當是建築業而非房地産業；另有一些學者則將支柱産業與主導産業分開，認為房地産業應是國民經濟發展的主導産業而不是支柱産業。所有這些爭論，其核心都是圍繞着房地産業能否作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産業而展開的。
　　繼1994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房地産管理法》為房地産業的發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後，1998年住房分配貨幣化改革又為房地産業的發展提供了廣闊市場。進入21世紀，房地産業已經在我國國民經濟中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2003年的國務院18號文件(即《國務院關於促進房地産市場持續健康發展的通知》)指出：“房地産業關聯度高，帶動力強，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産業”。所以有人説，房地産業作為國民經濟支柱産業的定位，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房地産管理法》，成於2003年的18號文件。
　　毋庸置疑，房地産業的突出特點是産業鏈上下延伸較長，它一方面是鋼鐵、水泥、玻璃等上游産業産品以及建築業的主要消費産業，另一方面又可以帶動下游的房屋裝修、家用電器等一系列消費品的需求。所以，當經濟發展面臨需求不足或者其他經濟困難時，在短時間內採取相應的宏觀經濟政策，發揮房地産業關聯度高、帶動力強這一特點來拉動經濟增長，往往可以起到牽一髮而帶千鈞的作用。
　　但也必須看到，宏觀經濟政策通常都是對策性的調整政策，具有明顯的短期性特徵。如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曾經歷過的幾次經濟調整，當時所&&的調控措施都是短期對策性的政策。而某一産業在國民經濟發展中所處的地位尤其是能否確立為支柱産業，並不是由宏觀政策而是由具體的産業政策來決定的，與宏觀經濟政策不同的是，産業政策具有長期性和穩定性，這在我們制定或執行某項經濟政策時必須加以區分。所謂國民經濟“支柱産業”的定位，表明這一産業可以在較長時期內對國民經濟發展不僅起到拉動作用，更具穩定功能。
　　從歷史上看，有些國家在工業化和城市化快速發展階段，也曾將房地産業作為國民經濟支柱産業。但是近些年來，由於受到資源環境約束以及國際經濟技術競爭等因素影響，已經很少有哪個國家將房地産業確立為支柱産業了，除非國家經濟有可能出現衰退時，才利用房地産業關聯度高、帶動力強的特點來拉動增長，而不是作為支柱産業對其進行長期的政策支持。況且房地産業關聯度高、帶動力強的特點本身也是一把雙刃劍，長期過度地依賴房地産業拉動增長，不僅不利於經濟穩定，還可能帶來經濟增長的粗放化和經濟結構的粗笨化，甚至導致整個經濟發展失衡。當這種失衡達到一定程度，就會在經濟規律自身的作用下施以強制性調整，把原來的比例關係或結構破壞掉，使社會經濟得以在新的平衡的基礎上重新運行，這就是我們所説的經濟危機的過程及其所起到的作用。而其他關聯度較小、拉動力較弱的某些産業，一般不會起到像房地産業那樣強的拉動作用，但同時也不至於帶來像房地産業那樣的危及經濟全局的破壞作用。
　　從我國近些年的實踐看，將房地産業定位於國民經濟支柱産業，一方面容易忽視住房對於民生的保障功能，另一方面也往往會給那種片面追求GDP的非科學發展提供理論上的依據和現實的路徑。它使得始於1998年的住房分配貨幣化改革，從實施之初就在某種程度上擔負起拉動經濟增長的功能，有些城市又將其推向極致，演變成一種畸形的經濟增長和財政增收的依賴模式。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以人為本，從執政的角度講就是以民為本。堅持科學發展決不能忽略房地産業的民生性質，必須把房地産業的發展與國計民生緊密&&起來。否則，像我們這樣一個大國，“不靠科技靠地産”，“不靠企業靠炒房”，不僅會使民生受到傷害，也無益於經濟發展和綜合國力的提升。

　　房地産業應確立“民生地産”的産業定位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經濟以年均9.7%的增速快速增長，但是這種高增長具有明顯的粗放型特徵。在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即投資、出口和消費中，更多的是依賴於前兩駕馬車，消費所起的作用明顯不足，而在投資中又主要是依賴於房地産投資，生産性投資相對落後。喜歡搞建築物而不喜歡更新設備和技術，這個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就已經形成的偏好，在中國走上市場經濟體制後不僅沒有被丟棄，反而更趨強化了。儘管“九五”期間中央就已經提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調整經濟結構，但是在以GDP增長來評價政績、決定升遷的政治氛圍下，作為地方政府是不可能去關心增長方式的轉變和經濟結構的調整的，它們勢必把最能拉動增長的房地産業放在首位並視為支柱，而且在實際工作中還主動擔當為房地産業快速發展保駕護航的角色。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優化經濟結構長期不能如願，與這些年來始終把房地産業作為支柱産業不無關係。可以説，房地産業作為拉動GDP的支柱産業，在許多地方政府那裏是不存在異議也是不容置疑的。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中央以啟動房地産來保證經濟增長的宏觀經濟政策，從當時看是一個臨時性的宏觀經濟政策，但是在地方政府那裏卻基本上成了十年一貫制的長期政策了，這可以説是“九五”期間中央確定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調整經濟結構的任務至今也未能真正落實的重要原因。
　　不但地方政府出於政績考慮熱衷於以房地産拉動經濟增長，房地産業畸高的産業平均利潤率及豐厚的回報也吸引着眾多企業紛紛加入。在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前些年裏，社會平均利潤率其實不過在8%左右，而房地産業的平均利潤率卻可以達到30%，同時房地産又是一個進入門檻相對較低的市場，很少有企業能夠在這種利益面前不為所惑。就連中國著名家電企業海爾集團也經不起這種高利潤的誘惑而進入了房地産業，其實又何止海爾，包括海信等中國青島的幾大名牌企業幾乎無一例外地投身到了房地産業。2008年中國房地産業發展處於巔峰時，全國房地産企業總數達到了5萬多家。房地産業成為了“名符其實”的國民經濟支柱産業，吸引了大量的經濟資源。但從另一方面看，這一發展態勢必將延緩中國的産業升級進度，甚至弱化某些重要産業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就經濟發展的階段性而言，目前中國仍處於工業化中期，正是産業升級的關鍵階段，科技投入和産業研發應當成為産業升級的主要推動力，然而房地産市場的經濟泡沫和超常的利潤回報，不僅打擊了企業研發的積極性，更分流了企業科技投入所需的各種資源。長此以往，勢必會危害我國創新型國家建設之大計，“中國創造”戰略也將無法真正實現。試想，連中國家電行業的龍頭企業海爾集團都不能專心於家電的生産和研發，而要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去涉足房地産業，還有什麼樣的企業能夠不為所惑？中國家電産業的國際競爭力又豈能不受影響？還應當看到，我們這樣一個人口眾多、人均佔有資源(包括土地在內)又相對匱乏的國家，若想長期支撐一個增長方式粗放的産業超常規發展，在資源的供給上也不具有可持續性。
　　從國際經驗看，由於社會經濟的發展是動態的，因而決定了作為國家經濟棟樑的支柱産業不可能一成不變。以美國為例，從19世紀工業化以來，最初曾將鋼鐵、汽車、建築作為支柱産業，而現今卻是以航天、信息為支柱産業，正是靠着這種支柱産業的更替和升級，美國才能在世界上長期保持着首屈一指的經濟強國地位。所以，即使我們有理由將房地産業作為支柱産業，也不可以將這種産業定位固化，甚至一以貫之地堅持下去。
　　尤其是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與資本主義工業化初期乃至上個世紀的狀況都大不相同。首先，隨着世界各國綜合國力的競爭日趨激烈，許多國家都加快了技術更新和産業升級的步伐，並把高新技術産業作為經濟發展的先導産業甚至是支柱産業。其次，由於資本主義國家在以往幾百年的工業化進程中，過度依賴於能源和各種資源的消耗並造成對環境的損害，使得當今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都受到嚴峻的資源和環境約束，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已不可能再步那些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後塵，繼續沿襲資源高消耗和環境高污染的道路。再次，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化和城鎮化都是以對農民的剝奪為前提的，用馬克思的話説“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載入人類編年史的”。而社會主義的中國是絕對不可以重復那樣的城市化道路的。這些新的時代特徵和特殊國情都要求中國必須做出新的選擇。黨的“十七大”科學地分析了我國全面參與經濟全球化的新機遇新挑戰，要求我們全面認識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深入發展的新形勢新任務，在強調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同時，進一步指出必須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和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就需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由主要依靠第二産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産業協同帶動轉變，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在此基礎上發展現代産業體系，提升高新技術産業，提高服務業比重和水平，而不是將經濟增長建立在一味依賴投資、依賴房地産拉動的基礎之上。走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就需要統籌城鄉發展，保護失地農民的利益，節約土地資源，增強國土資源的綜合承載能力，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培育新的經濟增長極。在此基礎上形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節約土地的城鎮化發展格局，而不是從大城市到小城鎮都把房地産業作為支柱産業，更不能像有些發達國家那樣以國土資源的過度消耗為城鎮化的代價。
　　從眼下這場國際金融危機看，房地産業已經難以再像十年前那樣對拉動經濟增長起到火車頭的作用了，即使經過調整中國的房地産業仍然可以再度振興，也不宜作為支柱産業，作為支柱産業乃至戰略産業的應當是高科技、文化、教育等産業。因為這些産業不僅主要是依靠人的智力(而不是資源)投入來尋求發展，其附加值高不説還能帶來較好的社會效益。而且當前這場危機也給我們進行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發展戰略的轉換帶來了契機，歷史的經驗表明，越是在經濟危機或蕭條時期，越是高科技、文化、教育等産業發展和繁榮的機遇期。因為經濟危機通常表現為生産的過剩和産品的滯銷，為了尋找新的市場和擴大産品銷路，就要加強新技術的研發和新産品的開發，加大對高科技産業的投入。2009年1月20日，當奧巴馬宣誓成為第44任美國總統時，為了應對嚴重的金融危機，一個8000至10000億美元的經濟復興計劃也將隨之推出，而在這項計劃中最引人矚目的就是預計將創造300至400萬個工作崗位的有關新能源和高科技的投資計劃。在經濟調整階段通常還會出現短時期的低增長和高失業，社會心理會發生一些變化，基於經濟前景黯淡的預期，生産性投資會壓縮，社會資金投入便要轉向教育和文化娛樂，因為教育可以延緩就業、提升人的素質和能力，文化娛樂可以給經濟震蕩中的人們一些精神上的慰藉、安頓與鼓舞，從而給教育和文化産業的發展帶來機遇。例如日本在90年代的平成恐慌中就於1995年確立了面向21世紀的“文化立國”戰略。而韓國在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也加大了對文化發展的投入，使得文化産業實現了跨越式的發展，“韓流”不僅拉動了本土消費，也帶動了國際貿易的增長。
　　與日韓相比，中國是一個擁有幾千年文化的國度，蜚聲海內外的“四大發明”曾為人類文明和科技進步做出過卓越貢獻，“兩彈一星”和“神舟飛船”更證明了當代中國的能力和智慧，説明目前中國完全有條件將高科技、文化、教育等産業發揚光大。所以，面對當今世界經濟科技發展的新趨勢，以及各國之間綜合國力的競爭，我們應當將高科技、文化、教育等産業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主導乃至支柱産業。至於房地産業，則應當儘早讓其回歸到民生的位置上去，並確立起“民生地産”的産業定位。如果不能從“GDP取向”、“財政取向”、“形象取向”轉向“民生取向”，我國房地産業的發展就會越來越遠離公眾，甚至出現“房地産業發展了，GDP增長了，百姓的住房卻沒了”；“城市的形象有了，政府的政績有了，群眾的安居卻沒了”等背離科學發展的現象。只有從民生地産的産業定位出發，將房地産業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與民生問題的解決更好地統籌起來，這樣的增長才能帶來相應的發展，才符合科學發展觀的要求，也才能實現黨的十七大提出的“住有所居”的民生目標。

(作者單位：中共大連市委黨校)

    [政策分析]房地産業的民生性質越來越受到高層重視

　　也許是某種巧合，自2003年國務院18號文件提出房地産業已經成為國民經濟“支柱産業”後，國內房價也加快了上漲，2004年下半年又進一步加速。如果説2004年以前還是正常的恢復性上漲的話，2005年以後的兩三年可就是迅猛上漲了，在一些沿海大城市，房價一兩個月漲個千把元錢已是常態。直到2008年12月，全國70個大中城市的房價才出現同比0.4%的降幅。如果從1998年住房分配貨幣化改革算起，我國房價持續上漲了10年，這在全世界都是難得一見的。

    [歷史回顧]日本"平成恐慌"和美國"次貸危機"的鏡鑒

　　由於在較長時期過度依賴房地産來拉動增長，從而導致經濟失衡並引發危機的事例，近些年來在國際上時有發生，其中最有影響的要算上個世紀發生在日本的“平成恐慌”和本世紀發生在美國的“次貸危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