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手機APP，選定課程與時段，專業教練會攜帶設備準時抵達小區，一對一指導孩子體測訓練；無須奔波場館，用戶提前預約即可享受上門瑜伽課程……這種被稱為“體育外賣”的新型服務模式，正在不少城市悄然興起，成為全民健身熱潮中的一道亮麗風景線。
受訪專家&&，線上下單、教練上門、場地靈活、課程定制的特點，讓“體育外賣”打破了傳統體育培訓的時空限制，以“流動操場”的形態重構體育消費場景，為上門經濟開闢了充滿活力的新賽道。
“體育外賣”興起
在北京奧林匹克公園景觀大道，每週五傍晚，私教大鵬會準時帶着專業跳繩、折返跑標誌桶、坐位體前屈設備，為10歲的學員子源開展個性化訓練。
圖為今年5月重慶市墊江縣鳳山小學學生在鳳山公園練習花式跳繩。新華社記者 陳誠 攝
“孩子體型偏胖，需要加強鍛煉，中考體育也越來越重要。”子源的爸爸告訴記者，今年暑假他們開始嘗試“體育外賣”，上門的體育教練根據孩子的體能狀況定制了課程，還針對性地強化了中考體育核心項目。如今孩子不僅體重明顯下降，運動興趣也有所提升。
除了一對一私教模式，鄰里拼團的“共享教練”也廣受歡迎。北京朝陽區的張女士和小區三名家長組團，為孩子訂購“體育外賣”，每週固定三節課。在她看來，“體育外賣”精準解決了接送孩子成本高、時間匹配難的痛點，讓家長“省時又省心”。
記者了解到，當前，“體育外賣”的“菜單”正持續擴容。青少年群體中，體適能訓練、中考體育備考、輪滑等需求旺盛；成人市場以瑜伽、普拉提、減脂塑形等教學為主；老年群體的太極拳、健步走指導等上門教練服務也逐漸興起。在消費場景上，小區空地、社區公園、家庭客廳等都成了臨時“運動場”。
在廣東佛山某小區內，每週六上午9點，瑜伽教練李玉就帶着瑜伽墊和輔具準時敲響客戶的門。一小時後，她又將趕往下一戶人家進行私教指導。李玉從事上門體育教練已有三年，她的課程從最初的青少年體測提升，逐漸拓展至成人健身領域，支持按次結算，用戶無須預付大額課包，她也憑藉靈活便捷的服務積累了大量回頭客。
盤古智庫高級研究員吳琦對《經濟參考報》記者&&，作為體育培訓與上門經濟深度融合的新興業態，“體育外賣”市場發展呈現高速增長、場景突破、模式迭代的特徵，折射出我國體育消費市場的多元化升級趨勢。
市場潛力持續釋放
“體育外賣”的走紅並非偶然，而是需求升級、政策導向與數字賦能等多重因素共振的結果。
從需求端看，隨着居民健康意識提升，體育消費從“可選消費”轉變為“剛性需求”。國家體育總局數據顯示，2021至2023年，體育産業增加值年均增速為11.6%。人民群眾參與體育消費的熱情高漲。特別是伴隨多地提高體育在中考中的權重，家長對子女體育素養的重視程度也越發提升，青少年體育培訓需求持續釋放。
在政策層面上，《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釋放體育消費潛力進一步推進體育産業高質量發展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提出，到2030年，體育産業總規模超過7萬億元。《意見》強調，推動體育消費場景與數字技術有機融合，培育智能化、定制化、體驗式體育消費新模式。
供給側的靈活適配進一步激活了市場潛力。“體育外賣”採用輕資産運營模式，無須投入場地租金，教練可通過個人創業或入駐平台的方式提供服務，大幅降低了行業准入門檻。
記者了解到，抖音、小紅書、閒魚等社交平台已成為不少教練推廣服務的陣地；一些專業服務平台也快速發展。比如，北京“樂時運動”上門體育平台專注做“體育外賣”，課程內容包括青少年體育備考、職場人健身私教、老年人太極拳以及飛盤、匹克球等新興運動。上線10個月以來，該平台用戶已突破30萬，覆蓋全國超百個城市，復購率約45%。
“‘體育外賣’市場空間潛力巨大。一方面，細分領域保持高速增長，比如體態矯正、增高訓練等新興需求增加；另一方面，區域擴張與下沉市場潛力巨大，中西部地區和低線級城市有較大滲透空間。”吳琦認為，隨着人工智能等數智技術的賦能，將進一步提升用戶體驗，推動市場規模持續擴大。
在國研新經濟研究院創始院長朱克力看來，“體育外賣”對體育消費的革新在於打通了“精準供給”與“碎片化需求”的通道。其未來潛力還取決於三個關鍵突破：一是服務深度，能否從單一訓練升級為包含健康評估、營養指導的綜合解決方案；二是場景擴展，能否結合社區公共空間開發團體課程；三是技術賦能，能否利用可穿戴設備實時反饋訓練效果。
行業亂象與隱憂並存
受訪專家也指出，“體育外賣”作為新興業態，仍處於成長初期，面臨資質亂象、安全隱患、監管空白等多重挑戰。推動“體育外賣”規範健康發展，需要政府、平台、行業、消費者形成共治合力。
吳琦指出，“體育外賣”的發展面臨三大瓶頸：一是從業者資質素養參差不齊，部分“野生教練”無專業證書，教學經驗和能力不足；二是監管體系有待健全，缺乏統一的服務標準，市場秩序有待完善；三是安全風險存在隱患，部分場地選擇隨意，存在訓練方法不規範等問題。
“當前最突出的矛盾是服務質量與安全管理的系統性缺失。”朱克力&&，部分教練專業水平缺乏第三方認證，消費者難以辨別資質真偽；運動損傷的歸責機制模糊，平台、教練、用戶三方權責不明；臨時訓練場地的安全標準空白，如戶外地面防滑系數、器械安全距離等無據可依。
吳琦建議，一是加強監管與標準制定，相關部門應建立“體育外賣”服務標準；二是強化平台主體責任，對教練資質進行審核；三是提升消費者認知，家長理性選擇有資質的機構；四是推動行業自律，協會牽頭制定行業規範，引導企業合規經營。
“政策端應參考網約服務管理模式，建立教練執業備案庫與星級評價體系；平台端需設計雙向保障機制，建立服務質量追溯鏈；行業組織應牽頭制定居家及戶外健身服務基礎規範，明確不同年齡段學員的動作安全邊界與應急處理流程。”朱克力説。
在專家看來，作為新興業態，“體育外賣”的創新價值值得肯定，但其健康發展離不開規範的制度環境，唯有在創新與規範之間找到平衡，才能讓“體育外賣”真正成為“流動的安心操場”，持續釋放體育産業的消費潛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