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一個經濟轉型大國。未來十年是我國經濟轉型升級的重要歷史關鍵期，蘊藏着巨大的經濟增長潛力與提質升級空間。經濟轉型升級潛力的釋放，將為“十五五”時期實現“高質量發展取得顯著成效”注入巨大確定性。

　　從經濟生活的實際看，我國的經濟轉型升級還面臨着消費與投資、城市化與工業化、政府與市場等方面的某些結構性矛盾掣肘。推動“十五五”時期高質量發展，重在以改革破解經濟轉型升級面臨的結構性矛盾，以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確定性應對外部環境急劇變化的不確定性。

　　擴大消費是高質量發展的基礎與關鍵

　　擴大消費是高質量發展的基礎與關鍵。要以全面深化改革着力解決投資與消費的結構性矛盾，促進供給和需求的良性互動。

　　強大的國內市場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依託。“十五五”時期，形成更多由內需主導、消費拉動、內生增長的經濟發展模式，關鍵在於以全面深化改革盡快破解投資與消費的結構性矛盾。

　　首先，實現供給與需求的良性互動是高質量發展的現實需要。只有消費與投資良性互動，供給與需求的大循環才有基礎。當前，我國經濟運行中“供強需弱”的特徵比較明顯。數據顯示，2024年中國GDP佔全球的比重約為16.8%，最終消費佔全球消費的比重約為13.0%，製造業增加值佔全球的比重約為27.7%。初步估算，如果我國最終消費佔全球的比重達到製造業增加值佔全球的比重，將新增不少於10萬億美元的消費市場。

　　其次，擴大消費既是拉動經濟增長的基礎，也是關鍵。投資與消費在拉動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在不同時期需要不同的條件。在短缺經濟時代，投資是關鍵，有多少投資就有多少消費，投資決定增長；進入新發展階段，消費是關鍵，是投資的基礎，擴大消費對拉動增長具有重要作用。

　　進入消費新時代，重在建設以服務型消費為重點的消費大市場。從國際經驗看，居民服務型消費佔比達到60%至70%後將進入相對穩定的狀態。從發展趨勢看，我國仍有10至15個百分點左右的提升空間。初步預測，到2035年，若我國城鄉居民服務型消費佔比由2024年的46.1%提升到55%至60%，將帶來40萬億元左右的新增消費需求。中國14億多人口的巨大新增服務型消費大市場，將成為全球創新的試驗場、應用場，將成為中國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新需求、新動力。

　　再次，以結構性改革破解投資與消費的結構性矛盾。釋放消費潛力、增強消費信心、穩定消費預期，要堅持惠民生和促消費、投資於物和投資於人的緊密結合。

　　一方面，加快實施“投資於人”的戰略舉措。初步測算，“十五五”時期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投資於人”，需要80萬億元至100萬億元的投資規模。另一方面，加快調整優化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由此提升中等收入群體佔比。

　　此外，還要以消費結構升級創造新的投資需求。當前傳統投資增速逐步放緩，而教育、醫療、養老、社區建設等領域的投資空間巨大。為此，需要以擴大服務業市場開放為重點，帶動與服務型消費相適應的有效投資，提升服務供給質量。

　　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載體

　　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載體。要以全面深化改革着力解決城市化滯後於工業化的結構性矛盾，促進工業化與城市化的良性互動。

　　城市化創造需求，工業化創造供給。高質量發展需要城市化與工業化的雙輪協同驅動。當前，我國總體上進入工業化後期，但城市化水平與工業化進程仍有一定差距。要以全面深化改革破解城市化滯後於工業化的結構性矛盾，形成相互促進的新格局。

　　第一，適應工業化發展水平需補齊城市化發展短板。無論從國際經驗看，還是從我國發展階段看，我國的城市化仍有較大提升空間。2023年我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比常住人口城鎮化率低18個百分點左右，1.7億進城農民工和隨遷家屬尚未真正融入城市。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以土地擴張和投資工業大項目為主的城鎮化發展模式，對加快工業化、促進經濟增長髮揮了重大作用，但也帶來投資於人滯後於投資於物、人口城鎮化滯後於土地城鎮化等結構性矛盾。堅持人民至上，需要補齊城市化滯後於工業化的突出短板，需要形成城市化支撐工業化、工業化帶動城市化的新發展格局。

　　第二，以城市化為主要抓手打造強大國內市場。城市化是“投資於人”的主要載體，是“投資於人”和“投資於物”的重要結合點，是解決供給與需求結構性矛盾、釋放消費與投資等內需潛力的根本之策。初步測算，我國城市化率提高1個百分點，每年可以新增2000多億元消費需求，由此帶動的住房、市政設施、教育、衞生等投資需求超過1萬億元。

　　2023年，我國地級以上城市貢獻了全國60%的工業收入、70%的服務業增加值、90%的創新成果。“十五五”時期，構建以先進製造業為骨幹的現代化産業體系，需要在城市化進程中促進生産性服務業與製造業深度融合，需要在充分發揮城市化帶來的市場規模效應和要素集聚效應中推進投資與産業轉型；需要充分利用城市化創造的豐富應用場景，實現産業的智能化、綠色化、融合化發展。

　　第三，以結構性改革破解城市化面臨的結構性矛盾。一方面，深化戶籍制度改革。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需要加快戶籍制度改革，聯動推進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賦予農民更多財産權，使數億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另一方面，提升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加快建立起城鄉、區域間標準大體相當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同時，要加快現代化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在城市更新中推廣應用綠色、低碳、智慧、適老等新技術，提升城市基礎設施的産業支撐能力和公共服務水平，發揮城市更新對經濟轉型升級的拉動作用。

　　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高質量發展的根本保障

　　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高質量發展的根本保障。要以全面深化改革進一步理順政府與市場關係，促進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良性互動。

　　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始終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條主線。推動高質量發展，需要堅持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加快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第一，破解經濟運行中的結構性矛盾，重在實現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的良性互動。當前，經濟運行中的某些結構性矛盾，與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尚未完全理順直接相關。例如，某些地方政府仍習慣於通過投資端發力來推動經濟增長。這對於促進産業創新、製造業高級化和新興産業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要看到，長期堅持投資拉動增長的發展模式對擴大消費形成了嚴重掣肘。以價格戰為主要方式的“內卷式”競爭蔓延，制約了産業轉型升級。

　　實踐證明，充分發揮功能性産業政策的效力，避免資源錯配，核心在於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要以明確職能邊界為前提，提升宏觀經濟治理效能；要進一步優化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財權和事權，激發地方政府在營造環境、投資於人等方面的積極性，形成中央與地方促進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合力。

　　第二，穩就業、穩企業、穩市場、穩預期，重在穩中小企業。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主體是廣大中小企業。實現高質量發展，迫切需要進一步激發中小企業活力，要在穩定中小企業預期、增強中小企業信心方面採取重大行動；要打破市場分割，加快構建統一高效的全國大市場；要加快推進服務業市場開放，使得各類企業更加順暢便利地進入醫療、教育、文化娛樂等需求較大的服務市場；要發揮大型國有企業在創新平台搭建、基礎設施建設、産業鏈協同等方面的基礎性作用，支持中小企業轉型升級。

　　第三，加快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十五五”時期，要加快推進資金、數據、人才、土地等要素市場化改革，建立全國統一要素大市場，實現各類經營主體平等使用生産要素；要強化法治政府建設，特別是在法治層面規範地方政府的經濟促進行為，以法治的確定性穩定各類經營主體的發展預期；要將強化競爭政策的基礎性地位制度化、具體化，實質性解決某些地方政府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的做法；要實現制度型開放的重要突破，加快推進以服務市場為重點的規則、規制、管理、標準對接。

　　第四，處理好服務業市場開放中的政府與市場關係。在我國製造業對內對外市場全面開放的情況下，服務業市場開放成為市場化改革的重頭戲。相關研究表明，知識密集型服務推動全要素生産率的貢獻率可以達到40%至60%。“十五五”時期，要按照中央要求的“以服務業為重點擴大市場准入和開放領域，擴大單邊開放領域和區域”，推出一批突破性新舉措。例如，爭取到2030年前後，推動我國服務貿易開放程度達到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即經合組織，OECD）國家平均水平；主動擴大對發達國家生産性服務的進口，加快推動人才、科技、教育領域的單邊開放，以強大國內市場吸引集聚全球優質要素；要在實質性打破服務業行政壟斷方面出實招等。

　　高質量發展需要強大的國內市場，既包括以先進製造業為骨幹的現代化産業體系，即“中國製造”，也包括以服務型消費為重點的消費體系，即“中國消費”。“十五五”時期，以結構性改革着力破解經濟運行中的結構性矛盾，釋放“中國製造+中國消費”疊加的中國大市場的巨大潛力，由此既為推進“高質量發展取得顯著成效”奠定重要基礎，也為不確定的世界注入重要的確定性，形成與世界各國共享機遇、共同發展的新格局。

　　（作者係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