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只要幾元錢的藥品，零售價卻達到幾十元甚至上百元，是誰抬高了藥價?有些藥品，價格雖然降下來了，但質量能否保證?老百姓如何才能買到價格合理的放心藥?

　　參加全國兩會的部分人大代表指出，我國的藥品大致分為基本藥物和非基本藥物，雖然都是政府招標採購，但後者被層層加碼，價格一路飆升，前者卻面臨利薄無人生産的尷尬境地，建議加大醫改力度，完善定價機制和政府招標採購機制，真正保障老百姓利益。

　　高價藥為何橫行?

　　買藥貴是醫療領域老百姓反映最強烈的問題之一。“成本只要幾元錢的藥品，零售價可達到幾十元甚至上百元。”一位長期從事醫藥銷售的業內人士告訴記者，藥品價格虛高已經是公開的秘密，由於藥品流通環節過多，層層加碼，層層注水，“往往到患者手中的價格比出廠價會高2.5倍以上。”

　　全國人大代表、山西省衞生廳副廳長謝紅認為，藥品價格虛高，與“以藥養醫”的體制有關。雖然基本藥物實行零差率銷售，但非基本藥物卻仍然存在加價銷售的問題。

　　“現在藥品採購都是政府招標，挂網採購，中間環節卻存在一些水分。”謝紅説。據內部人士指出，有部分藥企為了保證藥品進入政府採購目錄，對組織投招標人員進行行賄，為了保證藥品能夠到了患者手中，對醫院、醫生進行行賄。

　　在過去的一年中，這樣的案例被頻頻曝光：葛蘭素史克(中國)採取直接行賄或贊助項目等形式，向少數醫藥行業組織、醫院、醫生等大肆行賄;福建漳州藥品回扣案件幾乎涉及全市所有二級以上醫院;賽諾菲被曝通過研究經費、現金報銷、禮品贈送等方式，向70多家醫院的500余名醫生行賄。

　　全國人大代表、山西亞寶藥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任武賢説，本來醫藥代表與醫生進行交流，把用藥方法、藥品優缺點介紹給醫生，這是一個非常正常且必須經過的過程。但在我國卻被歪曲，成了賄賂醫生的過程。

　　“定價機制存在很大問題，藥品價格由廠家説了算，他們往往定價虛高，預留出各個環節的回扣空間。”謝紅説。據了解，葛蘭素史克涉案高管承認，“營運成本”佔到了藥價的三分之一;而據福建漳州被查處的醫藥代表講述，“藥品價格構成比例中，成本價往往不到20%。”

　　低價藥去哪了?

　　藥價高加重老百姓負擔，那藥價低就是好事嗎?謝紅説，當前一些基本藥物存在價格“虛低”的問題，事實上損害了患者利益。

　　2009年，發改委等9部委發布了《關於建立國家基本藥物制度的實施意見》。發改委制定基本藥物全國零售指導價格，在保持生産企業合理盈利的基礎上壓縮不合理營銷費用。這一舉措旨在向藥品市場上部分價格虛高的藥品“開刀”。

　　“基本藥物制度降低了患者用藥負擔，但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基本藥物卻消失了，藥企不供應了。”謝紅説，由於政府統一投招標，很多藥企為了競爭，把價格壓到很低，但是真正中標後，由於利潤太低，無法生産，有的就不供應了，但有的卻降低成本，出現了一些造假行為，損害了患者利益。

　　任武賢説，基藥制度確實讓老百姓得到了實惠。但政府採購招標卻是“低價者中標”，一味注重價低，缺少質優的考慮，把真正的好藥擠了出去。

　　全國人大代表、臨汾市第四人民醫院院長賈愛芹也説，基本藥物的利潤薄，企業不願意生産，出現了病人急着用藥卻找不到的尷尬境地，如他巴唑、舒喘靈這些廉價藥現在很難買到。“也有廠家將這些藥稍改配方，換個名字，改頭換面又以新藥進入市場，價格可能就翻了好幾倍。”

　　完善定價和採購招標機制

　　那麼，如何才能讓老百姓買到質量又高價格又合理的藥?謝紅説，應大力推進醫改，建立合理的藥品定價機制和政府採購機制。

　　首先，“既要防止價格虛高，又要防止虛低。”謝紅建議，藥品限價不能光設置上限，也應設置下限，“有些藥價格低到一定程度就低於成本了，實際上是老百姓受害。但上下限應如何控制，需要政府做好測算。”賈愛芹建議，對於一些廉價藥，政府可以給生産企業一些扶持和補貼政策，調動企業生産積極性，或者國家定點生産。

　　其次，要建立科學、統一、規範的藥品質量評價體系。“同一種藥品，同樣規格、名稱，不同廠家，該怎樣選擇，這是招標最糾結的地方。”謝紅建議，在進行採購時，建立藥品質量評價體系，列出藥品質量標準，嚴格根據標準進行招標。

　　第三，在投招標過程中，要嚴防暗箱操作。“為什麼要選這家企業，列出和它的內在質量緊密相連的標準，實行陽光、透明招標，接受企業和老百姓監督。”謝紅説。

　　此外，任武賢認為，高價藥品不少都是進口藥。中國是仿製大國，創新藥很少，而國家對外企的原研藥有特殊的保護待遇，國內的仿製藥無法與其競爭。因此，任武賢建議取消外企原研藥的保護待遇，加快新藥審批速度，“藥價將下降3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