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地換錢，那是吃子孫飯，得改改了。”陳永田説。
　　56歲的陳永田是杭州市郊仁和街道的農民，幾年前，城市的疾速拓展讓他所在村莊多半耕地被徵用。老陳家一畝多地恰好在徵收範圍之外，看著鄰居因為徵地而拿到一大筆錢，當時老陳找村裏希望將自己的地也徵掉。
　　如今，老陳的思想轉了個大彎：“錢用完就沒了，耕地是子子孫孫要仰仗的，能少佔一分就少佔一分。”和老陳一樣，許多當年要求徵地的農民不再想著靠徵地“發財”了。
　　儘管耕地是農民的“命根”，但樸素的“利益邏輯”卻讓不少農民有“被徵地”的衝動。正是在這樣的悖論下，國家要求耕地佔補平衡——佔一分耕地就要補充一分進來，以便耕地總量動態平衡，保障國家糧食安全。
　　在農民眼中，這個看似嚴苛的耕地保護政策早已“跑偏”。“誰能找出一塊墾造補充的耕地，和佔掉的良田一樣好？”一位農民的簡單問題讓很多人難以回答。
　　記者走訪過多個“佔補平衡”的墾造地塊，不少都是在小山坡或者偏遠村莊裏，墾造已兩三年的地塊依舊荒蕪或者僅種植一些草或穀類。“這樣的地怎麼種得出東西？你看這滿地的石頭比種的莊稼還多？”麗水一處墾造地塊周邊的農民説。
　　相反，幾乎所有的工業園區都建在平坦的耕地上。“平坦的土地都拿來建廠建房了，所以只能在山上、坡上造新地了。”寧波市鄞州區鄞江鎮宣裴村呂承勇説。
　　更為嚴峻的是，像陳永田所在的郊區農村，耕地後備資源嚴重不足，政府為了完成“佔補平衡”任務，“只能這裡開發一點，那裏開發一點，只求湊夠數量，結果沒幾年，這些小塊的劣質農田又成了荒地。”
　　而在這一過程中，不少山區村、土地富餘村覓得了“賺錢”機會。要完成佔補平衡這個“死任務”，自己沒地方造地，怎麼辦？出錢向能找到地方造地的村莊購買指標，這樣，需方實現了“佔補平衡”項目順利落地，供方獲得了一筆不菲的資金，唯一無人過問的便是造的地能不能耕種。
　　呂承勇等不少農民&&，補充耕地條件差有客觀環境限制，“那些地方本來就是荒地，村裏、農民都不願開發，現在為了完成指標而開發出來，質量怎麼能好？”但“辦法也有”，就是舍不捨得花錢、花工夫？
　　記者注意到，由於缺乏利益補償機制，部分農民對耕地保護冷漠。在嘉興、麗水等地，部分國土部門確定的基本農田無人耕作，處於撂荒狀態，土地質量逐年下降。“劃入基本農田也沒什麼補貼，在家種地還不如出去打工。”麗水市七百秧村黨支部書記吳軍松説。
　　而在進行耕地保護補償試點的台州臨海市，情況則大不相同。記者在臨海市上盤鎮的標準農田示範區看到，這個區域的3萬多畝農田連成一片，田成方、路成網，田裏種植的西蘭花長勢很好。
　　上盤鎮上盤閘村黨支部書記王茂興説，村裏有600多畝土地被建設成為高標準農田，土地質量大大提升，農民紛紛種植西蘭花，每年收成都很好，一畝地能收入7000多元。“而且種好、保護好耕地每年還有200元的補償，農民的積極性更高了。”王茂興説。
　　作為耕地保護的一項基本政策，“佔補平衡”為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不可否認，一些新增耕地“看起來很美”，“佔優補劣”、“硬佔柔補”等問題突出。在“佔補”數量平衡的同時提升耕地質量，是不少農民對耕地保護工作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