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在“中國-歐洲就業與發展”演講會上發發布了《2013人口與勞動綠皮書》。該報告主編，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人口與勞動經濟所所長蔡昉認為，中國的劉易斯拐點於2004年到來之後，工資上漲迅速，超越了勞動生産率的限度，將加速減弱中國經濟在製造業的比較優勢，導致經濟在工資減速過於劇烈，無異於一種休克療法。
　　蔡昉指出，中國的劉易斯拐點於2004年到來之後，從2011年開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開始負增長。這種人口轉變態勢在勞動力市場上的反映，就是勞動力短缺成為常態，企業招工難愈演愈烈。作為一個必然的結果，普通勞動者工資以強勁的勢頭上漲。
　　“以農民工的平均工資為例，2003-2012年期間，在外出農民工人數繼續增加的同時，農民工工資的實際增長率達到12%，2011年更達到了21.2%，2012年在GDP增速降到7.8%的情況下，農民工工資照樣增長了11.8%。”蔡昉認為，鋻於長期以來工資水平的提高滯後於勞動生産率，勞動報酬佔國民收入比重偏低，工資上漲無疑有利於改善收入分配，均衡經濟增長的需求結構。
　　蔡昉同時指出，工資增長歸根到底受到勞動生産率提高速度的制約。我們引用一項針對中國製造業的研究，直接進行工資上漲和勞動生産率的速度對比。該研究表明，勞動生産率提高速度儘管很快，仍然沒有趕上劉易斯拐點到來之後工資上漲的速度，因此，如果計算一個綜合了工資成本和勞動生産率因素，從而可以反映製造業競爭力的指標——單位勞動力成本，可以看到，在2004-2009年期間，中國製造業的名義小時工資提高了72.7%，快於小時勞動生産率的提高速度，導致單位勞動力成本提高了16.1%。
　　“我們希望看到的是，在工資增長與勞動生産率提高保持同步的情況下，那些生産率提高速度低於平均水平，因而在工資增長中競爭力逐漸減弱的企業感受到壓力，及至不能改善則難以繼續生存，生産率提高表現好的企業則在競爭中勝出，因此，整個經濟結構經過優勝劣汰而實現升級。”，蔡昉認為，整體而言，工資上漲超過了勞動生産率的提高速度，則製造業比較優勢乃至競爭力的下降速度過快，沒有足夠的調整和改善時間，則會使過多的企業面臨困境甚至猝死，投資撤離和企業大規模外遷，就會形成一種産業結構調整的休克療法，反而不利於順利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