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近期在魯豫贛鄂陜渝等省市的農業主産區調研了解到，受困於農業“非稅”“非政績”的産業特徵，這些地區抓農業生産的積極性普遍不高，陷入“背着包袱抓農業，抓完農業包袱重”的尷尬，農業幹部穩糧“心難安”。

　　農業縣糧多財少

　　萬載縣是江西省糧食主産區，儘管近年來有機農業發展得有聲有色，但當地依然無法擺脫“工業小縣、財政窮縣”的農業大縣“標準像”。據萬載縣財政局統計，2012年當地可用財力為8億元，人均財政收入位列宜春市10縣市區倒數第一。“全縣財政供養人員1.5萬，每人工資支出約為3.5萬元，加上機關單位的運行開支，8億基本屬於保吃飯的‘剛性支出’，是典型的‘溫飽財政’。”萬載縣財政局會計核算中心主任曾東升向《經濟參考報》記者坦言。
　　“糧食連年豐，GDP和財政收入卻不見增長。數據顯不出，領導看不到”，這是記者在多省糧食主産區聽到農業幹部的普遍“心結”。陜西省部分糧食主産縣的基層幹部無奈地&&，“依靠上級撥款的單一資金渠道，遠遠不能滿足糧食主産區建設的需要。維持‘吃飯’尚且需要‘化緣’，哪有錢搞建設？”
　　在財力捉襟見肘的同時，由於對經濟的拉動效益和對GDP增長的貢獻率低，在部分傳統農區，農業部門淪為事實上的“二線部門”。在各地“招商引資打頭、資金項目挂帥”的發展思路下，領導對農業不夠重視、施政重點不在農業的現象普遍存在，農業大縣急於甩掉“農帽”的衝動難以遏制。
　　“雖是糧食主産省，可現在許多幹部是談工業大半天、談招商大半天、談拆遷大半天，談農業只需一支煙的工夫，主要領導的心思根本不在農業。”中部省份農業部門一位負責同志痛心地説。記者翻閱了山東省膠州市、陜西省華縣等多個糧食主産地2013年度的政府工作報告，“上項目”“抓招商”“推進城鎮化建設”等字眼頻頻出現，而涉及農業部分的比重都不大，個別地方對農業工作甚至“一筆帶過”。
　　江西省一位地方農業局局長&&，“各級地方政府沉迷於工業化和城鎮化，這兩項可以産生巨量GDP和稅收，但普遍輕視農業現代化，因為既不産生稅收也不出政績。現在有種説法，‘一個農業縣如果10年後還是農業縣，説明領導能力不行，是經濟落後和財政窮困的代名詞’。”
　　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教授賀東航&&，當前農業發展存在典型的“中央惠農、地方不顧農”現象，各地普遍推行注重經濟總量的考核標準，農業大縣無翻身之日，極大地挫傷了幹部的積極性，越來越多的三農幹部“人心思走”，努力流向工業大縣。
　　記者了解到，農業的“隱性産業”特徵造成一些地方農業幹部“被邊緣化”趨勢愈發明顯。“農業幹部吃不開，提拔都是組織幹部、人事幹部，你看看哪個組織部長、發改委主任沒有被提拔，而又有幾個農業局長被提拔了？幹部一旦被調整到農業部門，基本上意味着退出了領導的視野”。在陜贛鄂等地採訪時，多位農口乾部都對記者表達了這樣的心聲。

　　“背着包袱抓農業，抓了農業包袱重”

　　由於農業較少創造稅收，這些地方普遍産業結構單一、財力緊張、發展速度緩慢，陷入了“越抓農業越窮、越窮越無力抓農業”的尷尬之中，農業扶貧開發中的“馬太效應”愈發明顯。“種糧大縣大多是財政窮縣，這些地方是‘背着包袱抓農業，抓了農業又背包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韓俊稱。
　　“‘小農水項目’‘清潔工程’‘新農村建設’‘病險水庫治理’，這20多個項目基本都要市縣兩級財政配套，資金壓力很大。”江西一位設區市財政局有關負責人對《經濟參考報》記者稱，以能繁母豬補貼為例，要求各縣市配套1000多萬，配套比例為20%，“我們的生豬大量外輸平抑肉價，為國家作貢獻，但本地因為養豬污染了環境，又沒有形成價格洼地，也沒有稅收，還要自己補貼，這公平嗎？”
　　“現在是哪有能力配套，項目就往哪去。凡是不搞農業的地方都能拿到項目，窮地方反而因為配套不起而拿不到惠農資金，有些項目明明知道很好，但沒錢也只能擱置下來。”重慶市農委一位幹部説，農業政策性保險投入、基礎設施建設等最終都附着在糧食上，並以較低價格從主産區流入主銷區。“像一台抽水機，把我們的成果抽走，這是逼着農業大縣去搞工業。”
　　素有“魯南糧倉”之稱的山東省郯城縣農業局副局長楊壽春&&，基層農技人員普遍存在人員不足、年齡老化、技術斷層等問題，但由於財政吃緊，他們的工資和生活待遇長期得不到保障，“鄉鎮一級的農技員都去幹‘副業’了，誰還指導農民種地啊！如果能有那些財政強縣經濟實力的一半，俺們的農業發展就能再上一個&階。”
　　記者調研發現，儘管中央每年給農業主産區一定的獎勵資金，但由於這些地方財力普遍吃緊，獎補資金大多被放進財政的“籠子”，用於彌補工資獎金等“吃飯”缺口，進不了農業發展“大盤子”。一些地方農業部門負責人就抱怨：“生豬大縣有四五百萬的獎勵資金，糧食生産大縣有2000多萬元的獎勵資金，但這些資金都被發了工資，極少用於農業基礎設施改善的再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