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中國人民大學發布《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報告(2013年第三季度)》(以下簡稱“報告”)並舉行了中國宏觀經濟論壇，在産業結構調整的配套政策方面，人大研究生院副院長劉鳳良建議，盡快徵收房産稅可以成為政府增加財政收入的一個選擇，而分階段徵收環境稅則可能起到調整重工業化造成的環境污染的作用。
　　《報告》中提到，如果將地方政府的職能定位於城鎮化，那麼最為合適的稅收就是房地産稅。由於一個地區的房價會顯著受到當地公共服務水平的影響，為了獲得更多的稅收，地方政府會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導致良性循環。
　　劉鳳良&&，除此之外，要素價格的改革勢在必行，只有要素價格反映了要素的邊際的貢獻，才可能真正促進中國的産業升級。

　　服務業結構與需求不匹配

　　劉鳳良認為，中國總體的産業結構呈現出良好的經濟態勢，但許多問題仍然存在。
　　資料顯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第二産業保持了最大産業的地位，而第一産業所佔比重明顯下降，第三産業所佔比重大幅上升。但目前，在第一産業中，農業的基礎地位並不牢固，而第二産業所佔的比重過大，也導致了第三産業發展不足的問題。
　　劉鳳良也指出，從內部結構來看，中國目前的産業結構中，重工業化比重過高，造成能源資源消費也較高，環境污染嚴重，以2009年為例，中國的單位GDP能耗在7以上，而世界的平均水平僅為2.9。
　　而從結構內部表現來看，工業産業投資過快導致産能過剩的問題，但令人困惑的是，不僅是傳統産業，某些新興的産業，甚至包括政府扶植的一些産業，也出現了産能過剩問題，中國目前存在着傳統産業和新興産業雙雙的産能過剩問題。
　　根據《報告》，資本深化是重工業比重較高的一個重要成因，而在目前，資本深化的動力已經從出口拉動轉向城鎮化驅動，這雖然促進了相關服務業的發展，但卻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重工業化和産能過剩。
　　在第三産業方面，服務業的內部結構並不合理，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公共服務類佔比較低，二是與供應鏈管理、現代物流等相關的生産性服務業的佔比偏低。此外，地區産業結構趨同性日益突出。
　　《報告》中提出，中國服務業內部結構與經濟發展的需要不相匹配，帶有公共服務性質的消費性服務業，如醫療、教育等發展不足，且直接提升産品增加值的生産性服務佔比較低。服務業發展不足，帶動其他産業發展的能力受限，並制約了産業間聯動效應的發揮。

　　政策建議

　　根據《報告》，須從産業結構的生成機制和外部環境兩個方面尋找中國産業結構特徵及問題的內生驅動和扭曲因素，以實現二者的兼容才是合理確定中國産業結構調整基礎與政策取向的關鍵所在。
　　劉鳳良談到，産業結構中第二産業比重過大、第三産業發展不足的問題，一方面和收入有關，另一方面則來源於外需的增加。此外，中國當前産能過剩有周期性和政策限制雙重疊加的原因，單純的區位優勢決定着我國的産業空間分佈，土地、勞動、技術創新等其他成本和技術差異在産業空間梯度轉移中作用不大。
　　在中國目前産業結構形成的過程中，一些相關要素起到了較為重要的作用，首先是價格，比如目前的土地價格、能源價格都存在着相當程度的扭曲，而金融部門、地方政府行為、周期性政策與産業政策的不協調、産業政策本身設計不協調等要素的扭曲，干擾了資源的自然流動與産業的良性變遷。
　　對此，《報告》中提出，必須調整央地資源，盡快開徵作為地方稅種的房地産稅。此外，需要分階段開徵作為全國稅種的環境稅，緩解環境污染嚴重、治理難的問題。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對此&&讚同，他認為，推動以要素市場化改革為核心的體制改革，是一個值得肯定的核心觀點，應盡快推進煤電等資源要素市場化改革。
　　在産業政策方面，《報告》建議，産業政策要注意發揮市場的活力，轉向市場調控模式。需要注意的是，産業政策必須專注技術進步，而不是特定的産業，由行業扶持轉向對高技術和新産品的扶持，並降低對數量型限購工具的依賴，轉向運用收費等方式來進行價格調節。
　　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裴長洪認為，産業結構的調整，除了説要進一步發展第三産業外，實際上還應當加上一句話，第二産業、第三産業都需要提高經濟效率，在此前題下，讓資源配置依據市場的規律去選擇流向。
　　劉鳳良則認為，當務之急是要調整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的責權利的關係，從事權的角度來看，或許政府應該更多地把轉移的目標放在市場的失靈方面，中央政府更多地應關注地區之間共同出現的市場失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