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市食品藥品監管部門改革將參照天津濱海新區模式進行，建立覆蓋城鄉的食品藥品監管網絡。”一位消息人士8日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
　　上述消息人士透露，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的三定方案(定機構、定職能、定編制)已形成並在內部傳達，只等國務院相關部門簽署就能公布於眾，各地食品藥品監管部門的改革也將緊鑼密鼓地展開。
　　記者了解到，2010年至今，四個地區進行了食品安全監管改革試點，即將食品、藥品監管職能整合在一起，解決食品監管“九龍治水”的局面。
　　廣東深圳、順德在市場監督管理局下設立食品安全監督管理局，負責組織起草有關食品安全地方性法規，承擔食品生産、食品流通及餐飲消費環節的食品安全監督管理責任和食用農産品(含食用水産品)質量安全監督管理責任。
　　陜西省渭南市將農業、畜牧、質監、商務、工商、衞生等部門有關食品安全的職能和人員劃轉食品藥品監管部門，整合上述部門行政許可事項、執法職能和技術資源。
　　天津市濱海新區搞職能整合，明確將食品監管從四段式精簡為兩段，濱海新區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負責食品生産、流通、餐飲服務活動和藥品、醫療器械、保健食品、化粧品監督管理。
　　“順德和深圳模式將所有産品的安全放在一個市場管理局裏監管，而對食品劃出的部門太狹小。渭南模式將所有涉及食品的部門全整合在一起、動作很大，但要讓全國照搬這一模式比較難。”上述消息人士説，天津濱海新區模式獲得了國家不少部門的認可，也與兩會公布食藥監管大部制改革的步調一致。目前，各省市食品藥品監管部門都前往濱海新區調研，參照天津濱海新區模式進行改革。
　　據天津市濱海新區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局長張鐵軍介紹，2010年，天津市濱海新區將原來由衞生部門負責的餐飲服務環節、保健食品、化粧品安全監管和公共場所衞生監督，質監部門負責的食品生産環節和工商部門負責的食品流通環節監管職能劃轉到區食品藥品監管部門。其次，建立完善食品藥品來源追溯機制，加強食品藥品原料供應、生産加工、市場流通和消費使用等各個環節的監管，做到來源清楚、去向明確、過程連續，發現問題可及時追根溯源。
　　“改革後，機關內設九個處室，下設六個分局；成立新區食品藥品監督所，加挂食品藥品投訴舉報中心牌子，在編和聘用人員加起來一共300人。”他説。
　　除了整合外，天津濱海新區的一大特點是設立基層食品藥品監管機構。
　　張鐵軍説，濱海新區27個街(鎮)設立了食品藥品安全監管站，設專職協管員；在351個居(村)設立了食品藥品安全監控點，設兼職信息員。“全區垂直管理、區域局隊合一(行政管理機構與專業執法隊伍結合)、監管派駐街鎮、覆蓋延伸村居的網格化監管模式，使食品藥品監管在最基層得到有效覆蓋。”他説。
　　天津市濱海新區常住人口為248萬人，食品藥品監管人員佔全區人口配比達到了萬分之一點二左右。
　　“沒有最基層的食品監督人員，小作坊、小飯店根本無法管理。”江蘇省南京市一區藥監局人員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該區藥監局與街道辦事處合作，街道派出協管員巡查各個食品店和商販，“協管員一句話頂上一堆文件材料”。
　　同樣，在食藥改革試點的城市也都建立了基層食品安全監管體系。
　　記者了解到，渭南市食品安全監管人員1915人，在所有基層鄉鎮設立96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所，使得食品藥品監管人員佔全市人口配比達到了萬分之三點五左右。
　　但是，專家指出，天津濱海新區模式在全國推廣可能將面臨四大挑戰。
　　首先，能否配備大量從業人員。張鐵軍指出，承接食品安全監管職能後，區食品藥品監管部門面臨的轄區範圍大、行業領域廣、相對人數量多、生産經營者規模小、産業化程度低等現狀，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針對不同機構特點，採取靈活措施，加強食品藥品監管隊伍建設，但目前人員仍然不足。
　　其次，濱海新區政府投鉅資，利用信息化手段，推動食品藥品“智慧監管”工程建設。全國各地財力不一地區，是否都能利用信息化監管手段？
　　再次，農村食品安全點多面廣是監管難點。
　　四是能否堅持政策的可持續性。“濱海新區模式是參照美國食品藥品監管的一種模式。如果政府全國推廣這一模式，是否能堅持十年不變、二十年不變、甚至三十年不變？這樣才能讓食品藥品監管體制具有延續性。”一位業內人士説，地方食品監管經歷了地方防疫站、衞生監督、藥監局等不斷變動時期，造成了人員、政策等方面的不連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