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經濟學人》周刊最近一期刊登立命館大學政策科學部教授西村陽造一篇題為《日元要防備人民幣國際化》的文章，認為人民幣國際化關鍵取決於中國的經濟增長而非政策優劣，人民幣國際化將成為大勢所趨，但全面實現還需一二十年。作為應對，日本需要討論如何優先加強經濟增長能力、積極參與亞洲金融一體化、提升東京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等課題。

　　實行資本限制受制於“國際金融三重矛盾”

　　文章説，即使中國經濟繼續保持快速增長，人民幣要全面實現國際化也應是十年、二十年後的事情。2009年以來，中國已經推動了人民幣在跨境貿易中的結算，今後還會繼續放寬對資本的限制。這裡的資本限制是指對外資交易實行的限制。
　　只要資本限制存在，境外人員在使用、籌集人民幣資金並對其風險進行管理時就會受到限制，人民幣在貿易等國際交易中的使用也自然會受到制約。正因為資本限制的存在，人民幣在全球外匯交易中所佔的比率仍然很低。
　　在收入水平接近發達國家之前，中國政府需要保留一種對人民幣匯率進行引導的機制，這就是資本限制得以維持的原因。中國政府所擔心的是，一旦放寬限制，境外人員就可以大量買賣人民幣，屆時就很難按照自己的意願來控制人民幣的匯率水平。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大出口國，也是美國國債的最大買主。然而，中國的人均收入水平卻遠低於發達國家，截至2010年僅相當於日本的1/10左右。
　　在這种經濟環境下，內外局勢的變化將對中國的國際競爭力和國內物價産生怎樣的影響？中國政府在密切關注這一點的同時，維持了原有的人民幣匯率機制。這對於實現貿易主導的經濟增長和維護社會穩定極為重要。
　　要做到這一點就無法同時滿足以下三個條件，必須犧牲其中之一。這三個條件分別是：匯率的穩定、獨立於海外的金融政策、內外資本的自由流動。這用“國際金融的三重矛盾”也能夠解釋。
　　中國政府通過對外匯市場進行干預等方式，將人民幣匯率穩定在目標水平上，不希望由市場的供求來決定匯率。換言之，這是為了實現第一個條件“匯率穩定”。此外，為了穩定國內物價和經濟增長，中國也希望在金融政策方面保持獨立性，能夠根據自身的情況調節匯率，不受海外經濟和金融動向的牽制，這相當於第二個條件“獨立於海外的金融政策”。
　　當經濟過熱和物價上漲時，中國政府為了促使經濟降溫，平抑物價，有必要提高人民幣利率。但這樣做後，受高利率的吸引，海外資金為了購買人民幣就會流入中國，從而導致人民幣匯率上升。
　　不過，如果對海外資金的流入進行限制，就可以維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避免匯率飆升。這就説明了資本限制是必要的，要優先維持第一個條件“匯率穩定”和第二個條件“獨立於海外的金融政策”，就必須犧牲第三個條件“資本的自由流動”。
　　與主要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國內的金融和資本市場尚不健全和成熟，因此客觀上也有必要對資本實行限制。一旦放鬆資本限制，來自海外的大量資金就會蜂擁而至，從而催生泡沫，最終導致資金外逃和泡沫經濟崩潰，使形勢更加嚴峻。

　　人民幣國際化取決於經濟增長而非政策優劣

　　文章認為，中國經濟繼續保持目前的高速增長，人民幣的國際化將成為大勢所趨，儘管這需要走很長的路。這是因為隨着經濟的擴大和趨於穩定，資本限制的必要性會不斷下降。
　　實際上，中國的收入水平正在逐步向發達國家靠攏，“匯率穩定”的政策優先度正在下降，而國內的金融和資本市場也在逐步完善。此外，中國還是一個人口大國，預計中國的經濟規模將在本世紀20年代後半期超過美國，並將日本遠遠拋在後頭。因此，一旦經濟規模在全球處於異常突出的地位，資本進出對中國國內經濟和金融的影響就會相對變小，“國際金融的三重矛盾”對放寬和撤銷資本限制的阻力也會降低。
　　而且，由於經濟和貿易規模過於龐大，中國市場的重要性也會增大。即使籌集和使用人民幣因資本限制而感到不便，但只要競爭對手使用人民幣與中國進行交易，那麼我們也就不得不使用人民幣結算，結果就會形成“別人能用我也能用”的機制。這將會促進人民幣的國際化，使其或許能夠在東亞獲得基礎貨幣的地位。
　　由此可見，人民幣國際化關鍵取決於中國的經濟增長，而非政策的優劣。重要的是，在放寬和取消資本限制的過程中，應避免造成金融動蕩。從歷史上看，英國和美國是在經濟等方面成為超級大國之後，其貨幣才具有了基礎貨幣的地位，並非是因為制定了戰略性的路線圖而成為了基礎貨幣國家。

　　日本要提前準備應對人民幣國際化

　　文章説，不過，中國經濟無法維持高速增長、始終停留於發展中國家狀態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由於實行獨生子女政策，中國人口老齡化將日趨嚴峻，今後確保廉價的勞動力將變得越來越困難；在勞動密集型領域，後起的發展中國家正在奮起直追；在知識密集型領域，中國又面臨着發達國家的競爭。一旦這些因素促使中國經濟增速大幅度放緩，那麼人民幣國際化將會停滯不前。
　　以1/4世紀為單位來預測經濟增長是不現實的。然而，無論中國將來是順利走上發達國家之路，還是停留在發展中國家的水平，日本在應對日中關係的變化方面，加強經濟增長能力始終會是最優先的課題，這一點不會改變。
　　從國債和金融的角度來看，在確保國內金融部門活力和健康發展的前提下，日本需要提升東京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
　　隨着亞洲各國之間跨境資本和證券交易的不斷擴大，日本官方和民間都應積極推動相關金融基礎設施的建設，其中包括跨境結算、規則、慣例的制定形成等。抽象地説，日本需要積極參與亞洲金融的一體化。這些課題在上世紀90年代後半期討論“日元的國際化”時就已經提出，今後其重要性將進一步凸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