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結束後，日本經濟蕭條，民生凋敝。根據當時的國際機遇，日本採取了在安全和外交上依靠美國、集中全力發展經濟的戰略，並通過大力拓展對外貿易、推動科技創新等方式，迅速實現經濟恢復與高速發展，並在1968年超過聯邦德國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第二號經濟大國。此後，日本又多次遭遇石油提價、貿易順差過大等危機，日本則迅速調整發展模式，將危機變成發展的良機。

　　利用美國庇護

　　二戰結束後，日本被美國軍事佔領。1947年，日本開始實施美國主導制定的《日本國憲法》，其第9條規定，日本“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為達到前項之目的，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這部憲法因而被稱為“和平憲法”。
　　20世紀50年代初，美國出於冷戰需要，通過單獨與日媾和、締結“日美安保條約”等，實行“重新武裝日本”的政策。但時任日本首相吉田茂並未完全按照美國意圖行事。他沒有大幅增加軍費，而是把軍事開支控制在最低水平；也沒有重新建立軍隊，而是建立了所謂的“警察預備隊”。
　　實際上，吉田茂並不是和平主義者，其目的也不是要把日本帶到“非武裝中立”的道路上，而僅僅是出於加快本國復興和發展的考慮。其採取的策略是，在安全上依靠“日美安保條約”，在外交上採取親美反共政策，將全部精力集中在發展經濟上。
　　在美蘇冷戰期間，日本歷屆政府均堅持以優先經濟發展和對美從屬外交為基本特徵的“吉田茂主義”。這使得日本經濟在美國侵朝戰爭和侵越戰爭中獲得了恢復和發展的良機。在這兩場戰爭期間，日本發揮了美軍軍需物資補給和美軍輪換休整基地的作用，日本經濟由於“戰爭特需”得以高速發展。
　　在這種戰略下，日本經濟1951年恢復到戰前水平，1956年完成經濟復興，此後一直到1973年，經濟高速成長持續了大約20年，年均增長率高迭9.1%。

　　政府保駕護航

　　二戰後日本經濟體制中，政府對經濟發展發揮着主導作用，日本稱之為“行政指導”。日本政府主導經濟發展的兩大着眼點是：扶植民族工業，保護國內市場。其主要表現形式為：制定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及短期經濟展望等，通過緊縮和放鬆銀根等經濟杠桿對經濟進行宏觀導向；制定産業政策，通過財政、金融、稅收等立法措施，限制某些産業或保護和扶植弱小産業及新興産業；制定各種法規，對企業經濟活動進行嚴格監管等。
　　日本經濟體制的另一特點是實施官民密切合作。所謂的“民”是指民間企業。官民合作的具體方式包括：政府制定産業政策支持企業發展及打入國際市場；企業經營者加入政府的各種諮詢機構，參與政府決策；退職官員到民間企業任職等。法國已故戴高樂將軍曾把訪問歐洲的時任日本首相池田勇人稱為“半導體推銷商”。日本經濟學家也稱戰後經濟體制為“官民協調經濟”“混合經濟體制”。
　　二戰後，日本抓住有利的國際環境，把技術革新視為“經濟發展的原動力”。日本以1950年制定外資法為契機，開始大規模引進國外先進技術。有研究認為，1950年至1975年，日本花費數億美元引進了歐美國家半個世紀的先進技術成果，為自己節省了2/3的研發時間和9/10的研發經費。
　　在引進先進技術成果的同時，日本還大力開展自主創新。日本政府主管部門組織企業對關鍵技術進行聯合攻關；日本企業作為技術研發主體，引進和研發新技術的積極性很高；日本技術人員也十分刻苦鑽研。1980年，日本提出“科技立國”的新戰略，宣布要發展“有獨創性的科學技術”，成為“世界科學技術的發祥地”。

　　轉換增長方式

　　日本出口的商品最初以紡織品等輕工業産品為主。隨後，隨着重工業迅速發展，船舶、鋼鐵、電視機、汽車、半導體元器件等工業製品也成為大宗出口産品。隨着經濟的發展，日本商品在大量出口創匯同時，由於順差過大也助長了東南亞國家的反日情緒。1974年，時任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問東南亞國家期間，遭遇了激烈的“反日游行示威”。
　　為緩和與東南亞國家的緊張關係，確保這個重要的海外市場，日本設立了“國際交流基金”，招聘這些國家的年輕學者到日本進行學術研究和交流，以培養親日派。1977年，福田赳夫在執政期間還發表了“福田主義”，即日本不做軍事大國，要為世界和平及繁榮做貢獻；與其他亞洲國家加強交流，建立心心相通的互信關係；以“對等合作者”立場幫助東南亞國家實現和平與繁榮。
　　20世紀70年代，日本經濟遭遇兩次“石油危機”和“反公害運動”的打擊，經濟高速發展的時代宣告結束。對此，日本迅速轉變思路，化危為機，從傳統發展模式引發的危機中找到了未來發展的機遇。
　　此後，日本以節能和環保技術作為突破口，使日本經濟成功轉型，從以“長大重厚”型重工業和化工産業為主，轉為以“短小輕薄”型機電一體化産業為主。到20世紀80年代，日本以“環保技術先進國”的身份躍居工業發達國家前列。

(作者為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