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頓大學的經濟和銀行學教授克裏斯托弗西姆斯(左)與紐約大學的經濟和商業學教授托馬斯薩金特(右)因在宏觀經濟領域所作的研究而共同分享201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新華社/EPA歐新

    英國《泰晤士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阿納托爾卡列茨基評價其最近出版的新書《資本主義制度4.0》時説，該書討論的是全球資本主義制度在這場金融危機後將走向何方。他認為，資本主義制度前三次變革是：19世紀初主張實行自由貿易的自由資本主義制度、20世紀二三十年代凱恩斯式的福利國家制度以及20世紀80年代初由撒切爾夫人和裏根開創的以自由市場為核心的貨幣主義，而“資本主義制度4.0”指的是全球資本主義制度的第四次變革。西方經濟發展史表明，一次嚴重經濟危機(或衰退)往往也是經濟理論發展和創新的轉折點。

　　“無形之手”式微　政府干預唱戲

　　15、16世紀是人類歷史發展為世界歷史的重大轉折時期，首先在西歐，社會經濟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到18世紀中葉，英國率先發生以大機器生産和廣泛採用蒸氣動力為標誌的工業革命。1785年蒸汽機開始生産，包括火車、輪船等所有大機器都因有蒸汽機帶動而飛速運轉，整個工業生産和社會生活面貌大為改觀，這就是人類史上第一次産業革命。繼英國之後歐洲大陸和美國、日本等國全力推廣蒸汽機，從而“改變了整個世界”。
　　在歐洲封建制度解體、資本主義迅速發展過程中，經濟學鼻祖英國著名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提出了市場經濟由“看不見的手”自行調節的理論。1759年，亞當斯密出版的《道德情操論》反復強調，追求自我利益的人常常被“一隻看不見的手”牽着走……最終促進了全社會的利益。書中談到自利貪婪只是在市場條件下資本化的人格，因此告誡世人要講道德。1767-1776年，亞當斯密寫完《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簡稱《國富論》)，此書實際上是《道德情操論》的續篇，被稱為“第一部偉大的完整的政治經濟學著作”。亞當斯密認為，人類由封建社會進化到商業上互相依賴的新階段，就需要産生新的制度，例如工資由市場決定而不由行會決定，企業自由而不要政府限制。斯密稱之為完全自由的制度，即人們所説的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也就是傳統的經濟自由主義。資産階級及其代理人抽掉“道德”、“制度”等要素，全力推行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和反對政府干預。
　　自1861年美國共和黨執政的50多年間，政府基本上實行自由放任特別是不干預大企業壟斷和謀取暴利的經濟政策，直到1929年股市暴跌引發30年代大危機和大蕭條。“大蕭條”宣告了傳統的經濟自由主義的破産。1932年民主黨人富蘭克林羅斯福在競選總統期間頌揚政府，把政府看作是希望所在。他説：“面對着這樣一個經濟專制，美國的公民只能求助於有組織的政府權力。……在現代文明社會中，政府對公民負有某些義不容辭的責任，其中包括保護家庭和家宅，建立一種機會均等的體制，以及對不幸的人提供援助。”
　　1933年3月4日羅斯福擔任美國總統後實施“新政”的核心是加強政府干預，誕生了宏觀經濟學，即政府(“有形之手”)與市場(“無形之手”)協調解決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和矛盾，推動經濟持續發展。
　　羅斯福政府對經濟社會發展加強宏觀調控和干預後，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激動不已”，他在《紐約時報》發表了“致羅斯福總統的公開信”，建議通過財政赤字刺激經濟。1933年5月28日，凱恩斯與羅斯福會面時説：“你們每月支出一億美元，美國經濟將會破産；每月支出兩億美元，美國經濟將持續蕭條；每月支出三億美元，美國經濟就能走向復蘇。”凱恩斯認為，政府支出一美元用於援助公共工程或任何其他項目，就會創造四美元價值的國民收入。
　　1935年末，凱恩斯寫成《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這部名著，他認為通過政府的充分就業政策可以使經濟從衰退中得到恢復。日本福井縣立大學經濟學部服部茂幸教授在日本《世界》月刊2011年10月號發表文章介紹：“凱恩斯在其著作中曾經這樣説過，投機者如果僅僅是企業發展潮流中漂浮的一個個泡沫，那倒無妨。一旦企業也成為投資旋渦中的一個個泡沫，那麼問題就大了。如果一國的資本成為賭博活動的工具，那就絕沒有好的結果。”凱恩斯在其金融不穩定假説中，描述了投機行為可能擾亂金融穩定，並在金融與實體經濟交互作用下導致經濟危機。凱恩斯認為，市場機制不能保證市場出清，政府有必要通過財政和貨幣政策干預經濟運行。
　　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和政策不僅挽救了大危機中的西方經濟，而且成為政府干預經濟的理論基石，西方國家幾乎都採納了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和政策建議。但是，西方國家政府干預過度，普遍出現擴大社會需求和超前消費，甚至“寅吃卯糧”。美國長期過度消費和過度依賴海外石油等資源，從20世紀70年代起西歐國家相繼實行高工資、高消費和高福利政策，導致很多國家政府債&高築。隨着財政赤字擴大和國際石油等能源價格暴漲，到20世紀70年代後期，西方經濟陷入增長緩慢甚至停滯與通貨膨脹加劇並存的“滯脹”困境，沉重打擊了凱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論，凱恩斯主義失靈。

　　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終結

　　隨着凱恩斯經濟學的退潮，以弗裏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學派再一次重塑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理論，被稱為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1979年撒切爾夫人擔任英國首相和1981年裏根擔任美國總統後都遵循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日本經濟學教授服部茂幸指出，他們“將大政府、福利國家等這些支撐着二戰後西方經濟的框架統統打碎。美國(或者盎格魯-撒克遜國家)奉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滲透到了全球。”
　　撒切爾夫人執政後大力推行國有企業和資産私有化。1980年美國經濟仍處在“滯脹”時期。7月15日通過的《共和黨綱領》序言寫道：“在國內，經濟從一個極端擺向另一個極端。今年上半年的物價上漲率達到了一百多年來的最高水平，經濟下跌幅度創造了歷史最高紀錄。物價一年上漲10%以上，失業人數達800多萬，國內到處都有工廠停産。人民的期待和熱望破滅了。”裏根在競選總統期間把批評指向政府，他説：“在當前的危機中，政府不解決問題，問題就在政府自己。”他還説：“人民已經明確&&，他們要求結束不堪負擔和不必要的規章”，以及“從勞工嘴裏把他們賺來的麵包拿走的懲罰性稅收政策”。裏根在共和黨內接受提名後發表演講説：“美國同胞們，現在是奪回我們的運命、把它掌握在我們手中的時候了！讓我們一起以此為一個新的起點，讓我們保證在我們這個時代恢復美國精神。”
　　1980年11月4日，美國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次總統選舉結果揭曉。據統計，這位具有豐富演員生涯、年近70歲的老人以496票對45票的壓倒多數擊敗在職總統、民主黨人吉米卡特，當選為美國第40位總統。裏根把企業家看作美國的希望，他在就職演講中説：“企業家有對自己的信念，有對一種觀點的信念。正是這些，創造着新的就業和新的財富和機會。”裏根入主白宮後與大西洋彼岸的盟友撒切爾夫人協力推進自由化。
　　1981年初裏根就任美國總統後提出了一個雄心勃勃的“經濟復興計劃”，人們稱之為“裏根經濟學”。有些人認為，猶如凱恩斯經濟學是20世紀30年代對古典經濟學的革命一樣，“裏根經濟學”是對凱恩斯經濟學的革命。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亨利考夫曼評論認為，裏根經濟學是幾种經濟理論的“混合物”，其中包括貨幣主義和供應學派等，以貨幣主義為核心。米爾頓弗裏德曼1976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他的貢獻是，在凱恩斯主義無法解釋“滯脹”現象的情況下，提出了永久收入假説，創立了貨幣主義理論體系。弗裏德曼等經濟學家主張的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又取代了凱恩斯主義，並被裏根和撒切爾夫人等西方一些國家的政治家採取。到20世紀90年代，很多國家接受了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並深受其害。
　　1989年，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邀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美洲開發銀行和美國財政部的研究人員，與拉美國家代表在華盛頓召開研討會，討論陷入債務危機的拉美國家進行經濟改革問題。主辦單位的約翰威廉姆森提出已同與會機構達成共識的十條政策措施，即“華盛頓共識”。“華盛頓共識”被認為代表了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理論。有專家歸納，“華盛頓共識”的核心主張是，為實現私有制企業促進經濟社會轉型及繁榮發展，只要給企業以真實的價格信號，就能夠創造穩定的經濟環境、最大化的效率和快速經濟增長的軌道，從而實現“建立在本國比較優勢基礎上的增長”。20世紀90年代，拉美、東歐等國家紛紛倡導以新自由主義為理論支柱的“休克療法”式的轉型，採取被稱為“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轉軌戰略與政策”。
　　阿根廷是拉美國家中深受“華盛頓共識”特別是私有化和自由化之害的國家之一。新華社高級編輯、拉美問題專家沈安2009年8月出版的《阿根廷危機的回顧與思考》一書中介紹：在1989年改革前國家掌握着電信、石油、銀行等主要大企業，10年後國家掌握的僅剩下國家銀行、造幣局、核電站和電視七頻道等少數重要企業。在1989-1999年間，阿根廷10家最大企業中，有7家已經是跨國公司的子公司或跨國公司佔有多數股份的公司，全國100家大企業中，以阿資為主或全為阿資本的企業僅剩7家。2000年，跨國公司已控制阿根廷出口總額的90.4%和進口總額的63.3%。10家最大的阿根廷銀行中，7家已是外資銀行，外資銀行控制了全國銀行體系全部資産的62%。1999年阿根廷最大的國有企業——石油礦藏局98.02%的股份被賣給西班牙雷普索爾石油公司後，阿根廷90%的石油和天然氣生産控制在8家石油公司手中，90%的燃料供應掌握在4家外國公司手裏。“這樣，經過全面私有化，阿根廷經濟命脈的所有部門已經在外資的掌握之中。在跨國公司全面控制經濟的條件下，阿根廷國家經濟主權已無從談起。”作者指出：“新自由主義的改革，特別是全面私有化、過度的對外開放和市場化，帶來了十分嚴重的負面後果，最終導致改革失敗、危機爆發、改革本身也因此而徹底失敗。”
　　前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2011年8月17日接受英國《衛報》專訪時指出，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引入了不加管制的經濟混亂，致使少數人變身億萬富翁，而千百萬人民卻因此陷入貧困。
　　從“倫敦之夏”到“華爾街之秋”的群眾抗議示威訴求表明，美英國家廣大低收入者和弱勢群體也是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和政策的受害者。美國少數富豪積累起鉅額財富的原因很多，主要問題是財富分配不公和忽視弱勢群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金融與發展》雜誌公布的一項報告指出，美國最富有的1%群體享有全國財富之比：20世紀70年代為10%，2008年金融危機前提高到23.5%，到2009年升至約40%，而80%的社會中下層群體僅享有全國財富的7%。第二，美國富豪、2010年資産達到450億美元的巴菲特透露，2010年他的納稅稅率為17.4%，而他辦公室工作人員的納稅稅率卻高達33%至41%。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原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列茨2011年5月發表在美國知名雜誌《名利揚》上的文章指出，美國最富有的1%的人每年拿走近1/4的國民收入。他猛烈抨擊金融壟斷寡頭對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的全方位控制。他不無擔憂地認為，美國具備社會動蕩的客觀因素。此文發表4個月後，9月17日，美國爆發“佔領華爾街”的抗議活動。
　　從裏根到小布什，共和黨執政20年期間，聽任金融市場瘋狂炒作，與此同時，大幅度為富人和大企業減稅，實施“劫貧濟富”的稅收政策，導致收入和貧富差距急劇拉大。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2008年出版的《美國怎麼了：“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一書中指出：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保守主義運動一直試圖逆轉自羅斯福新政開始的制度和規範。這種逆轉最終在裏根時代得逞。由於為富人減稅和收入分配不公，“20世紀70年代，美國大公司主管的平均收入是普通職工的40倍，而現在這個數字變成367。”他認為，“這已不僅是社會平等問題，而是美國曾經的一個基本信念和道義的崩塌。”
　　日本經濟學教授服部茂幸認為，羅斯福政府通過實行新政開創了新的時代，現在奧巴馬政府需要做的，同樣是與窮途末路的新自由主義時代訣別，實行新政開創新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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