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興大國的對外開放新戰略
2011-12-11   作者:隆國強  來源:中國經濟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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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對外開放的一個里程碑。鴉片戰爭以後,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在努力探尋國家富強之路,中國對外開放充滿了波折。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將中國對外開放推向了一個嶄新的高度,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産生了全面而深遠的影響,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事件。對於評價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樣一個重大歷史事件,十年時間可能還不足夠長,但是,一個民族只有不斷地自我反省與總結,才能少走彎路。因此,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十年之際,回顧“入世”十年的發展狀況,總結經驗教訓,分析當前與未來中國進一步推進對外開放面臨的新形勢新挑戰,展望對外開放的新戰略,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從本質上來説,是正式接受了世界貿易組織所倡導的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原則、基本制度,這與中共十四大確立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是一致的。世界貿易組織是一個以推動貿易投資自由化為基本取向的國際組織,因此,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除了接受它所倡導的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則之外,也對進一步開放中國貿易與投資市場作出了一攬子承諾。從國際社會的視角看,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標誌着中國接受現有的主流國際規則,中國的和平崛起對世界的影響因此更具可預見性。一、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影響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中國經濟社會的影響是全面而深遠的,回顧過去的十年,我們可以看到,其影響總體上是利大於弊的。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中國經濟實現了更加快速穩定的增長。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的十年,是中國經濟增長最快的十年。加入世貿組織前,1978年—2001年,中國經濟年均增長率為9.6%,加入世貿組織後的十年,即便遭遇了二戰後最嚴重的全球金融危機,中國經濟年均增長率仍達到了10.45%,這在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史上,是罕見的。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前20年相比,這十年中國經濟不僅速度更快了,而且增長更加平穩了,經濟的波動程度大大降低,穩定性大大增強,受全球金融危機衝擊最嚴重的2009年,我國經濟增長率仍有9.1%,比本輪增長最快的2007年降低5.1個百分點,而在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年度最高速度與最低速度的差距分別是11.1個百分點和10.4個百分點。相形之下,入世後中國經濟增長更加平穩,原因是多方面,其中,“入世”後大幅度提升了參與全球分工的程度,我國能夠在全球而不是局限於國內進行資源配置,迴旋空間大大擴展,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一直以來,有一種觀點,認為一國參與全球分工程度加深,會受到外部經濟波動的衝擊,因而經濟增長的穩定性會降低。誠然,外部衝擊會加大一國經濟的波動性,但另一方面,國內國外兩個市場比僅依靠國內市場的空間更大,有利於降低波動性。究竟哪股力量的影響更大呢?入世十年中國經濟的實際表現揭示,相比封閉經濟,參與全球分工程度提高後,經濟增長的波動性不是加大而是降低了。其實,系統論在理論上早就證明,大系統比小系統更加穩定,開放系統比封閉系統更加穩定。
  第二,中國産業的國際競爭力迅速增強。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十年來,中國從世界第六大出口國迅速躍升為第一大出口國,佔全球市場的份額提高了5個百分點,增加了一倍。不僅傳統産業的國際競爭力進一步增強,一些新興産業的國際競爭力也得到提高。世界貿易組織的信息産品協議令電子信息産業(ITC)成為全球化程度最高的産業,中國充分發揮優勢,參與電子信息産業的全球價值鏈,儘管目前總體上還處於低附加價值的環節,但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2位的電子信息産品製造大國,而且也涌現出了以華為、中興為代表的一些擁有自主知識産權、自主品牌的新興跨國公司,正在快速向高附加價值環節攀升。中國大力發展服務外包,在信息服務外包(ITO)、商業流程服務(BPO)等新興服務貿易的全球市場上,也佔有了一席之地。更有必要指出的是,一些國人曾經擔心會因加入世貿受到嚴重衝擊的行業,如汽車、農業、金融服務等,並沒有出現人們擔心的結果,相反,有些産業的競爭力還得到了大幅度增強。中國成為全球第一大汽車生産國和消費國,汽車出口快速增長。中國的銀行業非但沒有受到入世後大幅度開放市場的衝擊,反而從入世前的“技術性破産”境地,經過大幅度改革重組,實現了鳳凰涅磐,在全球金融危機後變成世界上贏利能力最強的銀行,在全球最大和最贏利銀行中名列前茅。外資金融機構在中國市場的份額沒有明顯增加,個別著名外資金融機構經過幾年的試水後,甚至退出了中國市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所以能夠促進産業競爭力的增強,一是因為“入世”大大地拓展了外資准入的範圍和程度,國家按照世貿規則修訂了相關法律,增加了我國投資環境的穩定性和可預見性,因而增加了投資者對中國的信心。外資的進入既增加了競爭壓力,又帶來了新的技術與管理的示範。二是市場開放大幅度增加了國內市場的競爭壓力。三是入世推動的大範圍高強度改革,理順了體制機制,開放與改革給國內發展帶來多方面的紅利,例如,“入世”後的前五年,我國製造業勞動生産率大幅度提高,提高速度遠遠高於勞動力成本上漲的速度,從而增強了本土企業的競爭力。四是入世後我國綜合國力快速增強,外匯儲備大幅增加,我國企業通過“走出去”在全球主動配置資源的能力大幅增強,整合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有力地增強了競爭力。 2010年我國對外投資額位列世界第5位。 “入世”的一個重要啟示就是,有序推進對外開放,而不是保護,才是增強一個國家的産業國際競爭力的最有效的辦法。
  第三,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有力地推動了體制改革,促進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我國按照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承諾,修訂了2300多份法律法規和數十萬份政府文件,不僅大大推動了涉外經濟體制改革,形成了與國際慣例並軌的涉外經濟體制,而且大大推進了國內經濟體制改革,很多世貿組織的規則通過國內法律的修訂成為了我們市場經濟的一些基本制度,從而大大完善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開放促改革,是中國改革道路的一條獨特經驗,這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達到了巔峰。
  第四,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大大增強了國民的開放意識與規則意識。鴉片戰爭後,中國的精英層開始睜眼向洋看世界,先是開展洋務運動,着眼於學習西方的器物。但甲午海戰後,國人認識到,僅僅學西方的器物是遠遠不夠的,還要學習先進的制度,從而有了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但是,辛亥革命後,早期的共和並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一些知識精英認識到,學習器物與制度還不夠,還要學習西方的文化,從而開始了新文化運動。對於長期封閉的中國而言,學習西方先進的技術、制度和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華,均是十分重要的,而制度與文化的影響更為深遠。從申請恢復關貿總協定到最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的“入世”之路長達15年,中國政府將這一漫長的談判進程演化為對全民普及WTO知識的過程,變成啟蒙開放意識與規則意識的過程,如此大規模地教育普及世貿知識,在全球是獨一無二、前所未有的。全民開放意識與規則意識的樹立與強化,對於長期處於封閉狀態的中國國民,具有特殊的意義,對中國未來更加深入地融入世界,與世界實現共贏,將産生長期的積極影響。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經驗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中國總體上實現了趨利避害,有幾條重要的經驗:
  第一,準確判斷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制定正確的對外開放戰略,堅定不移地堅持有序擴大開放,充分發揮比較優勢,牢牢把握戰略機遇,防範開放的風險。中國對外開放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就是把握一個機遇,即出口導向型勞動密集産業跨境轉移的機遇,發揮了一個優勢,即勞動力低成本的優勢,實現了一個目標:出口創匯。
  第二,把對外開放的壓力作為推進改革的動力,始終堅持用改革的辦法來增強國際競爭力,來應對挑戰與衝擊。
  第三,用政治決斷消除各種阻力,用宣傳教育凝聚全民開放與改革共識,政治決斷與社會共識形成良性互動。
  第四,把對外談判與自主推進漸進式開放有機結合,通過漸進引進國際競爭壓力增強國內産業的國際競爭力,成功地避免了談判結果對國內市場産生過大衝擊。
  第五,認真履行對外承諾,樹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三,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教訓與啟示
  回顧加入世貿談判與後來的發展,我們也有一些值得總結的教訓與啟示:
  第一,準確評估我國産業的競爭力特別是提升競爭力的潛力,對於確定對外開放戰略與開展對外談判,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加入世貿之初,國內對汽車、農業、金融服務等一些“弱勢”産業會否受到外部競爭衝擊充滿了擔心,加入世貿後十年,這些産業非但沒有受到衝擊,反而得到未曾預料的長足發展。這一方面得益於較好的外部經濟環境,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全球經濟經歷了持續高速增長,也得益於我國政府與企業的改革與調整。另一方面,是否存在着事前對我國“弱勢”産業增強競爭力潛力估計不足的原因呢?事後看來,這種情況是存在的。從世界各國看,擔心開放會衝擊本國的“弱勢”産業是阻礙一國推進對外開放的主要原因,往往因此放棄對外開放可能帶來的巨大利益。 “弱勢”産業往往傾向於利用各種話語權來阻擋進一步開放,有時甚至會用極端的語言來“嚇唬”決策者和公眾,而不願意通過改革和調整來增強國際競爭力。因此,準確評估本國“弱勢”産業的競爭力和對開放的承受能力,準確把握導致其競爭力較弱的原因和評估提升競爭力的潛力,對於一國決定對外開放的目標、進程和時序,有着重要的影響。
  第二,牢牢樹立發揮比較優勢的理念。一國從比較封閉走向比較開放的進程,就是不斷深化參與全球分工的過程,實質是將資源配置向具有比較優勢部門集聚的過程,這正是深化全球分工來提高效率的真正含義。當今世界的任何一個國家,不管是大國還是小國,都不可能在所有領域擁有國際競爭力,美國如此,中國亦如此。只有“有所不為,才能有所為”。這就意味着,擴大開放必然會帶來結構性調整,資源將從比較劣勢部門更多地流向比較優勢部門,提高整體的效率。因此,能否通過擴大和深化對外開放來獲得總體利益,關鍵是要建立一套結構調整與利益補償機制,將資源(最重要的是勞動力)從比較劣勢部門順利地轉移到比較優勢部門,開放的獲益部門要能夠充分補償受損部門。如果缺乏這種機制,個別部門就可能阻礙開放的進程,喪失擴大開放的巨大收益。一些國家因農業部門反對開放而難以獲取貿易投資自由化帶來的整體利益,這樣的事例應該成為我國的鏡鑒。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一國的比較優勢不是凝固不變的,而是可變的,一國的國際分工地位的提升,本質上是一國比較優勢動態變化的結果。
  第三,擴大開放需要有力的人才支撐和有效的協調機制。加入世貿時的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先生曾感慨:美方代表團背後坐滿了智庫與業界人士,為談判提供支撐,而中方代表團背後空空如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過程,我們從實戰中培養了一批涉外經貿人才,但是,與當今中國面臨的日益複雜的國際環境和進一步擴大開放的需要相比,具有戰略思維、國際視野的高層次人才更顯匱乏。一個國家如果不願意投資於涉外人才培養、智庫研究,軟實力的匱乏必然會令其硬實力的影響力大打折扣,在這種狀態下,投資軟實力的邊際收益將是巨大的。部門間的有效協調也是軟實力的重要內容。加入世貿談判時,由高層領導人領銜達成了部門間的協調,但這是一種臨時而非常態的部門間協調機制,這一機制隨着加入世貿談判的完成而消失。如果一個部門、一家大企業就可以因自身利益而阻礙一個區域貿易協定的談判,這充分暴露了現行協調機制的低效,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警惕。
  (本報告是中國發展基金會組織的“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十年後的中國”研究課題的總論部分,作者感謝中國發展基金會的支持,不妥之處由作者負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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