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種跡象表明，世界經濟正朝着復蘇的方向前進。但當前危機中形成的雙軌經濟增長格局仍十分明顯：即發達國家處於低增長、高失業、通貨緊縮之中；而發展中國家則相反，經濟增長速度較快、通脹較高，經濟處於過熱狀態。這種強烈的反差使得眼下的復蘇怎麼看來都非常脆弱且充滿着不確定性。
　　面對大宗商品價格普遍上漲，資本大量涌入，新興經濟體能否有效應對？對於中國來説，增長速度的疑問更是形象而又直截了當地化身為“軟着陸”還是“硬着陸”的問題。上周，由上海發展研究基金會主辦的“2011世界和中國經濟論壇--脆弱還是可持續：經濟復蘇的軌跡”在上海召開，會上，中銀集團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美銀美林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蒂莫西邦德等專家圍繞“中國經濟：可以軟着陸嗎”的議題展開討論，雖然“硬着陸”風險小是比較一致的聲音，但對結構調整、外資流入、通貨膨脹等，專家們還是道出了各自的擔憂。

　　結構調整實實在在發生着

　　“目前宏觀經濟形勢比較複雜，中國經濟正在進入一個調整時期。”中銀集團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在發言一開始就對當下的中國經濟給出了基本判斷。
　　回顧“十一五”期間中國經濟的發展，會發現中國經濟結構中非常突出的兩大特點。第一，這個結構是以第二産業為主的結構。我們可以看到，“十一五”計劃的22項指標中有14項是預期性指標，其中有三項指標最終沒有完成，分別是服務業佔就業的比重，服務業增加值、研發經費佔GDP的比重，這凸顯了第二産業的主導地位。第二，第二産業的結構又是以出口導向為主的。中國經濟高度依賴出口已是不爭的事實，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因出口受影響而同時陷入危機就足以證明這一點。
　　明確這兩大特點就能清楚地認識到中國經濟未來會遇到什麼。在曹遠征看來，如果説以往的結構調整都只停留於口號的話，那麼，現在結構調整正實實在在發生着，因為跟過去30年相比，四重因素正發生重大變化。
　　第一，世界經濟似乎不那麼樂觀，仍處在低迷之中，並且前景也並不是非常光明，這意味着中國出口導向型經濟是不可持續的。
　　第二，中國跟很多亞洲國家一樣，都是在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獲得的快速增長。由於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形成了建立在低成本勞動力基礎上的低成本製造優勢。現在看來，農村勞動人口的轉移已經變化，45歲以上的農民已經不出來打工了，這意味着工資會有次序地上升，低成本優勢將不復存在。
　　第三，中國經濟是投資推動型經濟，得益於中國的高儲蓄率，而高儲蓄率和人口結構高度相關。最新人口普查資料顯示，中國的人口老齡化比我們想象得要嚴重。
　　第四，過去中國經濟是資源消耗型、環境不友好型的，而現在這似乎在往好的方向發展。有數據表明，1993年到去年年末的十多年時間裏，中國石油消費量的53%依賴進口，在能源供應的可持續性存在疑問的情況下，節能減排自然成為大勢所趨。
　　四重變化使得結構調整勢在必行，而調整的方向則是--“我們希望中國通過擴大人均收入，提高消費能力，使中國市場逐步走向世界前列，那麼以此為需求的擴張、內需的擴張將帶動工業的可持續發展，進而創造中國經濟可持續的未來。”曹遠征説。

　　貨幣政策遭遇挑戰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則把上半年中國經濟運行中最大的難點歸結為“資本流入對貨幣政策的挑戰”。根據交通銀行的統計，今年上半年，新增外匯賬款總數明顯高於去年同期，達到2.1萬億元人民幣，"這反映了6個月內資金加大力度流入了境內。"連平認為，資本大量流入會産生很多宏觀及微觀效應。
　　首先，會妨礙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銀行發放貸款是嚴格受監管的，包括央行的貨幣政策、國家的行業政策等一系列導向，比如對高能耗、高污染、産能過剩的行業，銀行是不能夠發放貸款的，對房地産行業也有非常嚴格的控制。而從境外流入的資金，完全是逐利的，只要這個行業有利可圖。
　　其次，會導致融資結構的扭曲。市場上增加了兩萬億元境外資本，央行通過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對衝，收掉流動性，使市場上的資金總量維持在一個較為穩定的水平。然而，這麼一收是不平衡的，那些本來能夠從信貸或者説其他渠道獲得融資的地方，現在就很難得到。也就是説，境外流入資金滿足了一部分需求，但是另外一部分需求的融資環境就偏緊了，所以出現了融資結構問題。
　　第三，會給央行的貨幣政策帶來壓力。連平擔憂，央行要緊縮，但再緊縮，因為高利率，資金還是要流入，於是，不斷緊縮，不斷再流入，就會形成惡性循環。這一狀況2007年到2008年也曾階段性出現過，但這次的外部經濟大環境跟當時有很大不同，2007年是股票大幅上揚，房價也大幅上升，而這次股市基本是在低迷中徘徊，房地産市場也波瀾不驚。
　　在連平看來，今年上半年經濟運行中碰到的各種問題，都是資本流入帶來的問題，影響了貨幣政策，然後再波及到國民經濟的方方面面，因此，下半年利率不能升高了，“如果利率繼續保持上升態勢，對於資本流入會有更大的吸引力，同時也會給貨幣政策的制定帶來新的壓力。”

　　不要糾結於“硬”或者“軟”

　　關於中國經濟究竟會“軟着陸”還是“硬着陸”，這個問題從根本上説是增長速度的問題。美銀美林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蒂莫西邦德把“硬着陸”定義為今年中國經濟的增長率從9.5%降到7%。他在論壇現場發問，認為中國GDP增速會降到7%的請舉手，應者寥寥。他説，他之前在美國和英國的會議上做過同樣的提問，美國有30%的聽眾舉手，而英國聽眾更悲觀，有一半認為中國經濟可能“硬着陸”。
　　這個例子可以反映世界對中國的看法，與中國對自身看法的差距。不過蒂莫西邦德還是從經濟學的角度對“硬着陸”的可能性做出了分析。他的判斷依據也很簡單明了--公共債務，全世界都在與公共債務作鬥爭，通常情況是，公共債務一旦超出限度，那麼經濟體就會陷入危機。根據美銀美林的數據，2010年，中國公共債務佔GDP的比例只有18%，低於危機前美國60%的水平，更是遠遠低於希臘、意大利、愛爾蘭等深陷歐債危機的國家100%以上的債務率。從這個角度來看，硬着陸的風險確實不大。用蒂莫西邦德的話來説，中國最大的風險不是硬着陸，而是緩慢地、漫長地放緩過程。
　　中銀集團則明確儘管有緩慢回落的跡象，但中國經濟下行風險並不是很大。曹遠征&&：“中國經濟今年的增長肯定可以維持在9%以上，甚至有希望達到9.5%左右。”他擔憂的不是增速，而是物價上漲。他預測，CPI數據4季度有望回落到4%左右，全年物價增長應該在5%左右。“中國經濟目前最大的敵人還是物價上漲，儘管物價上漲不完全由通貨膨脹因素引起。問題的關鍵是這種上漲是短期宏觀政策難以對付的。”他分析，這一次通貨膨脹不完全由貨幣因素推動，儘管貨幣發揮了很大作用，但勞動力成本的上升才是癥結。拿蔬菜舉例，蔬菜很大程度上是勞動密集型産品，勞動力成本大約佔到整體成本的40%以上。因此，勞動力成本上升，所有勞動密集型産品的價格都會隨之上漲，這不取決於貨幣政策，這是一個比價關係的調整。
　　他提醒，包括勞動力成本上升等一系列的結構調整將是今後一段時間中國經濟的核心問題。從這個角度來看，與其糾結於“軟着陸”還是“硬着陸”，不如修好結構調整這門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