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年的各項宏觀經濟數據發布後，學界、財經媒體觀點紛呈，對未來中國經濟走勢、宏觀調控政策取向都有不同看法。權威媒體認為，“這些爭論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複雜形勢。”筆者認為，目前中國所面臨的經濟形勢確實十分複雜，但並不是整體經濟運行出了大問題，而是進入轉型期後，深層次的體制性、結構性矛盾凸顯，令一般意義上的宏觀調控處於“兩難”，甚至“多難”的境遇，只有積極推進改革才能使難者亦易矣。
　　宏觀經濟的概念是凱恩斯提出來的。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國家政府普遍根據凱恩斯的理論對宏觀經濟，即經濟總量的運行進行干預。上世紀70年代後，由於凱恩斯的理論不能有效應對“滯脹”問題，貨幣學派由此得勢。儘管貨幣學派反對政府干預經濟，但信奉這一學派理論的西方國家政府並沒有停止對宏觀經濟的干預，只是更多地採用了貨幣政策手段，或是將宏觀調節任務更多地交付給相對獨立的貨幣當局。這種宏觀干預，對戰後西方國家緩解經濟波動的衝擊，適應新的産業、革命帶來的生産力大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因此認為，只要找到正確的宏觀管理理論和政策手段，就能令市場經濟體制順利運行，恐怕就失之偏頗了。
　　從理論上説，戰後西方經濟學界最有影響的派別中，除凱恩斯學派、貨幣學派外，還有新制度學派(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這個學派認為，把經濟學分為宏觀和微觀兩部分是一種不幸，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並不能解決西方經濟的病症，一些市場上供求失衡現象，往往是制度造成的。他們主張從制度和結構上改造社會。新制度學派代表人物加爾佈雷思，不僅是著述頗豐的經濟學家，當過美國經濟學會會長，還出任過政府官員，並且是肯尼迪家族的密友，因此對美國政府的政策曾發揮重要影響。
　　從實踐中看，戰後西方各國在市場經濟的大框架內，不斷地調整體制和結構，以適應生産力的新發展。德國、日本作為戰敗國，其經濟體制被美國佔領當局動過大手術。美國人自己也是在不斷地反復、爭論中，調整了經濟體制和結構，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壟斷勢力，保護了中小企業，增進中低階層的社會福利和消費能力，形成了一個以中産階層為主體的社會。沒有這些制度、結構方面的調整，很難想象西方經濟現在是何狀況。
　　按國家統計局總經濟師日前的説法，當前中國整體經濟的運行狀況，“仍具平穩特徵，既沒有過熱，也沒有出現大幅度下行，目前最突出的問題仍是通脹。”不少分析人士認為，目前的通脹仍在可控制範圍，下半年可望逐步下降。環望世界各主要市場體制下的經濟體，這樣的形勢實屬難能可貴，何勞宏觀調控者為難？要説經濟形勢複雜，讓調控者感到難以下手，正是因為遇到的體制性、結構性矛盾。以豬肉價格為例，30年來，中國豬肉價格出現過六次大的周期性波動，多是與産供銷體制方面的缺陷有關，與宏觀經濟政策的關係不大。
　　説到今年的經濟形勢，人們往往強調“十二五”開局之年，如何如何重要。“十二五”規劃確實提出了一些有關經濟總量的數字指標，但和計劃經濟時代不同，這些指標只對指導經濟工作有參考價值。規劃中提出的有關如何深化改革，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有些雖沒具體的量化指標，但從開局之年就不能有絲毫懈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