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反映農村改革初期情況的新聞報道中，經常會出現這樣的詞句：“在小崗村一間破草屋裏，點燃了中國農村改革的星火”，“十八顆鮮紅的指印，揭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且不説，這樣的表述是否準確，至少會使不了解那一段歷史的青年人産生誤讀，似乎農村改革是在一夜之間突然發生的，而突發地就是小崗村。
　　其實，農村改革與世界任何事物一樣，有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發展過程。作為一名跟蹤這一歷史進程的退休新華社高級記者，筆者在這裡願向讀者翻開那一頁頁的採訪記錄。

　　改革策源地，為什麼是安徽

　　為什麼農村改革首先發生在安徽？筆者總結了三“大”原因：“省委六條”的大松綁，“借地度荒”的大推廣；1961年“責任田”的大 啟發。

　　在滁縣地區的定(遠)、鳳(陽)、嘉(山)一帶，年年形成一支三五萬人的討飯人流，涌向東部沿海。1978年8、9月間，筆者走訪過定(遠)、鳳(陽)、嘉(山)一些討飯生産隊，其赤貧情況令人瞠目。
　　1977年6月間，萬里同志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里同志看了滁縣地委的相關調查報告，立即指示省委農村政策研究室深入調查，摸清全省情況，他自己也跑到農村去調查。在一次省委常委會上，萬里同志明確提出，“撥亂反正從落實農村經濟政策入手。”
　　根據這一決定，省委經過反復醞釀討論，徵求意見，制定了一份《關於當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問題的規定》，主要內容有：尊重生産隊自主權；落實按勞分配政策；減輕生産隊和社員的負擔；糧食分配要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利益；允許和鼓勵社員經營正當的家庭副業；允許生産隊根據不同農活建立不同的生産責任制，可以組織作業組，只需個人完成的農活，也可以責任到人，等等。這份文件被簡稱為《省委六條》。
　　正是《省委六條》這第一份突破極左禁區的關於農村政策的開拓性文件，提升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1978年2月3日，《人民日報》頭版刊發了該報記者與新華社記者采寫的《一份省委文件的誕生》，新華社也播發了此稿，在全國産生了較大反響。此後，其他省份也制定了類似的農村經濟政策。
　　1978年，老天好像有意為難安徽，這裡9個月沒有下過透雨。災情最重的是江灘丘陵地區，許多地方人畜無飲水，無法抗旱秋種。筆者曾專程前往調查，采寫了《活着的人沒見過的大旱》等內參報道。
　　9月11日，萬里同志再次來到鳳陽調查，並召集定、鳳、嘉三縣縣委書記開會。會上，萬里一字一句地宣布了一項震動全省的決定：“集體無法耕種的土地，可以借給社員，誰種誰收，國家免除徵購……度過災年。”省委的“借地度荒”的決定，使許多龜裂的耕地分到了農戶。後來，麥苗長勢明顯地比沒有分到戶的大田好。
　　“借地度荒”，使安徽農民自然聯想到了上世紀60年代初安徽一度擴大到全省85%以上生産隊的“責任田”。這種“定産到田、責任到人、超産獎勵，減産賠償”的“責任田”，農民就叫包産到戶。雖然“責任田”後來遭到了嚴厲批判，被斥之為“復辟資本主義”，但安徽農民心裏卻對包産到戶唸唸不忘。
　　從“借地度荒”到“包産到戶”，首先突破這一禁區的是肥西縣山南區。1978年9月，山南區委書記湯茂林到黃花大隊調研“借地度荒”。一進村，就有農民對他説，“61年的‘救命田’很管用，肯定能度荒。”有人接話，“那叫責任田，土地分到戶”。當晚在黃花大隊大隊部召開的座談會，討論更是炸了鍋：“借地借一季，肯定拔地力(少下肥)，到頭來地遭殃！”“不如一桿子分到戶，定個責任制。”討論到半夜，一個“四定一獎”的辦法&&了：“定任務、定工本、定工分、定上繳，超産獎勵，減産賠償。”湯茂林拍板，“先幹着再説！”黃花大隊包産到戶的消息飛快傳開，全區紛紛效仿，震動全省。

　　改革聚焦點，為什麼是鳳陽

　　肥西縣山南區、來安縣前郢隊實行包産到戶都不比鳳陽縣實行大包乾遲。從1979年開始，新華社安徽分社在3年時間裏采寫過幾十篇內參和公開報道。筆者采寫的《這樣幹，糧滿囤！》、《小“吵”村紀事》等新華社通稿，還曾引起較大反響。但人們認的還是鳳陽縣的大包乾。

　　1980年6月28日，新華社播發了筆者執筆采寫的《實行大包乾的鳳陽縣喜獲夏糧豐收》，《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登，許多媒體刊用。這是中央新聞單位第一次向社會介紹“鳳陽縣大包乾”責任制，鳳陽縣從那以後成為全國的參觀熱點。
　　明明是肥西縣山南區，在安徽省最早實行包産到戶責任制，為什麼中央主要媒體的宣傳聚焦點對準了鳳陽，使鳳陽成為人們心目中農村改革的發源地呢？
　　要講清這個問題，必須先梳理一下安徽農村生産責任制發展的過程。
　　自從《省委六條》下發之後，安徽省農村各種生産責任制層出不窮，並經歷了優勝劣汰的激烈競爭。經過三輪淘汰，最後鳳陽大包乾勝出，“一統天下。”
　　第一輪是不聯産計酬敗於聯産計酬。不聯産計酬辦法，流行了一段，很快出現了難以解決的矛盾。不聯産計酬使各個環節上的農活質量的驗收，不是流於形式，就是走過場，最後分配還是變相的“人頭分”，沒能解決“幹好幹壞一個樣”的問題。從1978年3月，各種聯産計酬辦法如雨後春筍般破土而出，而不聯産責任制逐漸銷聲匿跡。
　　第二輪是包産到組不敵包産到戶。上演“到組”與“到戶”之爭最激烈的是來安縣。來安縣開始大面積推開魏郢生産隊的“包産到組”。但包産到組多了一級“作業組核算”，顯得更繁瑣，且作業組內還是存在不公。於是紛紛學習前郢隊的“包産到戶”。1979年秋天，來安縣委對全縣實行不同形式責任制社隊的糧食産量分別統計，結果表明，包産到戶的隊增長37%，包産到組的增長3.4%。最講現實的農民，秋後普遍選擇了包産到戶。
　　最後是包産到戶被鳳陽大包乾“統一”。包産到戶責任制將農民強烈要求的“聯産”和“到戶”這兩點合二為一，一時成為農民重點選擇的責任制。但是真正的包産到戶有很多繁瑣的程序。基層幹部説，包産到戶比集體生産，幹部的工作量更大，但吃力不討好，平添了很多苦惱。農民不放心地説，糧食稱進稱出，工分算來算去，還不是幹部算計百姓。基層幹部和農民都渴望找到一種既聯産到戶，又簡便易行的新辦法。
　　鳳陽大包乾的出現，使大家眼睛一亮。這種辦法實際上就是包乾到戶，即分田到戶以後，幹部只要收農業稅(後被國家免除)，收集體提留，就沒啥事了。而農民有了土地使用、經營、種植權，有了産品支配權、真正成了“自由農民”。
　　上述三輪優勝劣汰的競爭過程，筆者曾在1984年采寫的《滁縣地區多種聯産責任制的比較調查》(五篇)的內參報道中作過反映。
　　在這裡，筆者還需要澄清一個誤區，即將包産到戶、包乾到戶混為一談。安徽省原省長、後調任國務院政策研究部門領導的王鬱昭曾對筆者説，包産到戶那一套繁瑣的程序説明，它是在維護“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體制的基礎上，對生産組織方式、勞動計酬辦法的一種改革；而包乾到戶、即大包乾，實際上是公有制條件下的分田單幹，是否定人民公社體制的一種改革，是前所未有的新事物。沒有大包乾，沒有農村後來不斷産生的專業戶、家庭工廠、專業市場、規模經營、合作經濟組織、農民工等等新事物，因為包産到戶維護人民公社體制，仍會將農民束縛在“一畝三分”地裏。大包乾與舊社會個體農戶也有本質區別，一是耕地公有制，二是集體、農産“雙層經營”體制，三是有黨的領導。當然，包産到戶在新時期農村改革中承上啟下、推波助瀾的歷史性作用不容否認。
　　還需可澄清一個事實，即使全國農村基本都選擇了大包乾或稱包乾到戶，鳳陽縣也不能稱作中國農村改革的發源地，而是農業大包乾的發源地。

　　改革的標杆，為什麼是小崗

　　熟悉鳳陽大包乾誕生史的人，知道在起初近一年的時間裏，並沒有小崗村的身影，但後來小崗村為什麼成了大包乾的源頭，成了農村改革的標杆？
　　這要説到鳳陽大包乾的兩個發展階段，一是大包乾到組階段，二是大包乾到戶階段。

　　1979年2月中旬，鳳陽縣召開四級幹部會，研究農村生産責任制問題。會上，在多種聯産責任制的比較中，城南公社岳北生産隊介紹的責任制，引起了大家的極大興趣。這種責任制，開始名稱也沒有，只説，分小組作業，收成後，該給國家的給國家，該交集體的交集體，剩下的誰也不要管，由社員自己支配。在七嘴八舌的討論中，有的説痛快，這叫大包乾！縣委書記陳庭元敏感地抓住這句“口頭語”，向路過鳳陽的地委書記王鬱昭匯報，群眾要求實行大包乾。王鬱昭當即&&，立即向萬里同志匯報。2月16日，萬里同志聽取王鬱昭匯報後，説：“不管什麼辦法，只要能把群眾的生活搞好，就可以搞。”2月20日，陳庭元根據萬里、王鬱昭的指示精神，在“四幹會”上宣布，“大包乾可以搞！”就這樣，“大包乾”一詞正式&&了。
　　這是大包乾到組階段。一直到1980年夏收，實行大包乾到組的生産隊，季季增産。但農民又説道：“大包乾好是好，組內分配太難搞。”許多“叔伯組”、“兄弟組”也是幹一季就散。
　　能不能將作業組再劃小，一家一戶幹呢？許多人這麼想過，但誰也不敢碰“分田單幹”這根高壓線。這時，“不肯死”的小崗人已悄悄進行了一年多的“分田到戶”實踐。
　　1978年10月，隊裏剛剛選出了隊長嚴俊昌、副隊長嚴宏昌、會計嚴立華的新班子。當時鳳陽縣提倡“一組四定”責任制，他們就將20戶人家的小崗隊，先分成4個作業組，幹崩了；又分成8個，還是合不擾。怎麼辦？剛剛擔任副隊長的年輕人嚴宏昌，是個初中畢業生，去請教刮“五風”時倖存下來的隊裏三位老人之一的關庭珠。他説：“1961年的‘救命田’很中用，一幹就增産。”嚴宏昌眼睛一亮：“對，那叫責任田，就是包産到戶，乾脆一桿子到戶。”嚴俊昌也&&：“只要社員同意，出了事，咱幾個頂。”
　　真實反映小崗歷史的原始資料是一篇名為《一劑必不可少的補藥》的調查報告，它的作者正是從小崗村走出來的吳庭美，1978年他是鳳陽縣委辦公室幹部，後來當了鳳陽縣委書記。從這份調查報告中，我們得知，小崗實行的“包乾到戶”，1979年創造了驚人的奇蹟，當年全隊糧食總13萬多斤，相當於1966年至1970年這5年糧食産量的總和。過去23年沒有交過徵購糧，還年年吃救濟糧的小崗隊，那年向國家交售糧食24995斤。
　　小崗村“分田單幹”的事還是被傳了出去，1979年4月縣委書記陳庭元來調查，看到農民在地裏幹活有説有笑，格外出勁，就對陪同的公社書記張明樓説：“小崗已窮、‘灰’掉了，還能搞什麼資本主義，最多也不過是多收點糧食。既然已經分開了，就讓他們幹一年再説。”
　　1980年1月上旬，陳庭元在參加全省農業工作會議期間，將《一劑必不可少的補藥》這篇調查報告交給萬里。萬里連夜細讀，説：“我像讀小説一樣，一口氣連看了兩遍。”小崗實行包乾到戶的艱難歷程深深地打動了他。第二天，萬里對陳庭元説：“我要到小崗去看看！”
　　1月24日，萬里在王鬱昭、陳庭元等人陪同下，踏着泥濘進了小崗村，他一家一戶地看糧囤，高興地説：“哦，這下‘討飯莊’不再餓肚子了！”這時，嚴宏昌向萬里“告狀”：“有人説小崗‘包乾到戶’，是‘挖社會主義墻角’，不讓我們幹。”萬里鄭重地説：“誰不叫你們幹，你就問他有什麼更好的辦法，能使農民生活富裕，就照他的幹。不然，對不起，你們照幹你們的。”
　　萬里的小崗之行，等於給包乾到戶發了通行證，正在苦尋大包乾到組後，組內核算、分配辦法的鳳陽農民，紛紛轉向了包乾到戶。包乾到戶在全縣迅速蔓延，到1980年8月，全縣已有80%的生産隊實行了包乾到戶。
　　由於小崗村將包乾到戶瞞得很緊，後來，縣委也對記者“保密”，因此新華社安徽分社最早報道小崗是在1980年12月。筆者參與采寫了內參報道《鳳陽大包乾好處多》和新華社通稿《鳳陽涌現萬個萬斤糧戶》。
　　農村改革之初的漸進式發展過程，實際上是小崗村的包乾“統一”各種聯産責任制的歷史。

    鏈結：農村改革：關於農村的13個“一號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