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藥事件”後，“前門制藥治病，後門排污致病”成為坊間對違規排污藥企的調侃。一方面，生物産業已被列為國家戰略性新興産業，正在制定的《生物醫藥産業發展“十二五”規劃》將發展多項創新型藥物品種，制藥産業也被多個省份列為支柱産業。另一方面，博弈論中“道德風險”的幽靈漂浮在制藥産業的上空，藥企違法成本低，執法成本高，以及監管者的信息不對稱，仍是制約藥企排污達標的體制性因素。
　　據悉，中國化學制藥工業協會已協助環保部制定《化學制藥行業環境經濟政策配套綜合名錄》(以下簡稱“名錄”)及適用經濟政策。多位業內人士指出，這將在“十二五”期間，對“雙高”行業和企業産生重大影響。

　　原料藥高利潤伴隨着高環境風險高污染

　　“證監會否得好。”九州藥業兩周前A股IPO被證監會發審委否決後，中國化學制藥工業協會副會長張明宇向《經濟參考報》記者&&，“台州工業園區多，第三梯隊的化工企業多，他們就是在搞直排(未經處理，直接向河流、土壤、大氣排污)。”
　　無論是炒得轟轟烈烈的藥企第一梯隊哈藥集團，還是近幾週衝刺A股IPO的九洲藥業、仟源制藥，都是抗生素類原料藥的擁躉。中國化學制藥工業協會專家委員會副主任沈賢姬向《經濟參考報》介紹：“原料藥和化學藥品製劑是化學制藥工業的兩大組成部分。目前我國醫藥企業有4000多家，上述兩大板塊的總産量約193.5萬噸，2009年醫藥工業總産值達1.04萬億元。”截至2010年，我國原料藥達到1500多種，佔全球的1/5，其中抗感染藥高達近300種，這裡面也包含了抗生素。
　　抗生素類原料藥不僅在投資、消費這“兩駕馬車”上表現突出，即便面對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出口勢頭依然不減。制藥産業去年三亞會議上的數據顯示，2010年1-5月，化學制藥工業實現利潤227億元，利潤率超過10%，佔全行業50%，同比增長36.5%；實現出口交貨值240億元，佔全行業50%，同比增長28%，其中原料藥出口同比增長27%。
　　高利潤、高成長，不可避免地伴隨着行業的高環境風險、高污染(簡稱“雙高”)。環境保護部科技標準司標準處處長馮波&&，制藥行業廢水排放量、氨氮排放量均位於行業前列，有的藥物産生副産物、中間體，有的藥物有生物活性或毒性，可能對人體健康産生廣泛影響。在環保部的全國污染源普查公報中，制藥工業佔全國工業總産值的1.7%，而污水排放量卻佔到2%，被列為國家環保規劃重點治理的12個行業之一。

　　藥企治污成本大於排污處罰

　　去年7月1日，我國首個針對制藥工業的環保標準《制藥工業水污染物排放標準》(簡稱“新標準”)正式施行。東方證券曾發布一份研究報告稱，原料藥産業洗牌效應表現得特別明顯，産能小、工藝落後的中小醫藥企業將面臨被淘汰的壓力；此外，一大批企業將面臨搬遷問題。
　　東北證券的預言只對了一半。多位醫藥行業和環保部門人士&&，新標準實施近一年來，確實出現了東部沿海藥企向中西部省份轉移的趨勢；但面對異軍突起的多個新興經濟區(帶)，中央層面的高門檻難敵地方投資衝動，中小企業又在産業轉移的承接地找到它們的“排污天堂”。張明宇透露，一些原料藥生産企業甚至到內蒙古等地買了塊荒地，就為了搞直排。
　　“面對新標準，大藥企資金、技術實力雄厚，能上馬清潔生産項目，也能應對原料漲價，但生産規模小、産品穩定性差的中小藥企不容樂觀。”　華北制藥集團環境保護研究所副所長、國家制藥廢水污染控制工程技術中心主任任立人&&。但張明宇&&，藥業巨頭也非“完美無瑕”，“目前我國原料藥主要産自哈藥集團等老牌國企，以及新華制藥、國藥集團、華藥集團等家族企業，它們旗下部分廠區設備陳舊，員工眾多，缺乏污染廠區搬遷資金。即便是新廠區要完全達標也有一定難度。”
　　西方經濟學博弈論中“道德風險”的幽靈，正漂浮在制藥産業的上空。道德風險的原意是，簽訂契約的一方不完全承擔風險後果時，所採取的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自私行為。而在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這一“官民契約”中，由於排污成本(行政處罰)遠遠小於治污成本(上馬設備、引進技術等)，藥企很容易兩害相權取其輕，“寧可直排被罰幾百萬，也不投入幾千萬甚至上億元搞環保”。

　　經濟手段護航“雙高”減排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專家&&，我國制藥企業數量多、規模小、布局散、效率低。該人士稱：“行政手段一招已經很難管住他們了。”
　　行政手段既已“騰位子”，經濟手段就要“撒蹄子”。早在年初，作為制藥企業的行業聯盟，中國化學制藥工業協會就協助環保部制定《化學制藥行業環境經濟政策配套綜合名錄》及適用經濟政策。多位業內人士指出，這將在“十二五”期間，對“雙高”行業和企業在市場准入、發展規劃、金融信貸、稅收、保險、運輸、進出口等方面，産生重大影響。
　　該協會一位人士透露，列入“雙高”名錄的産品條件為：産品主要為出口而將污染留在國內的産品；至今仍在沿用被淘汰的工藝進行生産的産品；在生産過程中有污染産生，但延用未予治理的工藝進行生産的産品。
　　但在分類信貸、環境責任險、出口退稅等配套政策的建議上，該協會一位人士向《經濟參考報》透露，藥品生産過程非常複雜，過去的《名錄》細分到産品，但同一品種、同一外觀，可能就有好幾種工藝，污染物結構、排放量和當地環境容量都不一樣，很難判斷是否清潔生産，因此很難按照當初設想的那樣“一刀切”。
　　環境保護部科技標準司標準處處長馮波對此&&，由於行業排放的廢水成分複雜，用有限的理化指標和檢測手段難以控制評價廢水對環境健康的影響，新標準增加了綜合性毒性指標。上述人士也透露，現在的《名錄》開始細分到“環境友好型工藝”，但“很多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不願意將‘核心機密’的工藝流程透露給我們，更不願意承認他們的産品是污染型産品”。
　　張明宇&&，目前環保部的綜合名錄“仍以停産、限産等懲罰措施為主”，使得抗生素供應短缺問題日益嚴重。此外，地方環境部門的執法尺度也寬嚴不一。“以制藥産業大省河北為例，當地許多藥企搬遷到開發區後，集中排污到污染處理中心，未處理水質的化學需氧量僅達到國家二級標準，低於新標準的國家一級標準，實際上把治污壓力轉移給社會。”張明宇説。
　　“藥企治污不是環保部門一家的事。銀行系統要儘早認可並適用信貸獎懲措施；藥監部門要加強銷售末端監管，配合下架高污染藥物；科技部門要863、985等國家重大科技專項引導技術創新，鼓勵抗生素藥企從污染嚴重的化學法轉向酶法生産。”張明宇最後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