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春天，時任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首席執行官的亨利保爾森接到一份出任美國財長的邀請，他沒有接受。布什總統當時僅剩下半個任期，美國經濟看起來非常強勁，下一任財政似乎沒有什麼可供完成的偉業。但隨後，他又産生了新的想法——“你真的想到了75歲時，告訴人們‘我本可以當財政部長的’？”一位朋友問道——最終同意接受這份工作，條件是，他要獲得比布什政府的前任財長更多的權力和能見度。
　　保爾森於2006年7月 10日宣誓就職。13個月後，美國陷入了一場金融危機的陣痛之中。2008年初，保爾森精心策劃了拯救貝爾斯登公司的救援行動。在他任職的最後4個月中，這位畢生的自由市場主義者幾乎沒有一週不是在從事某項拯救行動（救援活動一直持續到他任職的最後一刻）。
　　保爾森放棄了在其30多年的高盛生涯中一直倡導的自由放任原則，緊急拯救了房利美（Fannie Mae）、房地美（Freddie Mac）、美國國際集團（AIG）和花旗集團（Citigroup）等金融機構；游説國會通過問題資産救助計劃（TARP），向私人銀行投入公共資金；為貨幣市場基金提供擔保；爭議最大的舉動是，拒絕出手救助雷曼兄弟公司，後者於2008年9月提出破産申請。
　　那段時間，他備受自我懷疑之煎熬。就在雷曼公司搖搖欲墜的那一刻，保爾森向太太坦言，“我真的非常害怕。” 夜不能寐的保爾森差一點服用了一粒安眠藥，這種違背其基督教信仰的念頭剛一閃現，他就趕緊把一瓶安眠藥扔進馬桶沖掉了。有無數次，沉重的壓力使得保爾森不停地乾嘔。
　　在《危險邊緣》一書中，保爾森蜻蜓點水式地描述了他的整個職業生涯（包括早期在尼克松政府擔任助手時的情景），重點闡述了他在財政部所經歷的不同尋常的30個月。回憶往事並非保爾森的強項。坊間充斥着大量談論這場金融危機的著作（我也寫了一本相關內容的書籍），這部著作最主要且頗有價值的貢獻在於，為讀者揭示了權力時常有限的聯邦政府的運作內幕。
　　保爾森的敘述中充滿了直率的語句（“我是一個很坦誠的人”；“我是一位事必躬親的管理者”），這倒符合人們對一位加入過老鷹童子軍（Eagle Scout），説話直截了當的人的預想。保爾森出生於1945年，在伊利諾斯州一個農場長大，孩提時代的他有過擠牛奶、捆幹柴的經歷。甚至在成為華爾街身價最高的高管（當他把對金融高管採取更為理性的薪酬政策這項功勞歸為己有時，保爾森省略了這一事實）之後，保爾森也極少顯露時尚、奢華的一面；在他眼中，所謂的娛樂就是觀看一部講述象牙嘴啄木鳥的紀錄片。儘管保爾森顯得如此有人情味，但《危險邊緣》並不是一本很優雅的著作。在達特茅斯學院學院求學期間被稱為“鐵錘”的保爾森，用一個接一個的事實敲打着我們；這與其工作時的節奏倒頗有些相似之處。
　　作為財政部長，除了應對財政事務之外，他也不得不把同樣多的精力放在政治領域，而這兩項議程並非相安無事。他經常冒着進一步驚恐金融市場的風險，被迫向國會證實經濟形勢的嚴峻程度。他的政治同情心或許也會讓人感到詫異。2006年之後，民主黨人控制了國會，但保爾森最大的麻煩卻來自共和黨議員——他們下意識地反對保爾森為了給銀行罩上安全網所做的每一項嘗試。“明擺着的事實對這些人來説似乎並不重要，”保爾森這樣寫道。他與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主席、民主黨議員巴尼弗蘭克（Barney Frank）結為同盟，效果顯著。早前，當保爾森試圖通過立法尋求更廣泛的權力時，弗蘭克提醒他説，自己沒有爭取到足夠多的支持票，但他敦促保爾森廣泛地詮釋現有的權力。“我是不會提出任何法律問題的，”弗蘭克如是許諾。
　　保爾森以仰慕的筆觸對布什總統作了一番描述。他筆下的布什總問一些簡單，但頗有見識的問題，時常支持保爾森提出的在政治上不受歡迎的救濟舉措。未來的歷史學家將不得不應對一個很矛盾的總統形象——在保爾森眼中，布什頗具“勇氣”，而另一方面，布什又顯得極其溫順：在伊拉克問題上任由切尼和拉姆斯菲爾德擺布，在減稅政策上深受供給學派影響。或許布什能好，也能壞，關鍵取決於那些為其提供諮詢的人是好，還是壞。
　　在2008年總統競選期間，巴拉克奧巴馬曾頻繁與保爾森接觸，在保爾森眼中，奧巴馬是一位知識淵博、思維縝密的候選人。另一方面，約翰麥凱恩似乎一門心思地反對緊急救援計劃，試圖以這種方式撈取政治分，以至保爾森威脅要追究其公眾責任。談論別人的閒話，並非保爾森的風格，但他顯然不欣賞莎拉佩林。當麥凱恩在一次電話會議上將這位風頭正勁的競選搭檔介紹給保爾森時，“她馬上就叫我漢克，”他寫道。“現在，大家都這樣稱呼我……儘管我們從未見過面，但不知咋的，她在電話中的那種腔調讓我感到非常厭惡。”
　　保爾森似乎毫不理會一項被媒體連篇累牘報道的話題：他喜歡招募並依賴他在高盛公司的親信。但他清楚地&&，即便貴為財政部長，也經常要依賴一些獨立的信息渠道。通用電氣公司首席執行官傑弗裏伊梅爾特（Jeffrey Immelt）曾給保爾森打過一通電話，警告説，華爾街危機正在非常危險地四處蔓延。同樣令人驚訝的是，保爾森在懇請中國和日本對美國銀行和政府債券保持信心時所表露出的那種迫切之情——這或許是美國國力日趨式微的一種預兆。
　　在保爾森筆下，已經坍塌的雷曼公司掌門人理查德富爾德（Richard Fuld）是一位孤立無援的傢伙——甚至在雷曼申請破産之後，富爾德依然懇求政府恢復雷曼的知覺。除此以外，保爾森對他的金融界密友又顯得過於仁慈。比如，保爾森這樣評價美國前財長、他在高盛工作時的老闆、花旗集團高管羅伯特魯賓（Robert Rubin），“鮑勃將公眾的利益置於其他任何事情之上。”令人汗顏的是，魯賓當時正到處游説，呼籲用納稅人資金幫助花旗集團度過難關。
　　此外，對於金融高管薪酬存在的問題，保爾森似乎置若罔聞。他寫道，“我覺得可以這樣認為，在這樣一個可自由支配資金的時代，投資銀行家的超額薪酬僅僅是炫耀性消費的一個極端的例子而已。”這樣的反省簡直愚蠢到家了。8位數的獎金充分彰顯華爾街異乎尋常的腐化程度。一個更為嚴重的缺陷在於，保爾森大大誇大了他為了延緩住宅喪失抵押品贖回權浪潮所措施的政策的效力。他聲稱布什政府的政策“大獲全勝”。但事實上，正是在他的監管之下，抵押品贖回權喪失率飆升至創紀錄的歷史高位。
　　我原本預期，保爾森將基於這樣的理由捍衛對AIG的拯救措施：AIG是一傢具有償債能力的公司，它所面臨的流動性問題只是暫時的。他的確是這樣做的。我也預期他會説，聯邦政府實在沒有辦法拯救雷曼公司。他也是這樣做的。這兩種説辭都無法令人信服。實際上，保爾森承認，之所以對雷曼公司秉持不予拯救的立場，部分意圖是，誘惑其他私人公司提出收購要約：“如果我們非得認錯的話……就這麼着吧。”
　　這些經過深思熟慮表露出的缺陷，並不像看起來那麼嚴重。儘管伯南克和蓋特納給予其堅定的幫助，但相較於美國歷史上的任何一位財長，保爾森不得不跟更多、更為迫切的危機進行殊死搏鬥。出現一些不完美的決策亦在所難免。《危險邊緣》一書進一步支撐起這樣一種觀點：無論保爾森對這場危機的預期有多麼不充分，為了恢復金融市場秩序，他已經盡了全力。正如保爾森所言，誰又能否認：“這場危機的嚴峻程度本來可能要糟糕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