彈性幅度加強後所帶來的人民幣匯率升值的負面衝擊問題是中國政府和央行不得不考慮，也是需要事前做好準備應對的因素。
　　我認為最大的挑戰可能在於産業空洞化！當市場對人民幣增值的預期不斷強烈的時候，企業會因為中國市場消費能力的有限，出口形成的美元資産的萎縮，在國內經營的、以人民幣標價的相對成本不斷上升等負面因素，而不得不走出國門，尋找降低成本而又不影響最終利潤的海外投資方式，於是，中國企業在國內釋放出來的失業大軍就會增加，留在國內的企業和個人的信用條件也會不斷惡化。如果想改變這一格局，繼續保持自己財富的增長，那麼，就必然會把自己的人民幣存量資本投資到被人民幣升值所推高的金融市場中，追求隱藏巨大風險的高收益資産，從而形成這類資産嚴重的泡沫。
　　日本當年廣場協議後就出現了這樣的格局，而且日本政府為了挽回自己産業空洞化的不利局面，不斷投放貨幣靠匯率再貶值來追求本國出口的競爭力。最後，這樣努力非但沒有召回本幣升值預期強大的企業，而且，還把過剩的流動性送進了金融市場，進一步催生了房地産和股票市場的雙泡沫現象。短時間內，企業利潤被資産市場的財富效應所包裝，失業人群也開始被自己非常陌生的金融産品零售企業所吸收。這完全形成了金融資本綁架産業資本的格局。所以，本幣升值非但沒有改善日美貿易收支的不平衡結構，反而讓日本飽受了由於本幣升值和貨幣政策力圖“對衝”匯率升值所帶來的資産泡沫崩潰的惡果！直到今天，日本政府抗衡日元劇烈升值的能力是十分脆弱的。
　　目前我感到唯一可以借助人民幣匯率升值做的事是：利用人民幣可能升值的這個階段和中國外匯儲備的雄厚實力，加快我們對國外資源型和技術型企業的並購和投資行為，同時也借此“貨幣産生的比較優勢”去增加我們到國外學習的機會，以進一步提高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活力。
　　另外，中國的決策者可能不得不提前考慮退市的計劃和加快經濟市場化改革的步伐。否則，短期內的“貨幣錯覺”和政府經濟單純量化的刺激政策的疊加效應，都會對通脹、資産價格以及隨後的經濟增長産生不可小視的負面作用。第三，利用人民幣的強勢預期，進一步推動中國金融産品人民幣價格的國際化進程，比如，制定我們以人民幣計價的價格指數，從而保證人民幣國際化的“準備工作”先從十分關鍵的“定價能力”的提高上着手，把人民幣匯率改革中的消極因素盡量轉變成積極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