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制定中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令個人所得稅調整再次成為關注的熱點。日前，北京市政協即建議，應提高個人所得稅免徵額。廣東省地稅局也&&，2000元起徵點對廣東來説明顯偏低，廣東將向中央申請建立與地區物價水平、通脹系數相挂鉤的個人所得稅扣除標準浮動機制，提高廣東個人所得稅起徵點。
　　多位財稅專家建議，個人所得稅免徵額(俗稱起徵點)未必需要提高，但應與家庭整體負擔和物價指數變化挂鉤，決策層應考慮適當降低稅率，擴大納稅群體。專家同時指出，目前個人所得稅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極為有限，需從稅制上加以完善。

　　目前設定的個稅起徵點為2000元，這幾乎只是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維持基本生活的收入標準。主張上調起徵點的人認為，過低的起徵點損害了中低收入人群的利益。
　　財政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孫鋼認為，一味要求提高個稅起徵點，不僅無助於低收入群體，反而可能損害他們的利益。作為財稅學者代表，孫鋼曾參加全國人大常委會組織的個稅聽證會。
　　稅收的基本功能，一為籌集收入，二為調節收入分配。孫鋼算了筆賬。2009年個人所得稅收入總額為3949億元，如把全部個人所得稅收入都補給12.7億左右不納稅的中低收入群體，平均每人每個月差不多可得26元。
　　“這個調節力度是大還是不大？輿論動不動要求提高起徵點，如果再收縮個稅總收入，會是怎樣一個局面？”孫鋼説。
　　1994年至2002年，個稅收入每年遞增很快，佔整個稅收比重每年增加大約0.5個百分點。2002年，個稅收入佔稅收的比重達到7.13%，此後徘徊不前，甚至開始逐步下降至2009年的6.26%。孫鋼指出，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這期間兩次提高了起徵點，每提高一次，都導致上千萬人離開納稅人隊伍。
　　來自國家統計局的數字顯示，截至2009年年底，全國從業人口為7.8億，其中只有6000萬人納繳個人所得稅，約佔從業人口的7.7%，其餘92.3%的從業人口收入在2000元以下，免繳個人所得稅。
　　天津財經大學財政學科首席教授李煒光也主張，不應將從業人口大範圍地排除在納稅人隊伍之外。他&&，納稅是一種義務同時也是一種權利。公民納完稅，自然就會關心稅收的用途，用得是好還是壞，預算收支是不是透明，公民的社會主人和納稅權利意識就會增強。
　　“如果不納稅，對社會責任的意識自然就差了。從這個角度，免繳個稅並不見得是什麼好事。”李煒光説，對於生活困難的中低收入群體，可以通過設定極低的稅率或者各種寬免的規定，象徵性地收一點稅，不至於讓他們感覺到稅收之痛。

　　按照公平原則，對於勤勞所得應該採取低稅率，對於資本所得和一次性偶然所得應該採取高稅率。中央財經大學稅務學院副院長劉桓指出，現行稅制恰恰相反，對於高收入群體勤勞所得實行的稅率最高達45%，對於炒股、炒房、中彩票等實行的稅率卻遠低於20%，這種設計非常不合理。
　　目前，個稅實行九級累進稅率制，最高邊際稅率達45%。出席論壇的專家普遍認為，如此高的稅率，只能起到促使富裕群體避稅、逃稅的作用。
　　按規定，年收入12萬元以上的高收入群體，需申報個人所得稅。2009年共有近269萬高收入者自覺進行了納稅申報，共繳納稅款1384億元，佔當年全國個稅收入總額的35%左右。他們人均納稅額五萬多元，平均每個月繳納4288元。
　　孫鋼指出，高稅率的結果是，很多高收入群體紛紛開始避稅。一些有錢的老闆，只給自己發工資2000元，其他的收入和消費，全部從會計上做成“費用成本”。再比如高收入的演藝人員，通常簽約只簽稅後收入，是否納稅，如何納稅，全部由支付方搞定。
　　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馮興元&&，高稅率促使高收入群體通過把經營活動轉入地下逃稅，可徵稅部分就越來越少。“想通過高累進稅率，從富人手裏徵到比較多的增量稅收，是不可能的。”
　　孫鋼&&，由於個稅只能調節新增的財富量，不能調節存量，調節收入差距的作用有限，不能寄予太高期望。
　　在李煒光看來，這在事實上導致了一種尷尬，92.3%的從業人口由於收入偏低，免繳個稅，對真正的高收入群體，由於大量避稅逃稅，也無法足額徵繳。由於稅制設計不合理，個稅調節收入差距的功能極為有限。
　　“我們到底如何定位個稅？是寄希望於發揮其籌集收入的作用，還是發揮調節貧富差距的作用？現在來看，這兩個作用都沒發揮好。”孫鋼説，從籌集收入的作用來看，個稅收入不到四千億元，今年財政收入規模有望超八萬億元，個稅收入佔比非常低。而其他國家，個稅佔財政收入比重一般超過10%。
　　劉桓&&，公眾希望通過個人所得稅改革來調節貧富差距，但是目前看來，這個期望可能過高。如果初次分配沒有很好解決公平問題，在再分配的過程中靠稅收去調節，其作用非常有限。

　　出席論壇的專家普遍認為，要實現個稅的調節功能，不能僅僅盯着個稅起徵點，應該從整體稅制改革的推進着手，完善個稅稅制。
　　李煒光&&，個稅改革，應該更多考慮免徵額如何確定，以及稅率的合理安排。對起徵點應該有一個科學、合理的界定。由於各地生活成本不一樣，應該允許不同地區的起徵點有所差別，不能搞全國一刀切。此外，在社會保障體系尚不健全的情況下，扣除額應適當考慮家庭的教育、醫療、養老等生活成本支出。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商學院教授王素榮建議，個稅改革應考慮通貨膨脹的影響，隨物價指數調整起徵點和稅率級距。起徵點和納稅級距浮動，能夠很好地反映物價指數變化對人們生活成本的影響。
　　孫鋼認為，應該考慮降低稅率，擴大納稅群體，而不是一味地要求提高起徵點，讓更多的人離開納稅群體。老百姓最希望的是減輕稅負，相比提高起徵點，降低稅率在減輕中低收入群體稅負方面的作用，顯然更為有效。
　　馮興元主張實行低稅率模式。他舉例説，保加利亞實施了10%的單一稅率改革，稅率大大下降，但整體稅收收入大大增加。俄羅斯實行了13%的單一稅率，簡化稅率結構，結果稅收收入也不降反升。
　　馮興元強調，設計稅收制度，一定要避免多數人對少數人暴政的情況發生。2000元以下的低收入群體是不納個稅的，不管他們怎樣希望，對個稅納稅主要群體的富人徵收高稅率都是不合理的。因為他們雖然貢獻了個稅收入的三分之一，但並沒有行使更多的納稅權利。
　　劉桓認為，應適當下調最高繳稅比例，從45%下調至40%以下，甚至是35%，以調節迅速擴大的貧富差距。
　　劉桓&&，個稅改革涉及整個公共財政體制改革和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以及徵信系統的建立等很多內容，任重道遠，難以一蹴而就。個稅改革不妨採取臨時的、局部性的改革措施，比如調整稅率結構，擴大納稅人群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