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應該説,當前是存款保險制度&&的最好時機了,金融機構和儲戶的道德風險問題,都是可以找到辦法克服的。否則等危機真的降臨,一切恐怕都太遲了,屆時就算亡羊補牢,也將於事無補。事實上,“時間窗”正在逐漸關閉,為了“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我們需要與時間賽跑。
歐美國家的救市,呈現出明顯的兩手策略,即一手對金融機構實施及時救援,另一隻手預防性保護儲戶利益。前者表現為剝離銀行不良資産、大量注資和部分國有化,後者表現為各國紛紛啟動存款保險制度。
如果説政府對金融機構的救援是為了穩定市場信心,緩解流動性緊縮,使金融秩序免於崩潰;那麼對儲戶利益的保護則是民本思想的體現,其背後的邏輯是,金融危機發生的直接原因,往往是決策者政策失誤、疏於監管或金融機構業務過度擴張造成的,而儲戶是無辜的受害者,不應對此承擔任何責任。
就目前兩手政策的實施效果看,對金融機構的注資並未從根本上穩定市場信心,歐美股市在經歷周一的大跌、周二的暴漲之後,周三再度潰不成軍;同時,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利率雖然有所回落,但仍顯著高於歐美央行的基準利率,表明流動性黑洞的情況並未得到根本改觀。除非後續還有更強有力的救援措施,否則之前的全部努力很可能付諸東流。
因此,從危機最終的解決途徑來看,能否守住儲戶存款這條最後防線至關重要。對於歐美這種成熟經濟體而言,最終能否走出衰退,還要看居民消費信心如何,只要其財富還在金融機構裏放着,那麼當危機高潮過去,隨着消費和投資的不斷增加,市場很快就能走向自動復蘇。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歐美央行在這方面動作如此迅速。
上世紀90年代初,IMF對一些發展中國家銀行業貸款損失做過統計,發現四種情況:嚴重的外部宏觀經濟衝擊、不適當的國內貨幣和財政政策、過激的自由化、金融機構不審慎的政策和欺騙行徑。顯然,上述四種情況在當前全球金融危機背景下的中國都有可能發生。
為對這些高度不穩定的突發情況做出反應,貨幣當局和金融監管部門當然可以採取多種措施來重建信心、恢復銀行系統的活力,包括限制銀行不適當地承擔風險和不適當的內部交易;加強對銀行監督和審查制度,由中央銀行提供清償手段,以防止銀行從周轉不靈的問題轉變成喪失清償能力;隨時進行干預以解決銀行倒閉的局面。但上述緊急救援措施往往都是滯後的、被動的,更需要一種主動觸髮式的制度性防範措施,在危機降臨的一瞬自動開啟抵禦功能,將損失降低到最小,而存款保險制度就是一個很好的選項。
傳統上,在國人心目中,銀行就是國家辦的,背後有國家信用作為隱性擔保,永遠不可能倒下。然而,隨着中國金融業的不斷開放,金融生態也呈現出多層次性和複雜性,其中既有五大國有商業銀行,又有一些規模相對較小的股份制銀行和城市商業銀行,更有入世後源源不斷進入中國的外資銀行,其經營狀況和健康水平也良莠不齊。如果沒有強制性存款保險制度,銀行也未必絕對安全。例如,在國內設有分支機構的某港資銀行近日便遭到香港市民的擠兌。根據國際評級機構標準普爾2008年9月最新排名,雖然三大國有政策性銀行的本外幣業務被評為A-到A+,但一些股份制銀行只有BBB-,國有商業銀行的評級則大體在兩者中間,情況並不足以令人完全放心。
眾所周知,可供中國居民選擇的投資渠道極為有限,由於今年以來資本市場悲觀氣氛濃重,大多數人不得不將一生的積蓄存放於商業銀行。銀行一旦出問題,特別是在中國社會保障並不健全的情況下,後果不堪設想。
此外,建立存款保險制度還要考慮一個外部性的問題,不是説我們想緩一緩就能緩下來的。由於周邊許多國家和地區都已經建立了較為完備的存款保險制度,如果中國在這方面出現制度缺位,一旦危機來臨,很可能出現國內存款搬家,大量資本外逃。這絕非危言聳聽——最近國際上就有一個鮮明案例,當愛爾蘭在歐洲率先啟動全面存款擔保後,便導致英國、德國等其他歐盟成員國大量居民存款流入愛爾蘭,引起各國的恐慌。因此,G7和G20會議上才會特別強調,一國的救援措施不得對其他國家産生負面外溢性。目前,金融風暴正在東亞地區集結,中國周邊的俄羅斯、韓國、印尼等都已經暴露出危機的前兆,對此切不可掉以輕心。
如同燃油稅等制度一樣,多年來,存款保險制度在中國一直是只聞樓梯響。早在10年前,有關方面就啟動了關於存款保險制度的研究。去年10月央行&&,存款保險制度已“不用等多久”;然而,今年3月,央行又&&,該制度年內推出尚無具體的時間表。筆者承認,這項制度的&&確實存在方方面面的困難,例如,從貨幣當局和監管部門的角度看,此舉可能引起金融機構和儲戶的道德風險問題,但這都是可以找到辦法克服的。道德風險即便存在,也絕非中國獨有的現象,既然其他國家可以解決,為什麼我們不能呢?此外,一項政策的&&如果要選擇時機的話,當前就是最好的機會,否則等危機真的降臨,一切恐怕都太遲了,屆時就算亡羊補牢,也將於事無補。事實上,“時間窗”正在逐漸關閉,為了“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我們需要與時間賽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