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我國超過65%的防止返貧監測對象已經消除了返貧風險，其餘的均落實幫扶措施
部分群眾因醫療、教育、住房市場化等易出現入不敷出情況，其返貧風險不容忽視
多位受訪基層幹部及專家建議，進一步提高識別精準性與幫扶針對性，在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制度、防貧保、銜接資金利用等領域探索更有效措施，提高幫扶效能
文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馮家峁村位於陜西省榆林市南部山區，自然條件較差。脫貧攻堅時期，馮家峁村在政策支持和幫扶下，種植傳統中草藥遠志實現脫貧。
沿着山路來到這裡，可以看到許多農戶種植的遠志已成規模，山溝溝裏也建起了遠志貯存加工車間，當地幹部説：“近年來，馮家峁村及周邊村都種植這種中草藥，每3～4年收穫一次，畝産收入可達1萬元左右，是群眾增收的重要資源。”
脫貧攻堅取得全面勝利後，守住防止規模性返貧底線成為“三農”工作的重點之一，如何增強農村群眾內生發展動力，保障低收入人群生存發展權益成為農村新課題。
當前我國防返貧動態監測幫扶機制不斷健全，脫貧攻堅成果鞏固成效顯著，眾多農村群眾在各級政府幫扶下走出生存發展困境，生活面貌煥然一新。
與此同時，也有部分群眾因自身原因或環境因素仍面臨生活壓力，內生發展動力有待提升，存在一定返貧致貧風險。基層幹部和專家建議，應加強關注易返貧致貧重點人群，圍繞主要風險點強化政策保障，完善幫扶制度。
“日子不像以前那麼難了”
快到正午時分，走進陜西省渭南市華州區李莊社區村民李剛見家，一家老小正在張羅午飯。
李剛見一家曾因老人患病、子女上學致貧，這幾年他和妻子依靠打工維持生活，脫貧後仍然面臨不小的經濟壓力。“到外面打工的收入還算可以，但不穩定，也顧不上家。”李剛見説。
社區幹部了解到李剛見的家庭情況後，將其納入防返貧動態監測範圍，針對實際困難為他提供就業幫扶和兜底保障。實現就近務工後，李剛見家庭收入趨於穩定。“社區給了我們很多幫助，現在能在家門口打工，比過去方便了。”李剛見説。
像李剛見一樣的農民群眾還有不少，很大程度上得益於當前我國靈活高效的防返貧動態監測和幫扶政策。
——分層分級，提高監測幫扶精準性。
在實踐中，各地根據農村人均年純收入、家庭具體情況等要素，將監測對象分為“脫貧不穩定戶”“邊緣易致貧戶”“突發嚴重困難戶”三類，並展開差異化幫扶。
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巴林左旗前召嘎查村民額爾敦朝魯為治療兒子白血病花費30多萬元，被納入“突發嚴重困難戶”監測範圍，醫保報銷比例在一般農戶標準上提高5個百分點，解決了他的燃眉之急。“現在兒子的病情平穩，幫扶政策讓我們熬過了最難的階段。”額爾敦朝魯説。
——應納盡納，提高幫扶覆蓋面。地方多名鄉村振興局幹部認為，在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不發生規模性返貧方面，各地不斷強化防止返貧監測幫扶，做到應納盡納、應扶盡扶。
例如，赤峰市巴林左旗防返貧動態監測關注外出務工、特困供養人員等10類人群；再如貴州省按照“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通過農戶自主申報、基層幹部排查、部門篩查預警等方式，實現“三線預警”並行識別，還專門開發微信小程序，方便農戶掃碼自主申報，提高識別納入效率，做到快速識別、準確納入、及時幫扶，爭取最大限度將易返貧致貧人口納入監測。
——數據共享，提高幫扶及時性。
近年來，在防返貧監測工作實踐過程中，各地方各部門及時對農戶各方面風險信息匯總分析、實時預警，切實做到“早發現、早干預、早幫扶”。
近日，江西省在原“精準脫貧大數據管理&&”基礎上升級，創新搭建“防止返貧監測幫扶系統”，打通原本分散在公安、民政、應急管理等部門的數據壁壘，實現12家部門、12家金融機構、32項數據常態共享，為牢牢守住不發生規模性返貧底線提供支撐。
依託一系列舉措，我國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取得顯著成效。國家鄉村振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22年我國脫貧勞動力務工就業規模達到3278萬人，比2021年底增加133萬人；超過65%的防止返貧監測對象已經消除了返貧風險，其餘的均落實幫扶措施，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也可以消除風險。
關注三類返貧風險
防返貧工作成效顯著，同時由人口流動、城鄉發展、生活變故或政策盲點導致的農村零散型、突髮式、發展性等返貧風險仍需關注。
人地疏離成生産生活之“困”。當下，一些農村因搬遷、人口流動出現農村群眾人地疏離現象，“不便種地”或“不願種地”影響了勞動能力較弱群眾的收入。
在西北某鎮3萬多人口中，外出務工人口達到1萬多人，轄區農村呈“空心化”趨勢。該鎮一移民搬遷小區日常住戶多為年齡較大、勞動能力較弱的群眾，因享受易地搬遷政策，農戶原有住房被騰退復耕。
儘管小區離原居住地不遠，人地距離擴大仍為農業生産帶來不便。一位居民對《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地遠不方便，老人沒活幹，靠養老保險生活。孩子在外打工，只能顧上自己的小家。”
記者在西南某省農村了解到，部分60歲以上、有就業意願和基本就業能力的群眾，在搬遷後存在就近就業困難，多靠子女或兜底政策維持生計。
一些基層幹部&&，以前在村子生活時，60歲以上的群眾能幹點活維持基本生活。搬遷進城後，一些幫扶車間較難接受60歲以上的群眾，增加這部分群眾的返貧風險。
城鄉發展生日常開支之“累”。部分群眾因醫療、教育、住房市場化等易出現入不敷出，返貧風險不容忽視。
在西南某縣，記者了解到，有些脫貧群眾家庭年收入高於監測線標準，但在建築等行業務工收入不穩定，加上有的群眾面臨“供娃娃上學”“給娃娃買房”以及“婚喪嫁娶”等情況，在學費、生活費等方面支出較多，儘管有政策兜底，少數脫貧群眾仍存在發展性返貧風險。
受訪專家&&，教育、醫療和住房等方面的開支，增加了農村群眾支出壓力，此類相對貧困的情況應引起重視。
勞力缺損致內生動力之“乏”。長期來看，因病、因殘導致的勞動力缺損及勞動能力較弱群體仍需特別關注。
這部分群眾自身發展能力較弱，可實施的針對性幫扶措施比較單一，當下政府多以低保、特困、殘疾人生活補貼等措施予以幫扶，其收入大部分為轉移性收入，對兜底保障政策依賴程度較高。部分家庭即便實施就業、産業等幫扶措施，受勞動技能水平、就業匹配度等因素影響，難以找到合適工作，風險消除難度較大。
受訪專家&&，這類群體的發展狀況易長期處於較弱程度，目前政策幫扶作用相對有限，應積極探索創新其他直接或間接的有效幫扶措施。
提高識別精準性與幫扶針對性
為守住不發生規模性返貧底線，多位受訪基層幹部及專家建議，進一步提高識別精準性與幫扶針對性，在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制度、防貧保、銜接資金利用等領域探索更有效措施，提高幫扶效能。
加強頂層設計，完善預防性幫扶機制。當前，易返貧致貧重點人群存在發現容易、幫扶難的情況，一些幫扶措施在群眾被識別、納入監測範圍後才能享受，比如群眾生病就醫，在前期檢查、收診階段開支較大，目前的幫扶措施對此類開支覆蓋有限，僅在治療中後期發揮作用。
一位西北某地鄉村振興局的幹部建議，應進一步優化防返貧動態監測機制頂層設計，在監測方面，可與民政等部門協同合作，發揮部門合力，對重點人群採取預防性措施，提高事前監測有效性；在幫扶方面，可在充分調研評估的基礎上，適度合理擴大前期醫療費用報銷範圍，例如更多關注前期收診階段費用報銷制度優化工作等。
釋放社會力量，建立長效機制。浙江省華夏民生與公益研究院副院長葉偉軍等分析，長期來看，解決相對貧困問題不能僅由政府大包大攬，應更好發揮社會力量的作用。
一方面，應積極探索保險品種，引導商業力量參與返貧治理。多位基層幹部認為，鼓勵農村困難人群參加防貧保等保險能夠強化兜底保障，相關職能部門今後應在銜接資金合理利用、社會資金引入等方面進行科學探索。
據了解，我國部分地區目前正積極探索防貧保等保障性險種。例如赤峰市2019年開始試行防貧保，所有農牧戶參保，以基金形式提升特殊困難、突發困難群體的保障水平，全市2023年截至目前賠付額達2524萬元，實現臨貧即保。
另一方面，防返貧工作有其複雜性與長期性，與我國當前農業農村發展狀況緊密關聯，一段時期內，解決相對貧困問題與推進鄉村振興互相交織。
對此，湖南省農業科學院鄉村振興研究中心副主任鄧文認為，防止返貧依賴於農業産業發展和集體經濟壯大，農村應加快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開展適度規模經營，充實集體經濟結餘資金，同時吸引社會力量參與農業生産與返貧治理。
扶持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應讓産業收益惠及更多低收入群眾，受訪專家説：“在農業産業形態變化後，為防止低收入群體被落下，應圍繞提高工資性收入加大幫扶力度。”
培育鄉風文明，為防返貧築牢精神底座。當前部分鄉村聚眾賭博、攀比之風現象仍存在，影響防返貧工作質效。
對此，受訪專家建議，對於當前浮現的“天價彩禮”“大操大辦”“盲目攀比”等不良風氣，可以通過建立鄉村振興服務中心等機構，補充政府幫扶職能，積極引導，移風易俗，持續營造文明鄉風。
“同時，重視精神幫扶，培育農村群眾互幫互助、同舟共濟的積極性，在農村培育形成親友鄰里守望相助的氛圍。”葉偉軍説。
（采寫記者：吳鴻波 連振 賀書琛 馬莎 楊靜 柳王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