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在這場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抗外敵入侵持續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犧牲最多的民族解放鬥爭中，東北抗日聯軍（以下簡稱“東北抗聯”）為全國抗戰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作出了重大貢獻。留蘇群體是東北抗聯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東北抗聯的創建、發展和鬥爭過程中作出了突出貢獻，在東北抗日戰場乃至中國抗日戰場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東北抗聯中留蘇群體之構成
東北抗聯中的留蘇群體是東北抗聯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個群體按照時間邏輯可分為兩大部分：一部分是從1921年至1930年，早期中國共産黨留蘇群體中參與和領導東北抗聯的組建、發展和戰鬥的人員；另一部分是從1930年至1945年，東北抗聯從內部選派到蘇聯學習的人員，他們共同構成了東北抗聯的留蘇群體。
（一）東北抗聯中的早期中國共産黨留蘇人員
中國共産黨在1921年正式建黨後先後派遣了大量人員留蘇。在1921—1926年的留蘇人員中，後來加入東北抗聯的就有東北抗聯第三軍政委趙毅敏和第四軍參謀長胡倫。隨着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國共兩黨徹底決裂，我黨為了保存革命實力被迫轉入地下。受此影響，1927—1928年，中央又分兩次集中派遣共700余名黨員到蘇聯學習，其中就包括東北抗聯重要創始人周保中和楊林，以及著名抗日女英雄趙一曼。
彭真（中）、周保中（右）與馮仲雲（左）的合影（東北烈士紀念館提供）
在建黨初期選派人員留蘇是我黨為順應中國革命發展的積極嘗試，不僅培養了許多為中國革命作出重要貢獻的優秀幹部，而且大大加深了和蘇聯之間的&&，為後續向蘇聯選派人員積累了大量成功經驗。東北抗聯中的早期中國共産黨留蘇人員在東北抗聯的建設、發展和鬥爭中發揮着舉足輕重的作用，他們積極參與組建東北抗聯武裝，成為東北抗聯早期的重要領導。
（二）東北抗聯自行選派的留蘇人員
東北抗聯在創立初期就與蘇聯建立起了&&。1934年10月後，為了同中共中央恢復&&，東北抗聯試圖經由在蘇聯的共産國際恢復同中共中央的&&，頻繁派遣幹部前往蘇聯開展工作；1937年全國抗日戰爭爆發，東北抗聯的鬥爭進入更加艱難困苦的時期，一些東北抗聯的領導幹部因傷病在東北得不到有效醫治而前往蘇聯；1940年後，東北抗聯部分部隊為保存實力也退到蘇聯境內。這些客觀原因交織在一起，為東北抗聯選派人員留蘇提供了便利條件。東北抗聯自行選派人員留蘇可劃分為三個階段。
1.第一階段從1931年到1936年
這一階段隨着東北抗聯創建和發展，革命武裝隊伍迅速成長壯大，急需一批具有較高政治和軍事素養的高級將領，東北抗聯從隊伍內部挑選了一批優秀幹部派往蘇聯學習。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有李學忠、李延平、陳榮久和劉曙華等。除了高級軍政幹部，東北抗聯還選派了不少基層軍政幹部到蘇聯學習，其中就有朱光和劉風這兩位後來的共和國少將。
這一階段，東北抗聯的幹部主要是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和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莫斯科東方大學是由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根據當時的革命形勢，於1921年決定成立的一所“專為東方殖民地國家、地區和勞動者共産黨以及蘇聯境內東部地區少數民族培訓政工幹部”的高校，東北抗聯的留蘇人員在莫斯科東方大學主要學習馬列主義原理、革命鬥爭的戰略與策略以及必要的軍事知識和技能。李延平和陳榮久就是進入莫斯科東方大學的軍事專修班學習軍事科目。
莫斯科中山大學是蘇聯政府為紀念孫中山先生在1925年創辦，其辦學目的則是專門為幫助中國革命，為中國培養革命幹部。1928年更名為“中國共産主義勞動者大學”。中山大學開設的課程主要有俄文、哲學、政治經濟學、列寧主義理論、中國革命史、東西方革命史、經濟地理、軍事學等。
2.第二階段從1936年到1940年
這一階段，東北抗聯與中央失去&&，轉向共産國際尋求支援。東北抗聯的一些幹部出於工作需要或是療養治病也前往蘇聯，在工作、療養的同時，積極利用閒暇時間進行學習。
東北抗聯的幹部主要是在莫斯科東方大學第八分校（又稱共産國際東方殖民地問題研究院）學習，這所學校是共産國際專門為培養中國東北抗聯幹部而設立的學校，前後來到這裡學習的學員有200多名。不少知名的東北抗聯幹部如李兆麟、魏拯民、李范五、陳龍、李荊璞、朱德海等都曾在這裡學習過。
1938 年 3 月，莫斯科東方大學第七分校和第八分校合併，成立共産國際中國共産黨黨校，也稱共産國際遠東局黨校。學校的教學方針力求密切結合中國實際，教學內容由中國共産黨代表團規劃決定；學校的事務工作由共産國際負責。據韓光回憶，政治理論課的內容有馬列主義原著，如《共産黨宣言》《國家與革命》《資本論》等，其他教材有《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政治經濟學》以及西方革命運動史等。軍事班的教官全由蘇聯最高軍事學府——伏龍芝軍事學院的專家擔任，所以這個軍事班又稱為伏龍芝軍事學院特別班。
3.第三階段從1940年到1945年
1940年後，東北抗聯部隊遭受了嚴重損失。1月，中國共産黨吉東、北滿省委代表在蘇聯伯力城召開聯席會議（亦稱第一次伯力會議），確定了東北抗聯臨時接受聯共（布）邊疆區委和蘇聯遠東方面軍工作指導關係，並與蘇方達成協定，即抗聯各部隊在戰鬥失利或因其他原因需要臨時轉移到蘇聯境內時，蘇方應予接納並提供方便。根據第一次伯力會議精神，從 1940 年 10 月末開始，東北抗聯的指戰員先後衝破日軍的堵截，跨越黑龍江或烏蘇裏江越境，轉移到蘇聯遠東邊疆地區，建立南、北兩個野營，進行集中整訓。
1943年10月5日，東北抗聯教導旅野戰演習後攝於北野營。（資料圖片）
1942年8月1日，周保中等東北抗聯領導人在蘇聯伯力將南、北野營和仍在東北活動的東北抗聯人員正式合併，改編為東北抗聯教導旅，亦即蘇聯工農紅軍獨立步兵第八十八旅。東北抗聯教導旅的全體人員即為東北抗聯第三階段向蘇聯派遣的人員。
東北抗聯由於長期處於頻繁戰鬥、生活艱難的困境，一直無法進行正規的軍事訓練和政治、文化學習，而在南、北野營休整的這段時期則為強化部隊的軍事訓練，提高政治、文化水平提供了很好的機會。
東北抗聯整訓中的軍事訓練主要由蘇聯教官負責。軍事訓練的內容不僅有隊列、射擊、刺殺、投彈等，還包括學習研究步槍、手槍、輕重機槍、擲彈筒、迫擊炮等各種武器使用和構造機能，以及滑雪、跳傘、爆破、反坦克、防化等特殊技能訓練。部分東北抗聯戰士還接受了電台收發報、照相、測繪等偵察技術的學習和訓練。
在進行緊鑼密鼓軍事訓練的同時，東北抗聯將士沒有放鬆政治和文化學習。政治和文化學習都是由東北抗聯內部自行組織安排。其中，政治學習主要是結合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形勢、國內鬥爭形勢以及部隊的思想實際來進行的。政治學習教員主要由東北抗聯將領擔任，周保中、李兆麟、馮仲雲等曾多次為東北抗聯戰士們作專題講座。文化學習則是根據當時東北抗聯將士的自身文化程度將其分為三個中文班和一個俄文班，學習內容以識字為主，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俄文班中不少人已經可以流利地使用俄語交流，而中文班則基本掃除了文盲。
二、留蘇經歷對東北抗聯精神品格的塑造和影響
東北抗聯精神品格是指東北抗聯將士在東北抗聯創建、發展過程和戰鬥生活中逐步錘煉和形成的精神風貌、內在氣質和深層品性。留蘇經歷對東北抗聯精神品格的塑造和影響，主要體現在理想信念、民族情感和犧牲精神的培養上，為包括留蘇群體在內的東北抗聯將士用鮮血和生命鑄就偉大的東北抗聯精神奠定了堅實基礎。
（一）留蘇經歷提升了胸懷理想、投身革命的政治覺悟，淬煉了東北抗聯將士對黨忠誠的堅定信念
在日軍連續不斷的軍事“討伐”、各種手段的政治誘降、苛刻嚴密的經濟封鎖下，東北抗聯的旗幟始終不倒，就是因為東北抗聯將士胸懷遠大理想，有對黨忠誠的堅定信念。在這種堅定信念的淬煉和形成過程中，東北抗聯中經過馬列主義理論熏陶的留蘇群體是起了積極引領和推助作用的，且這種政治自覺在有留蘇經歷的東北抗聯將士身上表現得尤為突出。
這是魏拯民像（資料照片）。新華社發
東北抗聯傑出領導人魏拯民，原名關有為，從1927年年初入黨那天起，他就樹立了為國家民族奮鬥的理想信念，改名為“魏拯民”，在蘇聯的留學經歷更堅定了這種“忠誠”。魏拯民憑藉留蘇的理論功底，經常親自講解黨的基本知識、黨的優良傳統，強調黨員在抗日民族革命戰爭中應該發揮模範帶頭作用。他説：“抗聯戰士要有遠大理想。政治是武器，它不但能使我們進步，更有能力打擊敵人。”1940年2月楊靖宇犧牲後，東北抗聯第一路軍的工作重擔全部落在魏拯民肩上，他集合起隊伍，在“向日寇討還血債”聲中繼續開展戰鬥。1940年秋，魏拯民的病情惡化。他鼓勵大家説：“你們都很年輕，革命就靠你們……革命是艱苦的，要打倒敵人，就要流血犧牲。可是我們的血不會白流，我們的革命紅旗會插遍全中國。”1941年1月20日，魏拯民在樺甸縣夾皮溝牡丹嶺密營中不幸病逝。戰友們將魏拯民的遺體安葬在密營前的紅松下。3月8日，在叛徒的帶領下日軍來到密營，挖出烈士遺體，將魏拯民將軍的頭顱割下，帶回樺甸縣城懸首示眾，又在密營門前的紅松下慘無人道地焚燒了烈士的遺體。
東北抗聯著名將領馮仲雲，1926年夏考入清華學校大學部數學系，1930年10月到哈爾濱以商船學校數學教授的身份為掩護開展地下鬥爭。九一八事變後，他以救國為己任，在中共滿洲省委從事黨的地下工作。1934年滿洲省委遭破壞後，他到珠河遊擊區從事抗日武裝鬥爭。在東北抗聯教導旅期間，馮仲雲開始自學俄語，把蘇聯三大報紙《真理報》《消息報》《紅星報》上有關戰爭的消息、文章集中翻譯過來，加以編纂，作為東北抗聯教導旅戰士的學習教材，被戰士們稱為政治教育的“大老師”。
（二）留蘇經歷厚植了保家衛國、救亡圖存的愛國情懷，昇華了東北抗聯將士勇赴國難的民族大義
空前的民族災難，喚起了中國人民前所未有的民族覺醒。保家衛國、救亡圖存，是東北抗聯將士發自心底的吶喊，是支撐和鼓舞他們在艱苦卓絕的鬥爭環境中同敵人血戰到底的力量源泉。正是為了拯救東北人民於水火，有過留蘇背景的周保中、趙一曼、趙毅敏毅然走上了抗日鬥爭的道路。
東北抗聯創建人和傑出領導人周保中，出生在四季如春的雲南，畢業於雲南陸軍講武堂，1928年11月受中共中央派遣赴蘇聯莫斯科，先後入東方大學和國際列寧學院學習。在國家危難之際，他毅然放棄在蘇聯優越的學習生活，堅決來到極寒之地東北，與強大的敵人浴血奮戰14年。1942年8月，東北抗聯整編為蘇聯工農紅軍獨立步兵第八十八旅，周保中任旅長。針對自1936年中共滿洲省委撤銷後，東北地區有三個並立的省委領導抗日鬥爭實際，經周保中等同志努力後，1942年9月13日，東北抗聯教導旅召開全體中共黨員大會，“獨立步兵旅中共東北黨組織特別支部局”正式成立，最終統一了東北黨組織的領導，確保了有效地開展整訓、軍事偵查和遊擊活動，迎接抗日戰爭的勝利。
曾在法國勤工儉學的趙毅敏，後來經德國輾轉到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曾先後任中國共産黨滿洲省委常委兼宣傳部部長、組織部部長、駐東北抗聯第三軍代表兼政委，莫斯科東方大學第八分校校長。1931年9月18日深夜，趙毅敏和中國共産黨滿洲省委的戰友得知日本帝國主義開始明目張膽地佔領奉天等地，他們立刻意識到：空前的民族災難已經降臨到了中國人民的頭上。趙毅敏代表省委連夜起草了《為日本帝國主義武裝佔領滿洲宣言》，這是中國共産黨發出的號召中國民眾進行抗日鬥爭的第一篇宣言。
（三）留蘇經歷孕育了為國捐軀、視死如歸的崇高品質，熔鑄了東北抗聯將士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
英雄氣概是為了維護國家和民族尊嚴而永不屈服的精神品質和高尚追求。許多有留蘇背景的東北抗聯將士在抗日鬥爭中所表現出的為國捐軀、視死如歸的崇高品質，正是血戰到底英雄氣概的集中彰顯。
趙一曼像。（資料照片）
趙一曼出生於四川省宜賓縣一個封建的地主家庭，1927年9月—1928年11月，在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1928年，由於工作需要，黨組織調趙一曼回國工作。九一八事變後被派往東北地區參加抗日鬥爭。敵人在“報告”中記述了趙一曼視死如歸、從容就義的情景：“在押送的中途，她雖然感覺到死亡迫近，但她絲毫沒有表現出驚慌的態度，反而透露了‘為抗戰鬥爭而死才是光榮’的口吻。”就義前，她激昂地唱起了革命的戰歌《紅旗歌》，迎着燦爛的陽光向前走去，奮力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國共産黨萬歲!”為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她英勇地獻出了31歲的年輕生命。
李兆麟，1932年加入中國共産黨，是東北抗聯創始人和領導人之一。1945年9月，李兆麟根據中共東北黨委員會的決定，率百餘名東北抗聯幹部隨蘇軍進駐哈爾濱，先後任蘇軍管制時期的濱江省政府副省長和中蘇友好協會會長之職。作為中國共産黨在哈爾濱唯一公開的代表，他的活動對國民黨在東北的反動統治構成了極大的威脅。國民黨特務開始謀劃暗殺李兆麟的罪惡活動。面對複雜險惡的形勢，李兆麟把個人安危置之度外，義正詞嚴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陰謀。他堅定地説：“如果我的血能擦亮人民的眼睛，喚起人民的覺悟，我的死也是值得的。”1946年3月8日，打入中蘇友好協會的女特務孫格齡，謊稱國民黨“接收大員”要就“國大”代表問題進行商議，邀請李兆麟到水道街9號參加談判。3月9日，李兆麟應“邀”前往水道街9號“參加談判”。國民黨特務用毒茶將其暈倒後，殘忍地將其殺害。
三、東北抗聯中留蘇群體的貢獻
東北抗聯中的留蘇群體在東北抗聯建設、發展和鬥爭中發揮了無法替代的巨大作用，也為抵抗日本侵略者作出了難以磨滅的突出貢獻。
（一）回到東北抗日戰場，浴血奮戰，抗擊日本侵略者
留蘇群體在蘇聯大都接受過專門和系統的軍事教育，這造就了留蘇群體中涌現出許多東北抗聯的高級將領，其中，李延平和陳榮久都是在蘇聯學習後才開始擔任所在軍隊的最高軍事指揮。李延平，1934年冬被派往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1935年冬返回東北後在中共吉東特委工作，1937年11月任東北抗日聯軍第四軍軍長。1938年底，李延平率部在五常、珠河一帶作戰時壯烈犧牲，年僅35歲。更早前往蘇聯學習的周保中、楊林、趙毅敏和胡倫，則是東北抗聯的主要創建者。
作為東北抗聯留蘇群體中人數最多的東北抗聯教導旅，其本身就是軍事部隊，其在蘇聯期間一直有組織、有計劃地向中國東北地區派遣小分隊，執行各種抗日任務。小分隊的主要任務有尋找、收攏與東北抗聯各路軍失去&&的東北抗聯部隊；潛伏各地開展工作，恢復發展黨組織，積聚抗日力量；偵察敵情，為蘇軍蒐集戰爭情報；破壞敵人軍事設施和交通運輸，打擊敵人等。尤其是在1945年，蘇聯對日宣戰後，東北抗聯教導旅配合蘇軍挺進東北，全面反擊侵華日軍，搶佔戰略要地，重建黨組織、擴充軍隊，不僅有力地支援了全國抗戰，也為之後解放東北奠定了基礎。
由於東北抗聯中留蘇群體普遍接受過高等教育，尤其是較為系統地學習過馬克思主義理論，他們在東北抗聯的政治建設和部隊教育上也有較為重要的貢獻。在政治建設方面，東北抗聯中的政工幹部有不少都是留蘇群體中的一員，其中有代表性的就是第二軍政治部主任李學忠、東北抗聯第八軍政治部主任劉曙華以及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三軍第二團政治委員趙一曼。
1934年春，趙一曼被分配到珠河中心縣委擔任縣委委員，並以縣委特派員身份在抗日遊擊區開展工作。她擔任鐵道北區的區委書記，負責發動群眾，組織武裝，支援抗日軍隊的任務。經她的努力，首先把群眾抗日組織搞了起來，珠河遊擊區的農民會、婦女會、兒童團相繼建立。她通過婦女會組織婦女為抗日戰士做軍鞋、洗衣服，教兒童唱歌，為群眾講革命故事。她很快在道北區建立了農民遊擊連，搞軍事訓練，準備隨時配合東北抗日聯軍同日軍作戰。
在部隊教育方面，1936年7月東北抗聯第三軍在巴蘭河谷張木營子建立一所東北抗聯電信學校，就是由曾在莫斯科軍事電訊學校學習的於保合任校長和教官。學校條件雖然簡陋，但學員們刻苦學習，掌握了收發報技術，為抗日部隊培養了寶貴的專業電信人才。
（二）以其他方式支援東北遊擊戰爭和中國抗日戰爭
雖然東北抗聯中的留蘇群體有一部分因為工作需要並沒有在蘇聯完成學習後回到東北抗聯隊伍中，但他們依然用其他方式為東北抗聯發揮作用和貢獻。如在莫斯科東方大學第八分校學習的東北抗聯幹部，他們中有不少在回國後沒有回到東北，但他們在蘇聯期間積極向共産國際和所認識的在蘇聯的黨員幹部介紹東北抗聯同日本侵略者所進行的艱苦卓絕的鬥爭，使東北抗聯的鬥爭情況通過蘇聯為國內所了解。
當時在第八分校任教的陳潭秋在與東北抗聯指戰員的接觸過程中，知道了他們的戰鬥事跡，他結合東北抗聯部隊的英雄事跡講授中國革命史，使許多東北抗聯戰士深受感動，增強了他們抗戰必勝的信心。他和代表團其他成員寫了《悼東北抗日烈士夏雲傑、陳榮久、李紅光、史忠恒、傅顯明諸同志》的紀念文章，還撰寫了烈士傳記，緬懷先烈們的優秀品德和光輝業績，號召大家向先烈們學習，將抗日戰爭進行到底。
楊林，1924年從雲南講武堂畢業，1925年任黃埔軍校教官。1927年8月，楊林赴蘇聯先後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和莫斯科步兵學校學習。1930年3月，有留蘇背景的楊林從蘇聯回國到中共滿洲省委工作，省委派他擔任東滿特委委員兼軍委書記。在他的指導下，東滿地區的延吉、和龍、琿春、汪清各縣建立了抗日遊擊大隊，為東北抗聯第二軍的建立和發展奠定了基礎。1932年6月，時任中共滿洲省委軍委書記的楊林，指導中共磐石中心縣委在原領導的磐石赤色遊擊隊的基礎上創立了磐石工農義勇軍，開創了中共滿洲省委在東北的第一塊抗日根據地。
（三）學成歸國後，為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作出重要貢獻
東北抗聯中的留蘇群體除了在東北抗聯中發揮重要作用，他們還為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前文提及的劉風少將，就是我國航空事業的奠基人之一。陳龍在從蘇聯畢業後，憑藉優秀的成績被派往延安，後被任命為中央社會部治安科長，負責保衛根據地和中央領導的安全，並在其任職期間運用在蘇聯所學的安全保衛知識多次立功，極大地保障了延安的安全。
東北抗聯早期的組織者和領導人李范五，1938年從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八分校返回延安後，先後任中央組織部地方黨務科科員，中央情報部研究員，抗日軍政大學東北幹部訓練指導員，中央東北工作委員會委員兼秘書長，中央機關總務處長。解放戰爭期間，為了建立鞏固東北革命根據地，李范五奉中央之命又回到東北，在建立鞏固東北革命根據地的鬥爭中，在黨中央領導下積極組織和領導了政權建設、剿匪鬥爭、土地改革、發展生産，為解放全東北、支援全國解放戰爭和新中國的發展立下汗馬功勞。
（本文摘自《哈爾濱市委黨校學報》2025年第5期文章《東北抗聯中的留蘇群體研究》，參考文獻從略。作者：何偉志，係中國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共黑龍江省委史志研究室原主任、黑龍江省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宋健，係中共黑龍江省委史志研究室黨史研究一處研究人員、黑龍江大學中國哲學專業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