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遙知馬力!他是毛澤東眼中“堅決革命的同志”-新華網河北頻道-新華網
2023-01-31 08:3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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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遙知馬力!他是毛澤東眼中“堅決革命的同志”

2025-12-19 11:24:01來源:新華每日電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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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12月19日《新華每日電訊》

  作者:新華每日電訊記者李鳳雙 毛偉豪 杜一方

  “革命了,個人的一切就交給黨了。”

  這句鏗鏘誓言,跨越近一個世紀的風雨,至今回蕩在山河間。中國工農紅軍傑出指揮員、寧都起義主要領導人董振堂將軍的四十二載人生,始終與中國革命的洪流同頻共振。

  從1931年領導寧都起義投身革命隊伍,到1934年血戰湘江掩護黨中央戰略轉移,再到1937年作為西路軍開路先鋒血染祁連,他用鮮血和生命踐行對黨忠誠,被毛澤東同志評價為“堅決革命的同志”。

  今年,是董振堂同志誕辰130周年。循着英雄生平足跡,新華社記者輾轉12800余公里,在新河故居青磚黛瓦間,探尋少年壯志萌芽;在寧都客家祖屋斑駁墻垣,觸摸起義驚雷余溫;在湘江古渡粼粼波光,瞥見血戰決絕;在甘孜藏寨碉樓,感受軍民同心;在祁連山下茫茫戈壁,緬懷殉國壯烈……

  於崢嶸歲月打撈歷史迴響,在神州寰宇重吟英雄壯歌,只為追尋那熱血與忠魂鐫刻下的不朽傳奇。

  董振堂將軍照片。(新河縣委供圖)

  故土育初心 忠魂係家國

  九河下梢,風掠過太行東麓沖積平原,裹挾着泥土氣息。

  踏入河北新河縣西李家莊村,董振堂將軍故居便映入眼簾,一旁的少年董振堂漢白玉雕像身姿挺拔,眉眼間英氣凜然。

  1895年寒冬,就在這片貧瘠卻堅韌的土地上,董振堂在一戶農民家庭呱呱墜地。

  燕趙之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據新河縣編撰的《董振堂》記載,新河自古多災而民性不屈。清末民初,國家積弱,華北大地苦難深重、風雲激蕩,深深烙印在少年心中。

  “董振堂從小跟隨父親習武,家裏咬牙供其讀書,他格外用功。”西李家莊村黨支部書記宋振全説。

  青年時期,目睹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的慘狀,董振堂立下“救萬民於水火”的報國之志。

  1917年,他考入北京清河陸軍中學,1923年畢業於頗負盛名的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九期炮兵科。後投身於馮玉祥的西北軍,因戰功顯赫,由排長逐級擢升至師長,曾參加1924年推翻賄選總統曹錕的北京政變和北伐戰爭。

  “這是董振堂將軍唯一留存的半身照,下方三分之一已霉爛。”故居內,講解員手指向一張黑白照片,“他的侄子董光權當年將照片藏在老宅院墻縫裏,才躲過了日本鬼子抄家。”

  不遠處,滏東排河河畔,董振堂將軍紀念碑肅穆矗立,默默守望著這片故土。每逢清明、烈士紀念日,大批群眾與學生都會前來祭掃,鮮花與哀思傳遞着深切懷念。

  英雄從未遠去,精神薪火相傳。縣城的振堂公園內,一座形似紅軍八角帽的建築莊嚴厚重,這便是董振堂事跡陳列館——新河縣最鮮明的紅色地標,無數人追尋紅色記憶的精神聖地。

 董振堂事跡陳列館外景。(新河縣委供圖)

  從公園內的將軍銅像到陳列館入口,恰好是42米。這寓意着董振堂走過的42個春秋,每一步都鐫刻着忠誠與擔當。

  陳列館內,最令人動容的,莫過於3000塊銀元的故事。1932年,董振堂加入中國共産黨後,毅然將多年積攢下來的3000塊銀元全部作為黨費上交。

  毛澤東同志得知後,特意找他談話,讓他給自己留些錢,給家裏也寄點。董振堂卻堅定作答:“現在我當了紅軍,又入了黨,留着這些錢也沒有用了,我要把一切獻給黨,甚至連生命也獻給黨!”

  “父親常説,爺爺這一舉動,是把整顆心都交給了黨。”董振堂的長孫董乃煌站在銀元複製品前,字句鏗鏘地講述這段往事。

  展櫃中,一枚鎏金紅旗勳章熠熠生輝。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召開,決定設立最高榮譽獎章——紅旗勳章。

  當時,這枚珍貴的勳章授給毛澤東、朱德、彭德懷、方志敏等8人,董振堂也因在寧都起義中的卓越貢獻位列其中。

  “這是我黨我軍歷史上第一枚勳章,也是人民政權徽章褒獎制度之始。”董振堂事跡陳列館館長宋秀英説,勳章的光芒,映照着董振堂從舊軍官到革命戰士的信仰蛻變。

  近年來,新河縣把傳承董振堂精神放在賡續紅色血脈的重要位置。新河縣委書記韓非&&,董振堂鮮明品格與精神的新時代價值值得深入挖掘,並以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傳播闡釋。

  作為河北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開館近20年來,董振堂事跡陳列館已成為浸潤人心的紅色課堂,目前累計接待419萬人次,開展紅色教育活動1390場,成為河北及周邊省市黨員幹部、官兵群眾與學生緬懷先烈、汲取力量的重要場所。

  紅色精神的傳承,在當地校園煥發蓬勃生機。董振堂紅軍中學內書聲瑯瑯,這所以英雄名字命名的學校,始終將紅色教育融入日常教學。

  “今天幸福生活來之不易,我們要繼承先烈革命精神,接續奮鬥。”董振堂紅軍中學學生趙夢哲説。

  起義擎紅旗 赤膽鑄豐碑

  南下,抵達江西寧都縣固厚圩王布頭村,村口青瓦灰墻的曾氏祖屋,正是《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宣言》發布舊址。

  邁過粗獷的木門檻,吱呀聲中,仿佛一腳跨進了百年前的歷史潮流。

  指尖輕觸斑駁墻面,“只有暴動起來”“打土豪分田地”的紅軍標語墨跡雖淡,當年的熱血與決絕卻穿透時空。

  1931年12月14日深夜,起義驚雷劃破夜空,在寧都“圍剿”紅軍的國民黨第26路軍1.7萬餘名官兵調轉槍口,宣布加入紅軍。

  陽光透過天井,灑在腳下青石板上,也照亮了中國革命史上那光輝的一頁。

  “當時紅軍還很弱小,這次起義既沉重打擊了蔣介石及國民黨反動派,又極大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抗日熱忱,對紅軍和蘇維埃運動的發展産生了重要影響。”寧都縣博物館副館長曾晨英的聲音在屋中回蕩。

  彼時,董振堂任國民黨第26路軍第73旅旅長。九一八事變後,目睹百姓流離失所的疾苦,他反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思想日益傾向革命。

  黨組織的聯絡引導,紅中社播發“一蘇大”召開消息的聲聲感召,如明燈照亮了他的救國之路。董振堂毅然與趙博生、季振同等商議,決定在寧都宣布舉行起義。

  起義部隊後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因傑出的軍事指揮才能和對共産黨的赤膽忠心,經黨中央批准,董振堂加入中國共産黨,並於1932年5月升任第五軍團總指揮。

  寧都縣史志研究室原主任邱新民介紹,寧都起義使當時的中央紅軍兵力由3萬餘人猛增到5萬餘人,帶來2萬多件輕重武器、8部電台和40多名通信技術人員,極大壯大了革命力量。

  梅江河畔,一座兩層磚木結構的西歐羅馬式建築的墻壁上,書寫着一條條醒目的紅色標語。走進寧都起義指揮部舊址,迎面便是毛澤東同志題詞:“以寧都起義的精神用於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我們是戰無不勝的。”

  寧都起義指揮部舊址。(杜一方 攝)

  腳踩木樓梯,嘎吱作響,當年的議事聲猶在耳畔。

  展陳的灰色墻磚上,“回北方 打日本”的字樣清晰可辨,那是第26路軍官兵深埋心底的吶喊。

  從寧都縣城出發,行至石城縣贛江源鎮的秋溪革命舊址群,這片承載着蘇區革命傳統的紅色故土,見證了秋溪整編往事。

  在紅五軍團改編舊址,墻上仍依稀可見“加緊學習軍事政治”等字樣。

  “董振堂率部在此整編,‘把黨支部建在連上’,徹底與舊軍隊劃清界限。”寧都縣黨史研究專家夏邦鑫介紹,為期兩個月的秋溪整編,讓紅五軍團完成了從舊軍隊到人民軍隊的蛻變。

  正是這場整編,讓“聽黨指揮”成為烙印在紅五軍團靈魂最深處的鐵律,鍛造出一支能攻善守的紅軍勁旅。

  中央蘇區反“圍剿”戰爭紀念館內,一把紅五軍團使用過的環首大刀引人駐足,刀身雖銹,卻仍能想見當年寒光。

  這把大刀,正是“一軍團的衝鋒,三軍團的包抄,五軍團的大刀”這一赫赫威名的生動見證。“五軍團的大刀”即指紅五軍團敢於且善於用白刃戰硬撼強敵。

  瑞金市史志研究室編研股股長鐘燕林介紹,1932年3月,紅軍久攻贛州不下反被敵人包圍,董振堂手舞大刀率軍衝進敵陣,身後數千把大刀白光閃閃,殺聲震天,成功掩護攻城部隊撤退。

  一支部隊的戰鬥力,往往彰顯着軍事指揮官的作風。而後董振堂等又率部參與了漳州、南雄水口、樂安宜黃等戰役,以及第四次、第五次“反圍剿”戰鬥,無不展現出“敢於勝利”的戰鬥意志。

  整編舊址不遠處,四棵百年古樟樹傲然挺立。當地人説,當年敵機偵察轟炸時,董振堂等將軍常在樹下為戰士們開展軍事政治文化教育。

  如今,古樟樹下已成為紅色講堂,不少游客帶着孩子慕名而來,在枝葉婆娑間聆聽革命故事,感受紅色文化。

  位於秋溪革命舊址群的振堂亭。(杜一方 攝)

  自1981年寧都起義50周年始,寧都每十年都會舉辦“寧都起義暨紅五軍團成立”紀念活動。

  “我們編排了大型寧都採茶戲《寧都起義》,將革命故事與地方特色劇種相結合,向觀眾呈現了一場活靈活現的戲劇盛宴。”寧都縣博物館館長郭躍峰介紹。

  作為原中央蘇區核心縣,紅色印記遍佈寧都。當地堅持將革命文物保護利用與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建設相結合,着力拉長紅色體驗價值鏈,其中就包括擦亮“寧都起義”“紅五軍團誕生地”等核心品牌。

  湘江鏖戰急 鐵流衛中樞

  湘水泱泱,帶着江南的溫潤氣息奔騰北上。

  站在廣西興安縣界首渡口遺址,細雨如絲,打濕了岸邊碑石,也浸濕了衣衫。鐫刻其上的湘江祭文,在雨霧中若隱若現,字裏行間儘是對先烈的緬懷。

  廣西興安縣界首渡口遺址。(杜一方 攝)

  1934年10月,董振堂率部參加長征,紅五軍團擔任最艱苦的“後衛”任務,為保障中央紅軍主力北上立下赫赫戰功,因此榮膺“鐵流後衛”的光榮稱號。

  江風拂過,捲起層層漣漪,仿佛在低聲訴説91年前那場驚天地、泣鬼神的血戰。不遠處的界首鎮三官堂,是湘江戰役指揮部舊址。

  “不為勝利者,即為戰敗者”的紅色橫幅高懸樑上,與窗外雨聲、江聲交織,瞬間將參觀者拉回那個生死攸關的時刻。

  1934年11月,中央紅軍長征途中,國民黨中央軍及湘粵桂軍閥在湘江邊佈下“口袋陣”,妄圖將紅軍殲滅於湘漓兩水以東,而紅五軍團肩負起掩護主力搶渡湘江的“後衛”重任。

  “讓紅五軍團斷後,是黨中央的高度信任。”興安紅軍長征湘江戰役文化保護傳承中心負責人説,長征中,朱德總司令曾直言“老五斷後,我放心”。

  湘桂交界的蔣家嶺村,草木蔥蘢。當年,董振堂與劉伯承在此向陳樹湘等人傳達中革軍委命令:“堅決阻止尾隨之敵,掩護主力紅軍搶渡湘江。”

  為了這句沉甸甸的命令,紅五軍團34師將士幾乎全部陣亡。師長陳樹湘受傷被俘後,毅然從腹部傷口拉出腸子扯斷,踐行了“為蘇維埃流盡最後一滴血”的誓言,犧牲時年僅29歲。

  紅軍長征突破湘江烈士紀念碑園裏,32米長的英名廊曲形延展。花崗岩石墻上,2萬多名紅軍烈士的英名密密麻麻,其中不少是紅五軍團的將士。

  “湘江戰役是中央紅軍長征最壯烈的一戰。”作為一名紅軍後人,“90後”胡雅馨從小就聽爺爺講湘江戰役的故事,長大後如願成為紅軍長征湘江戰役紀念館講解員。

  “我要繼續把這段歷史講給更多人聽,讓紅色火種薪火相傳。”她説。

  館內一幅《血戰湘江》油畫,讓在場所有人無不動容:碧綠江水,被鮮血浸染,戰士們浴血衝鋒的身影定格下那段悲壯的歷史。

  湘江戰役後,中央紅軍從出發時的8.6萬餘人,銳減至3萬餘人。當地至今流傳着一首民謠:“英雄血染湘江渡,江底盡埋英烈骨。三年不飲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魚。”

  董振堂在湘江戰役中,幾天幾夜未曾合眼,始終堅守前沿陣地指揮。以血肉之軀築起堅固防線的紅五軍團,由1萬餘人戰鬥至不足5000人,為主力紅軍搶渡湘江贏得了寶貴時間。

  湘江祭文石碑。(杜一方 攝)

  “沒有紅五軍團這支‘鐵流後衛’,紅軍長征或許會是另一種結局。”全州紅軍長征湘江戰役文化保護傳承中心主任周運良説。

  “在軍事戰鬥中,局部利益必須服從整體利益。甚至需要有些部隊承擔犧牲任務,才能換來全局的勝利。”知名黨建問題專家辛鳴認為,歷史一再證明,是不是對黨忠誠,關鍵看行動,看“關鍵時刻能不能站得出來,危急關頭能不能豁得出去”。

  如今,桂林市深入挖掘革命歷史,盤活紅色文化資源。截至2025年8月,紅軍長征湘江戰役紀念設施“三園三館”累計接待參觀者超過2000萬人次,成為開展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基地。

  “目前紀念館展陳持續升級,深入挖掘董振堂及紅五軍團在湘江戰役中的歷史貢獻,可以讓更多人知道那場決定性戰鬥的重要意義。”周運良説。

  高原結同心 軍民魚水情

  長征萬里險,最憶夾金山。

  川西夾金山海拔4000多米,橫亙在寶興縣和懋功縣之間,是中央紅軍長征途中跨越的第一座大雪山。

  當地歌謠稱:“鳥兒飛不過,凡人不可攀。要想越過夾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間。”

  “長征中,紅五軍團是一支3次翻越夾金山的部隊。”寶興縣紅軍長征翻越夾金山紀念館主任駱騁説,他們用行動彰顯了“黨讓打到哪,部隊就打到哪”的絕對忠誠。

  記者一行翻越夾金山時,正值白雪皚皚的季節。

  行至埡口一拐彎處,車輛反復打滑溜坡。天黑在即,在當地人幫助下,大家推車前進,因高寒缺氧,推幾步就大口喘氣,有人用力過猛直接人仰馬翻。

  記者在四川夾金山接近埡口處推車前行。(杜一方 攝)

  遙想當年,天寒地凍、缺衣少糧,紅軍長征的艱辛可想而知。而紅軍將士大多是南方人,甚至沒見過雪山。

  行至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縣,大、小金河在峽谷間呼嘯奔騰,浪花不停拍打着岩石。

  丹巴縣革命烈士紀念園屹立河畔。英名墻上,漢族與藏族烈士的名字緊緊相依,如同當年並肩作戰的軍民,情誼跨越民族與時空。

  踏入甲居藏寨,“鐵流後衛”四個鮮紅大字在藏式碉樓映襯下格外醒目。彩色經幡在風中飄動,將思緒牽引到1935年——紅一、四方面軍懋功會師後,紅五軍團縮編為紅五軍,在此與藏族同胞結下深厚情誼,播下革命火種。

  紅五軍在丹巴建立根據地,讓這裡成為紅軍宣傳動員群眾、籌集糧草的中轉基地與後方。直到1936年7月,紅軍撤離丹巴北上。

  山風凜冽,大金河邊山路蜿蜒。記者來到甲居鎮甲居二村,實地走訪紅五軍政治部舊址——一座矗立在半山坡上的丹巴碉樓。屋內陳設簡單樸素,再現了紅軍駐防場景。

  “董振堂率部休整期間,不僅積極宣傳黨的政策,還幫藏族同胞修水渠、開墾荒地。”紅五軍政治部舊址講解員王乾楓介紹。

  丹巴縣白呷依村黨員木早布裏説,彼時藏漢民族隔閡較深,再加上國民黨造謠污衊,紅軍用一件件實事,贏得了藏族同胞信任。

  在董振堂與紅五軍的幫助下,1935年10月,中共丹巴縣委和丹巴縣蘇維埃政府相繼成立。

  丹巴藏民獨立師也隨之組建,這是紅軍在丹巴幫助建立的第一支藏族紅軍武裝,涌現出馬駿、劉志海等一批對黨忠誠、獻身革命的英雄。

  走進丹巴縣頂果山雍忠佐欽嶺寺,彩色經幡在風中獵獵作響,一旁的革命烈士紀念碑高聳。這座古老寺廟歷史悠久,正前方的山坡上就有紅軍戰鬥遺址。

  丹巴縣頂果山雍忠佐欽嶺寺。(杜一方 攝)

  當年的活佛擁中降參,將寺廟儲藏的8000多斤糧食全部捐給紅軍。藏區群眾積極配合紅軍作戰,生死與共、患難相依。

  “紅五軍37團曾以頂果山寺為根據地,駐防8個月,經歷十余場戰鬥。”第39世活佛丹貝降參繼承前世活佛對紅軍的深情厚誼,30多年來,他堅持尋找紅軍戰鬥遺物,過程漫長而艱辛。

  丹巴縣委黨研室主任周曉蓉説,藏族同胞把紅軍當親人,送糧食、當嚮導,節衣縮食與紅軍共患難。據統計,當時有2000余名藏族青年參軍,民眾籌集糧食100萬公斤、牲畜萬頭支援前線。

  頂果山雍忠佐欽嶺寺內,建有紅軍格勒得沙戰鬥遺跡陳列館,2000余件文物排列有序,靜靜講述着當年藏漢軍民同心革命的故事。

  “董振堂的紅軍部隊是為老百姓謀福祉的,這份情誼我們永遠銘記。”丹貝降參説,他要把這些文物保護好、展示好,讓後人永遠記住那段歷史和董振堂將軍。

  眼下,這些歷史遺跡已成為當地紅色文旅融合示範區的重要組成部分,丹巴縣將紅五軍政治部舊址、獨立師舊址與古碉樓群整合開發“紅旅+藏寨”線路,年接待游客超百萬人。

  夕陽余暉下,嶄新的藏式民居錯落有致,繽紛彩繪融進遠方藍天白雲,藏鄉變化翻天覆地。

  前不久,丹巴縣軍地聯合組織紅色文物與英烈保護工作專題研討座談會,計劃進一步完善保護管理體系,發展紅色旅游,讓紅色資源“活”起來、“火”起來。

  高&灑熱血 捨身踐誓言

  沿着長征路北上,行至甘肅會寧紅軍會師舊址。

  會師塔高聳於萬里晴空下,1936年10月,紅一、二、四方面軍勝利會師的壯闊場景浮現眼前。

  “三大主力會師是長征勝利的標誌,但那時國民黨的追擊一直沒停,局勢非常緊迫。”會寧紅軍會師舊址紅色文化研究會副主任委員杜永勝説,國民黨妄圖將在會寧會師的紅軍一舉殲滅,派出5個軍圍堵紅軍主力。

  在會寧縣紅軍長征勝利紀念館,展櫃陳列的一把小軍號見證了大墩梁阻擊戰的慘烈場景。館長李俊豐介紹説,它的主人是當時年僅17歲的紅五軍39團司號員李克玉。

  大墩梁紅軍烈士紀念碑矗立在會寧紅軍烈士陵園內,是為紀念會寧會師期間奉命阻擊而血染大墩梁的紅五軍革命烈士們而建。

  當時紅五軍全軍不足5000人,在董振堂指揮下於華家嶺一帶頑強阻擊國民黨軍9個團。在大墩梁戰鬥中,包括副軍長羅南輝在內的887名紅軍戰士壯烈犧牲,為紅軍主力會師及戰略轉移贏得寶貴時間。

  會寧會師後,紅五軍被編入西路軍,參加西征作戰。1937年1月,董振堂和政治部主任楊克明率部攻佔高&縣城。

  北面戈壁沙漠,南望祁連山脈,高&縣坐扼河西走廊咽喉。

  “寧都豪氣千秋在,高&雄風萬古傳。”在前身為高&烈士陵園的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紀念館,董振堂紀念亭的這副楹聯讓人肅然起敬。

 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紀念館。(杜一方 攝)

  展櫃中,一隻軍綠色帆布書箱靜靜陳列。它一直跟隨主人董振堂,走過學校課堂、起義會場、湘江渡口,最終停留在高&城,承載着一個革命者忠誠於黨的崇高信仰。

  燈光昏暗,在董振堂的頭顱照片前,許多參觀者不覺放慢腳步,駐足良久。

  “1937年1月20日,42歲的董振堂率紅五軍戰士堅守陣地9天8夜後,和全軍3000多名將士壯烈犧牲……”高&縣委黨史研究室主任王麗霞講述時,帶着難以抑制的沉痛。

  高&縣城小墻低,易攻難守。面對六七倍於己的敵人,董振堂堅決執行命令,率餘部死戰不退。

  眼見洪水一般的敵軍涌進城來,董振堂指揮部隊堅守城墻、街巷,與敵人浴血苦戰。子彈打光了,就用大刀、梭鏢、石塊。戎馬半生的董振堂一直戰鬥到生命盡頭,不願被俘的他,選擇將最後一顆子彈留給了自己。

  看著一張張西路軍將士遭受殘酷暴行的黑白照片,令人不禁眼含熱淚。“我們的幸福生活是無數烈士犧牲換來的”這句話從未如此具象化。

  董振堂犧牲後,殘暴的敵軍砍下他的頭顱,懸於高&城樓。新中國成立後,雖經多方尋找,頭顱至今仍下落不明。

  董振堂是紅軍犧牲的最高級別將領之一。噩耗傳到延安,廣大紅軍將士無不為之悲痛,黨中央在陜西寶塔山下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

  在追悼會上,毛澤東同志深情評價他説:“路遙知馬力”,董振堂是“堅決革命的同志”。早在1935年,在陜北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毛澤東同志也曾稱讚“寧都起義的領導者趙博生、董振堂等人成了堅決革命的同志”。

  記者一路尋訪座談,“悲壯”和“忠誠”是人們評價董振堂時提及頻率最高的兩個詞。

  “董振堂為革命流盡最後一滴血,用生命詮釋了對黨和人民的絕對忠誠。他威武不屈、視死如歸的精神,穿越時空依舊震撼人心。”王麗霞説。

  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烈士紀念碑前,鮮花怒放,眾人鞠躬緬懷,每年都有大批群眾、黨員幹部和青少年前來祭掃。

  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烈士紀念碑。(杜一方 攝)

  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紀念館館長張龍説,紀念館設施和服務不斷提升,着力建設紅色文化高地,年接待游客超百萬人次,數字技術雲端展出使得線上年參觀量突破160萬。

  近年來,甘肅高&幹部學院圍繞“講好西路軍故事、傳承紅色基因”打造黨性教育主陣地。報告廳裏,“紅槐鑄魂”情景教學、“父輩的西征戰”訪談教學等特色課程發人深省。有學員在筆記中寫道:“西路軍在絕境中堅守的,不僅是陣地,更是共産黨人的精神高地。”

  “一個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沒有英雄。”各地受訪者普遍認為,董振堂事跡至今仍有着強烈的現實意義,包括“聽黨指揮”的絕對忠誠、“敢於勝利”的戰鬥意志、“服從大局”的犧牲精神和“人民至上”的為民情懷。

  董振堂事跡陳列館內,一份泛黃的《寧暴經過》手稿尤為珍貴,董振堂親筆寫下:“看清楚了國民黨欺騙、壓迫、剝削,認清楚了唯有共産黨終能為工農勞苦群眾謀解放到底。”字裏行間,是他從迷茫到覺醒、從徬徨到堅定的信仰轉變。

  《寧暴經過》手稿。(新河縣委供圖)

  “從寧都起義到血染高&,董振堂一直堅決執行黨中央的軍事作戰命令,出生入死,身經百戰。”曾晨英説,董振堂精神中最打動人的就是對信仰的無比堅定。

  從冀南平原到贛鄱大地,從湘江之畔到川西藏寨,最終抵達祁連山腳下……輾轉於五地的紅色印記,我們看到“堅決革命的同志”這七字評價所彰顯的初心與信仰,早已超越時空,成為不朽的精神坐標。

  天地英雄氣,千秋尚凜然。

  當歷史的迴響與時代的脈搏同頻共振,這份熔鑄於戰火硝煙的忠誠與擔當,終將化作新時代長征路上的磅礡力量。

[作者: 李鳳雙、毛偉豪、杜一方  責任編輯: 王立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