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柳
因為工作關係和個人興趣原因，我和蘇東坡結下了不解之緣。我讀蘇東坡、背蘇東坡、講蘇東坡、寫蘇東坡、學蘇東坡，把他作為我人生的偶像。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
蘇東坡是有血有肉、鮮活立體的。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可親可敬的蘇東坡。他有千面人生，但其中一面格外熠熠生輝，這就是他的“遺愛”情結。他把仁愛留給世人，把大愛灑向人間。
蘇東坡的作品中多次用到“遺愛”。他讚美官員是個“好官”，就説是個“遺愛官”。在《滿江紅·寄鄂州朱使君壽昌》中，他寫道：“君是南山遺愛守，我為劍外思歸客。對此間、風物豈無情，殷勤説。”這是讚美鄂州（今武昌）知州朱壽昌的。朱壽昌年幼時，母遭父棄，母子分離。長成之後，出仕為官。先後任職陜州、南通、岳州、閬州、鄂州，但思母之情一直縈縈於懷。後聽説母親流落陜西一帶，便辭官去職，千里尋母。宋神宗得知後，責令官復原職。從此，朱壽昌孝子之名聞名天下。百善孝為先，所以蘇東坡稱他為 “遺愛守”。在《醉蓬萊·重九上思猷》中，蘇東坡寫道：“來歲今朝，為我西顧，酹羽觴江口。會與州人，飲公遺愛，一江醇酎。”這是為黃州知州徐君猷寫的。正是這位徐知州在蘇東坡窮困潦倒、謫居黃州期間，劃出黃州城東一面坡地，供其耕作糊口，從此蘇軾號東坡居士，名揚天下。北宋元豐五年（公元1082 年），徐君猷離開黃州赴湖南上任，安國寺僧首繼連請蘇東坡為他們經常相聚的寺內竹間亭取個名字，並題額留念。蘇東坡有感於徐太守為官清廉、有益鄉間，便取名為“遺愛亭”，作《遺愛亭記》。開篇即點題：“何武所至，無赫赫名，去而人思之，此之謂‘遺愛’。”讚賞他是一位不折騰、不擾民的好官。在蘇東坡心中，為民請命、為民辦事、為官清廉就是“遺愛官”，是做官的最高境界。他自己則身體力行，在哪為官，就把大愛留在哪。
蘇東坡為官第一站是鳳翔府簽判。下車伊始，就改革一項弊政——衙前（北宋負責運送官府物資的差役），小試牛刀，旗開得勝。當時鳳翔府的衙前主要是砍取終南山的竹木，編成木筏，從渭河入黃河運送到京城。往年官吏們要求在河水暴漲的季節發運，往往弄得服役者傾家蕩産。蘇東坡稟明上司，修改衙規，改在河水平緩的季節實施，減輕了勞役和百姓傷亡。
蘇東坡兩次為官杭州。第一次任通判，第二次任知州。任通判期間，他協助知州陳襄整治杭州六井，解決杭州百姓吃水大問題，並寫下《錢塘六井記》，記敘六井的由來和整治六井的全過程。再任杭州，已是十五年之後的事了。一到杭州，蘇東坡面對嚴重的旱澇災情，糧食歉收，米價飛漲。他以不屈不撓為民請命的精神，一再上奏朝廷，請求賑災，並將救災款連同原計劃整修官捨得費用，全部用來採購糧食，百姓得以度過荒年。那時，杭州西湖已嚴重淤塞。他説：“使杭州而無西湖，如人去其眉目，豈復為人乎？”於是下決心整治西湖。他連寫兩道奏章，申請經費，“以工代賑”。經過半年整治，水草淤泥全部清除，一條南北長堤屹立湖中。從此，世人便有了“蘇堤春曉”的無邊美景。這是蘇東坡的千年遺愛啊！
蘇東坡甫任密州知州，恰逢巨大蝗災。他寫道：“前時渡江入吳越，布陣橫空如項羽”。蝗蟲所到之處，草木為之一空，簡直像燒殺掠奪的西楚霸王項羽一樣可怕。他身先士卒，從早到晚奔忙在田間地頭，率先捕蝗，發動群眾以火燒土埋的辦法捕殺幼蟲。在巨大天災面前，蘇東坡懷着沉痛的心情“灑淚循城拾棄孩”，撥出糧食，專門用於收養這些可憐的棄兒，救活了數千名在死亡線上掙扎的兒童。
作為徐州知州，蘇東坡指揮了一場驚心動魄的抗洪搶險戰鬥。上任不到三個月，黃河大堤決口，洪水匯於徐州城下，城外一片汪洋。蘇東坡調集五千民伕，火速加固城墻，但城裏有錢人要求出城避難。蘇東坡挺身而出，慷慨激昂地&&：“只要有我在，水決不能敗城”。他率領官民築起長堤，擋住洪水。奮戰七十多天后，徐州城保住了。災後，他奏請朝廷撥款修築防洪大堤，並建黃樓以為紀念。
蘇東坡因“烏&詩案”被貶黃州，斷崖式地跌至人生谷底，本是不堪忍受的磨難。但他很快融入百姓之中，躬耕東坡，放浪山水，修身養性，激情創作。當他了解到鄂州（今武昌）、黃州一帶有棄殺女嬰的惡習，“聞之辛酸，為食不下”，立即寫信給鄂州知州朱壽昌，請他盡快革除這種慘絕人寰的愚昧風俗，自己則張羅成立了一個民間慈善組織——育兒會，向本地富戶募集資金，自己帶頭慷慨解囊，救濟那些極為貧困、無力養育孩子的人家。他説：“若歲活得百個小兒，亦閒居一樂事也”。愛民之心，溢於言表。
作為登州知州，蘇東坡上任伊始，便馬不停蹄開展工作。但到任剛五天，又接到朝廷以禮部郎中召還的詔令。還京途中，他一連寫了兩道奏章：《登州召還議水軍狀》《乞罷登萊榷鹽狀》，提請朝廷重視登州防務，操練水軍，減免鹽稅，減輕百姓負擔。經此一舉，朝廷加強了登州海防，廢除了登州、萊州兩地實行了幾十年的“榷鹽”政策。百姓感其家國情懷，念其愛民之德，在蓬萊閣修建“蘇公祠”，刻以“五日登州府，千年蘇公祠”的楹聯，讓蘇公遺愛播灑千年。
蘇東坡又知潁州。當時，潁州水患嚴重。有人建議開挖八丈溝，將陳州之水引入潁水，再進入黃河。蘇東坡深知工程耗資巨大，不能貿然上馬。他走訪民眾，選派懂水利的官吏實地勘察，結果證明，開挖八丈溝有百弊而無一利。他立即上奏朝廷，阻止了這一勞民傷財的工程。
在從潁州赴揚州上任的路上，蘇東坡發現村落蕭條、人煙稀少，農民怕官府催繳“積欠”而不敢還鄉，心情十分沉痛。到揚州後，他立即奮筆疾書一篇長達七千余字的上表。他説：“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於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旱。臣竊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余萬虎狼散在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殷殷之情令人動容。朝廷很快奏準，暫停催收，百姓歡騰。其時，揚州一年一度的芍藥花會正在緊張籌辦之中。蘇東坡走訪花農、百姓，發現怨聲載道。他毅然決定停辦萬花會。百姓無不歡欣鼓舞、奔走相告。
定州地處宋遼邊緣地區，是北宋的軍事重鎮。到蘇東坡出鎮定州時，已到了“邊政頹壞，不堪開眼”的地步。蘇東坡立即採取有力措施整頓軍紀，加強操練，維修軍營，終於使定州士兵人心安定，軍容整肅。
謫居黃州期間，蘇東坡曾見農民使用一种先進的插秧工具——秧馬。又貶惠州後，他編寫《秧馬歌》，介紹秧馬的製作、使用方法，很快在惠州各地推廣開來，大大減輕了農民的勞動強度，百姓稱讚不已。惠州有一座豐湖又名西湖，在蘇東坡的大力襄助下，棲禪院和尚化緣籌集資金建設一座新橋，百姓無不拍手稱快。蘇東坡一生到過三個西湖。在杭州疏浚西湖，建成蘇堤；在潁州又治西湖；貶謫惠州，作為“不得簽書公事”的罪人，仍不遺餘力，促成了這項有益眾生的工程。南宋詩人楊萬里寫詩讚道：“三處西湖一色秋，錢塘潁水更羅浮。東坡元是西湖長，不到羅浮便得休？”原來蘇東坡是落實“湖長制”的第一人啊！
再貶海南儋州，蘇東坡已做好九死一生的準備。自己生活無着、難以為繼，但還時刻關注着百姓疾苦。他書寫柳宗元《牛賦》，勸告黎民愛惜耕牛；他寫信給親友，從內地求購藥材，饋贈黎民治病；他作《和陶勸農詩六首》，勸告人民墾荒種植，發展農業；他誦讀杜甫的《負薪行》，勸告當地百姓，改善婦女的生存狀況；他與當地的文人交游，講學、作詩、送字、贈畫、編寫教材，培養了海南有史以來第一名進士姜唐佐。蘇東坡的到來給這個荒蠻之郡帶來了文明的火種，點亮了文明之光。
蘇東坡走到哪，就把人間大愛灑向哪。千百年來，所到之處，百姓都愛戴他、懷念他，用各種紀念設施銘刻他的遺愛。因為謫居黃州四年多，並在黃州寫下《遺愛亭記》，當地政府將黃州城中的東湖、西湖、菱角湖合併命名為遺愛湖，用12年時間，建成一座5平方公里（含湖面3平方公里）的遺愛湖公園。這座突顯“東坡文化、遺愛主題”的文化公園，集蘇東坡詩詞賦之佳句，採遺愛湖形景物之靈氣，將十二個景區分別命名為遺愛清風、臨皋春曉、東坡問稼、一蓑煙雨、琴島望月、紅梅傲雪、幽蘭芳徑、江柳搖村、水韻荷香、大洲竹影、霜葉松風、平湖歸雁。景名或直接取自蘇東坡在黃州的詩詞，或由地理方位與蘇東坡作品融合而成。景區的植物、展館、建築、雕刻等都從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表達同一種意境和主題。黃州人覺得，不用遺愛湖公園這樣的鴻篇巨著，不足以展現蘇東坡的人間大愛。遺愛文化浸潤在公園的每一處景點、每一座建築、每一個角落，深深鐫刻在每一名市民心中。
著名文化學者熊召政有感於蘇東坡之大愛、有感於遺愛湖公園，深情撰寫了一篇《遺愛湖記》。其文曰：“勝景澄心，在雅能易俗；一方福祉，在官慾利民。故柄政之績，不在時譽而在青史；宦海作為，不在自誇而在民意。履職首在奉公，去後方留遺愛。此乃太史公所讚之循吏也。當山水知音而不狎，圓百姓之夢而不怠。此種遺愛，方能傳諸後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