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未老，風細柳斜斜。試上超然臺上望，半壕春水一城花。煙雨暗千家。”正是繁花似錦的季節。在蘇東坡眼裏，滿城都是花，滿眼都是花。蘇東坡愛花、種花、寫花。他走一路，寫一路；寫一路，火一路。一不小心，寫出來就是千古名篇；一不小心，就為一個地方做了千年廣告。

　　謫居黃州期間，蘇東坡寫下《紅梅三首》，其一曰：“怕愁貪睡獨開遲，自恐冰容不入時。故作小紅桃杏色，尚余孤瘦雪霜姿。”詩人用擬人手法，將紅梅艷如桃杏又冷若冰霜、傲然挺立的品格描繪得惟妙惟肖。花似美人，美人似花，紅梅被賦予青春的生命和情感。又寫《海棠》：“東風嫋嫋泛崇光，香霧空蒙月轉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紅粧。”也將花比美人、美人比花，空氣中頓時彌漫著濃烈的花香，充滿了迷幻浪漫的氛圍。海棠如此芳華燦爛，詩人不忍心讓她獨自棲身于淒冷幽暗之中。詩人寫花，其實是在寫自己。花是人的化身。

　　北宋熙寧四年（1071年），蘇東坡任杭州通判，與時任太守陳襄共事。蘇東坡十分敬重陳襄的品德，以芙蓉為題，作詩讚美：“千林掃作一番黃，只有芙蓉獨自芳。喚作拒霜知未稱，細思卻是最宜霜。”生命的本質，不經歷風霜就開不出瑰麗的奇葩來，是謂“宜霜”。詩人讚頌陳襄的風骨，又何嘗不是以此自況。又一日，蘇東坡到杭州吉祥寺看牡丹。春已老，花將謝。從寺僧得知，陳太守今年未來看花。蘇東坡代花不平，作了一首短詩給陳襄：“今歲東風巧剪裁，含情只待使君來。對花無信花應恨，直恐明年便不開。”陳襄讀了詩，深感愧疚，次日即邀大家同往吉祥寺賞花飲酒。蘇東坡席上再賦一首，代花致意：“仙衣不用剪刀裁，國色初酣卯酒來。太守問花花有語，為君零落為君開。”前一首寫牡丹的幽怨，後一首寫牡丹的深情，把花的嬌羞嗔怪、脈脈含情和太守的深情厚誼、高尚風骨刻畫得入木三分、表現得淋漓盡致。

　　在常人看來，蘇東坡的人生其實就是一團崎嶇坎坷、顛沛流離的亂麻花。我用“8341”將蘇東坡的人生經歷作了概括。他當過密州、徐州、湖州、登州、杭州、揚州、潁州、定州“八州太守”，做過吏部、兵部、禮部“三部尚書”，遭過黃州、惠州、儋州和未及到任的汝州“四處貶謫”，任過一任翰林學士知制誥的“皇帝秘書”。蘇東坡從政40年，在地方33年，在朝廷7年；在任做官28年，被貶謫12年。他的足跡從西邊的鳳翔到東邊的登州，從北邊的定州到南邊的儋州，幾乎遍及北宋的版圖。一身猶寄于天地之間，隨風飄蕩。這樣的“交流”幅度和頻率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粗略統計，從他離開家鄉眉州進京趕考到在常州去世的45年4個月時間裏，他經歷了24次長途跋涉旅行，累計時間6年5個月。長的一年半載，短的也有個把月。他不是在趕考、奔喪的路上，就是在貶謫、赴任的路上。我們實在無法想像，他是如何應對如此漫長旅途的雨雪風霜、饑寒交迫、困乏勞頓。但我們相信，他心中有花，有花的品格，使他能夠坦然面對各種低潮和困境，繼而發出“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的感嘆。

　　初貶黃州，他掉進人生的萬丈深淵。稍事喘息後，就對別人説：“臨皋亭下，八十數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飲食沐浴皆取焉，何必歸鄉哉！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後來又寫了《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哪有一點風雨中的狼狽，活脫脫一副“勝似閒庭信步”的模樣。

　　再貶惠州，更是生命的不堪。古代的五嶺分隔中原文明與南國蠻荒，貶謫嶺外為最重的懲罰。可到了惠州，蘇東坡便寫下《記遊松風亭》：“余嘗寓居惠州嘉佑寺，縱步松風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亭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謂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間有甚麼歇不得處？由是如掛鉤之魚，忽得解脫。”一下子就自我放飛了。不僅放飛，還樂不思蜀：“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更有甚者，又寫出《縱筆》一詩：“白頭蕭散滿霜風，小閣藤床寄病容。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傳至京師，被政敵章惇看到，驚曰：“蘇某尚爾快活耶。”遂再貶儋州。

　　儋州是何等地方啊。《儋縣志》雲：“蓋地極炎熱，而海風甚寒，山中多雨多霧，林木陰翳，燥濕之氣鬱不能達，蒸而為雲，停而為水，莫不有毒。”蘇東坡《答程儒書》：“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然亦未易悉數，大率皆無耳。”即便如此，他還是寫下《縱筆三首》，其一曰：“寂寂東坡一病翁，白須蕭散滿霜風。小兒誤喜朱顏在，一笑哪知是酒紅。”喝點小酒，自我解嘲，一切都煙消雲散了。

　　蘇東坡的人生，有金榜題名、位極人臣的巔峰，也有身陷囹圄、一貶再貶的磨難。但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活出超然物外的曠逸氣質、詼諧天真的盎然情趣、從容不迫的瀟灑風度。只因他心中有花、有天真、有善良、有美好。(江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