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守四十年，他們將電影“譯”進苗侗山鄉

　　2017年，貴州省黔東南州電影發行放映有限公司民族語影視譯制制作中心內，配音演員身著民族服飾為電影《戰狼2》配音。（均為受訪者供圖）

　　“16歲那年看的第一部電影，聽到了親切的家鄉話”

　　走進貴州省黔東南州電影發行放映有限公司民族語影視譯制制作中心，門前挂著一年內的譯制計劃：《中國藍盔》《平原槍聲》《懸崖之上》……“這些影片都是主旋律、正能量的電影，我們希望傳遞到基層的文化作品是有品位、有內涵的。”公司黨支部書記宋其生説。

　　在貴州，部分地區少數民族群眾不同程度存在國家通用語言使用障礙。“我剛剛參加工作那會兒，我們苗寨裏沒有一個人會説普通話，就連我自己都只會認不會説。”譯制中心退休配音演員汪蘭説。

　　基層群眾的文化發展被封閉了起來。“電影是很好的文化滋養工具，可在民族地區的農村，語言障礙阻擋了這一文化形式走向群眾。”黔東南州演藝集團副總經理李文坤説。

　　早些年，公司還承擔著到基層放映電影的功能，有一幕讓宋其生印象深刻：“放的是一部喜劇，聽不懂普通話的老人們，看著周圍的人在笑，他們也跟著笑，問他們笑什麼，他們也只是搖搖頭，這讓我挺心疼的。”宋其生説。

　　板新村村民楊文兵仍然記得，16歲那年看的第一部譯制電影是《黃橋決戰》，當看到精彩的對白變成了家鄉話，親切又激動，從此成為了忠實的“影迷”。

　　“以前放電影，看的人不多，看懂的更少。現在村頭一放電影，基本都是坐滿的，尤其像我母親這樣聽不懂普通話的老人，可以從電影裏了解歷史文化，看懂故事情節。”楊文兵説。

　　“電影是大眾藝術，也是我們守住民族地區基層文化陣地的一件利器。正是因為這一點，才讓我們堅持了這麼多年。”李文坤説。

　　苗嶺侗鄉裏的翻譯家，要做點綴民族文化的小花小草

　　讓楊文兵第一次看譯制電影就著迷的原因，來自一句臺詞。

　　“電影原本的臺詞是‘你們從左邊走，我們從右邊走’，但翻譯成苗語之後，就變成了‘你們從長方田那邊走，我們從三角田這邊走。’生巴巴轉述，老人們分不清左右不説，還不具體。長方田和三角田都是我們這邊的土話，一改成這樣，瞬間覺得電影離我們更近了。”楊文兵説。

　　這部電影正是宋其生負責翻譯的。1984年入職以來，宋其生從事少數民族語電影譯制工作已經快40年了，那句讓楊文兵印象深刻的臺詞，凝聚了宋其生在電影譯制生涯裏最寶貴的經驗：“給群眾翻譯電影，未必一定要雅，但還是要講個‘信’和‘達’。”宋其生説。

　　“電影臺本翻譯首先要忠于原著的本意，還要克服文化差異帶來的理解障礙，更要考慮讀者和聽者的接受性。”宋其生説。由于最終作品面向基層的群眾，電影中的文化環境很難完整地投射到他們的生活，因此除了直譯，更多要用群眾熟悉的方式進行不失本意的轉譯。

　　第一部讓宋其生獲獎的翻譯作品是趙本山主演的電影《男婦女主任》。除了要讓大家看明白劇情，更重要的是如何讓西南地區苗侗群眾理解到東北喜劇的笑點。“東北的二人轉，如果直接翻譯過來，群眾接受不了。”

　　宋其生熬了幾個晚上，填詞譜曲，將東北二人轉全部翻譯成了苗歌、侗歌，“這就是大家日常喜愛的方式了，現場觀眾笑得前仰後合。”宋其生説。“這次我知道，他們是真的笑了。”

　　言在此而意在彼，才能讓翻譯有“信”有“達”，最終有“味”。

　　臺本翻譯是第一步，配音則是第二步。如果臺本翻譯需要的是有“味”，那麼配音工作則需要有“神”。如今已退休的汪蘭，當年正是因為一聲有“神”的笑聲，在這個行業一幹就是大半輩子。

　　1984年，正準備大專復習考試的汪蘭在一次下鄉演出活動中被公司選中，第一次走進了錄音棚。這次的角色是電影《玉碎宮傾》裏的塔娜公主。“第一次就讓我配女主角，可把我折騰壞了。”

　　膠片電影時代，電影配音沒有單獨的音軌操作，更不能剪輯，每一句臺詞的語速和感情都要跟上角色的口型，一配到底。“我的臺詞多，每卡殼一次，大家都要陪我從頭來一次。”汪蘭回憶説，雖然沒人怪她，但看到所有人都在嘆氣搖頭，配音結束後，汪蘭沮喪地回去了。

　　“就當自己做了個夢吧。”汪蘭這樣安慰自己。幾天後，她收到了公司一位領導的來信，稱讚她的配音非常有神，“尤其是那幾句笑聲，完全把角色的特點笑了出來。”汪蘭説，這句話讓她懷著失而復得的心情回到了公司。

　　當第一次聽到了自己配音的電影，汪蘭確定了這就應該是一生的事業，當即放棄了大專考試。“從來沒想過家鄉的語言、自己的聲音會出現在電影裏。可能在這個行業裏，我只是小花小草，但卻能點綴自己的家鄉，傳遞我們的文化。”汪蘭説。這一幹，就幹到了退休。

　　宋其生也對自己第一次配音的角色印象深刻：戰爭電影《高山下的花環》中唐國強飾演的主角。這個軍旅角色前後變化巨大，人物故事豐滿，讓宋其生吃了大苦頭。

　　“不是語速快了慢了，就是情緒沒跟上，甚至是忘詞。我沒有當過軍人，説話沒有那種氣勢。也不會調動情緒，沒有一次配到最後的。”宋其生説。“我們常説笑比哭好，但配音工作裏，往往是哭比笑好，因為情緒的轉場需要緊跟故事情節，沒有準備時間，劇情該哭了，拍電影還能滴眼藥水，配音就一定要馬上哭出來。”宋其生説。

　　就像繪畫一樣，沒有經驗，只能臨摹。宋其生不得其法，只能一句一句地琢磨，和原片做對比。膠片珍貴，多看幾次就會有損毀，那就聽錄音。“這部電影的錄音，我聽了不下一百遍。”宋其生説。當終于錄完全程走出錄音棚時，宋其生感覺整個人都快虛脫了。

　　在隨後的39年裏，宋其生參加譯制配音的電影有530余部，為2000多個角色配音。就這樣在200多萬字臺詞、48000多分鐘配音時長的磨礪裏，當年的小宋也變成了宋老師，越來越專業。

　　如今的宋其生在錄音棚裏，劇情到哪兒，情緒就到哪兒，表情動作也到哪兒。一次配到爭吵時自責的臺詞，宋其生也和電影裏的角色一樣，“啪”給了自己一巴掌。等到結束後摸著火辣發燙的臉頰，才想起來當時是怎麼回事。

　　“‘配音演員’這個詞，‘配音’只是工作，後面的‘演員’才能證明你做得好。”宋其生説。

　　“最難的時候，我們連辦公場所都沒了”

　　譯制中心在一棟老舊樓房的頂樓，木地板吱呀作響，桌椅板凳也被磨得锃亮，室內裝飾停留在十幾年前，錄音剪輯設備卻是嶄新的。“我們的經費主要都用在了設備上，這幾套最新的設備加起來200多萬，比這層樓都貴。”公司總經理楊藝林自信地説。

　　如今略顯寒酸的譯制中心，是黔東南州電影發行放映有限公司僅剩的業務部門。但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電影發行放映公司也曾是個“吃香”的部門。“以前的電影發行放映是由各級放映公司負責，全州的電影發行放映業務都歸我們公司，還有財政補貼，收入很可觀。”楊藝林説。

　　宋其生曾經是十裏八鄉的土明星，每次去放電影被人認出來，總是能得到最熱情的款待。“村支書知道是我給配的音，站起來就要敬我三碗酒。”宋其生説。

　　隨著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制度改革，公司逐漸風光不再。先是1994年公司完全轉為企業自負盈虧，取消了財政補貼；2000年，原本多層級的電影發行放映模式變成了發行公司和制片單位直接向院線公司供片的模式，中間的各級電影發行放映公司業務也被架空。

　　發行和放映業務取消，除了一些農村院線，整個公司還有業務的部門僅剩譯制中心。然而由于都是公益放映，這項業務也不是個掙錢的活兒。可在當時，大家都把它當成了救命稻草。“這項工作只有我們能做，也只有我們還願意做，業務不停，證明公司還活著。”楊藝林説。

　　公司還活著，但越來越艱難。2002年，原來的大樓在政府拆遷范圍內，很快就變成了一處嶄新的廣場，新樓還沒開始修建，業務砍了，補貼沒了，最後連辦公場所也沒了。公司50多人集體待崗，每月只能領到198元錢的補貼。

　　令人驚訝的是，盡管數量減少，譯制中心每年仍有電影産出。“我們租了一個十平方米的小房子，用地毯貼到墻上自制隔音墻。平時做自己的事，一有配音工作就到小房子裏開工。”汪蘭説。

　　是怎麼堅持下來的呢？記者詢問了當年的老員工，有説是靠外出打工兼職補貼撐下來的；有説是在主管部門一年幾千塊錢的微薄補貼裏發著牢騷把活兒幹完的；也有説是2005年新樓修好之後靠收租過下去的：六層樓全部出租，譯制中心蜷縮在頂樓搭建的小房裏。

　　但宋其生明白，心裏沒點牽挂，是撐不下來的。“我回家遇到老人，會問我最近怎麼沒電影了，我説不出話。”宋其生説。

　　汪蘭在工資發不出來的時候，選擇到省城打工，在一家食品企業做銷售。由于手腳勤快做人本分，很快得到老板的賞識，不到三個月，就被提拔為區域銷售主任。

　　“我原本是想著打點零工補貼家用，有配音的工作就回去。”汪蘭説。可幹到了主任，就不可能隨時回去配音了。當譯制中心的電話打來通知又有配音工作，汪蘭在只能二選一的情況下，還是踏上了回凱裏的班車。

　　“當時給我開的工資是三千多，回去補貼加上賣電影票只有四百塊不到。老板打來電話罵我，説我是腦子進水了。”汪蘭説。十幾年後，那家小公司已經成為當地的大企業，身邊總有人開著玩笑説，要是當初不回來，現在肯定發財了。“可我覺得，這幾十年我配的幾百部電影，才是我最大的財富。”

　　最艱難的日子撐了7年。2009年，告別了膠片涂磁、模擬膠片時代，少數民族語電影譯制工作進入數字化，這一時期的補貼開始增多。黨的十八大以後，國家對于基層文化事業的投入也逐漸加大，各級政府的補貼也開始恢復。2018年，譯制工作被納入國家級項目財政資助，譯制一部電影能獲得7萬元經費，徹底解決了譯制中心的生存困難。

　　“我們如今有設備，有經費，有人才，一年能完成48部電影的譯制。”宋其生説。除此之外，譯制中心也承擔著各類基層宣講的譯制任務：中央精神苗侗語宣講提綱、就業技能培訓課件、森林防火和疫情防控宣傳視頻等等。“群眾需要什麼，我們就翻譯什麼，不能浪費現在這麼好的條件。”宋其生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