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告官”取證難怎麼辦？可以與“一把手”對簿公堂。

“去法院起訴，需要當事人拿出證據。但有的證據在行政機關手裏，他們不給，老百姓也就沒法起訴。”從業２０多年的律師馬天岳説，以房屋拆遷為例，立案登記制實施前，老百姓起訴到法院，法院還要找政府了解情況。幾天過去，房子被拆了可能案子還沒立上。立案登記制實施後，“先拆後訴”的現象將成為歷史。

“如果你把證據故意捂在被窩裏，無論你是市長還是局長都有可能站上被告席。”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陳衛東説，立案登記制改革對行政機關首長出庭應訴制度也起到了積極作用。一方面，“一把手”能夠將政府制定政策初衷在法庭上向民眾更好地解釋和説明；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行政機關更好地審視自身行為是否合法合規。

立案登記制改革無形中賦予了法院更多的社會治理與監督職能。過去基層單位用“紅頭文件”堵住了很多問題，甚至為行政機關違法違規施政做背書，而新的《行政訴訟法》及司法解釋明確，法院可以對規范性文件的合法性一並進行審查。“這不僅對法官素質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意味著‘紅頭文件’不能再‘有權任性’。”北京市第四中級人民法院行政庭負責人陳良剛説。

“案子多了好幾倍，法官還是這些人。”除了立案數量倍增，審判難度也在不斷加大，本來就面臨“案多人少”困難的法院壓力驟增。

“各級法院已經建立起一整套制度保障，密切關注並及時解決實施過程中出現的任何問題，同時強化人員責任意識。”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長甘雯説。自5月份起，全國各級法院正在調動一切力量應對這一場司改大考。

在安徽，蕪湖市中級人民法院要求全市兩級法院所有具有審判資格的人員，無論是院領導還是綜合保障部門人員，均參與審理案件。同時，針對大標、疑難復雜案件，組成專門合議庭，審判長由院、庭長擔任。以減輕一線法官的審判壓力，提高疑難復雜案件的審理水準。

在北京，我國首批跨行政區劃法院北京市第四中級人民法院進一步推動審判工作規范化和標準化，將案件進入業務庭的流程分解成１０個環節。庭長、法官、法官助理及書記員每一個工作角色都明確各自職責和業務流程，通過流水線作業顯著提高了審判效率。

在上海，徐匯區人民法院建立訴調中心，引入行政調解、行業調解、人民調解以及其他的仲裁復議等糾紛解決機制。該院５０％以上的簡易民商事案件在訴調中心就得到解決。同時，著重實現案件的繁簡分流，讓法官辦精品案，簡單案件通過速裁程式解決。

立案的門檻降低了，虛假訴訟和濫用訴權的現象逐步顯現。日前，上海浦東新區法院接到一起訴訟，當事人起訴演員趙薇“在電視中瞪他”，要求法院予以登記立案，引起輿論熱議。

上海浦東新區法院的遭遇並非個案。在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立案庭，有的當事人退休後覺得單位給自己的級別待遇太低，想起訴單位；還有的當事人享受了福利分房、貨幣分房，但沒有以前的老同事分得好，也想用打官司解決問題。

全民法律意識增強是進步，但拿起法律武器維權的前提是“嚴格守法”。甘雯表示，最高法此前預測到推行立案登記制改革中可能出現的虛假訴訟、惡意訴訟、濫用訴訟等問題，在現有法律制裁基礎上，相關部門也在研究如何加大對類似問題的懲治力度。

為減少當事人濫用訴權等問題的發生，各地法院也在積極探索。北京市第四中級人民法院實施“誠信訴訟承諾書”制度。當事人或者律師簽署承諾書，承諾所提交的相關資訊真實、杜絕在審判活動中濫用訴權以及虛假陳述等內容，否則將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還有一些法院嘗試發揮資訊共用和風險提示功能，對于虛假訴訟嫌疑但尚無法確認的案件，在立案庭移交給審判庭時，通過隨卷附告知書的形式提示審判法官，最大限度降低惡意訴訟對司法資源的浪費。

天河區人民法院則創新性地運用“手機輕應用”的形式，通過制作“一圖讀懂立案登記”，讓百姓能夠通過手機輕松了解到“什麼官司可以打、什麼不該打”等問題，從而在源頭上解答了公眾對于立案登記的疑惑，同時通過嚴謹的訴訟流程演示，讓民眾更加直觀地感受到“法律並非兒戲”。

“我國社會目前面臨的誠信危機，如何防范虛假訴訟，是落實立案登記制必須考慮的問題之一。”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王亞新認為，濫用訴權行為，不僅浪費國家有限的司法資源，而且損害司法權威；不僅侵犯其他公民權益，而且動搖整個社會的誠信基礎，嚴重破壞國家法治秩序。

王亞新等專家一致認為，對于這些濫用訴權的行為，需要加大懲治力度，依照情節輕重，根據法律規定分別追究民事、行政和刑事責任，從而通過制度設計營造法制管理的社會環境。（記者：熊琳、魏驊、詹婷婷 參與採寫：羅沙、魯暢、毛一竹、黃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