壯士斷腕，浙江安吉縣余村人作出決定。

上個世紀末，“石頭經濟”盛行，余村人也開始大規模開山採礦，集體收入更曾高達300萬元，一度成為全縣首富。

然而，村民們嘗到了採礦帶來的甜頭，也不得不吞下環境污染帶來的苦果：村裏常年煙塵彌漫；竹林裏的竹筍被粉塵覆蓋越長越小；動不動炸響的開山炮更讓人總是提心吊膽。

隨著環境污染的加劇，余村人最終痛下決心。

2003年到2005年間，余村人關停所有礦山和水泥廠，集體收入一度銳減到20多萬元，但卻成為綠色發展的起點。

如今的余村，毛竹林在山上搖曳，竹下種植的三葉青、竹蓀等為村民增收，優美的自然環境更讓鄉村旅遊越來越興旺。2016年，余村集體收入重回300多萬元。

40年風雨無阻，改革開放在認識和實踐上的每一次突破和深化，改革開放中每一個新生事物的産生和發展，改革開放每一個領域和環節經驗的創造和積累，無不來自億萬人民的實踐。

40年改革開放最為充沛的動力源，就是充分調動起了中國人民的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從而如大江大河般在中國廣袤大地上奔騰不息。

2018年11月，隨著上海市機構改革方案公布，在充分汲取民意的基礎上，全國31個省份的機構改革方案全部亮相，一些體現地方特色的機構也紛紛挂牌。

四川作為全國脫貧攻堅的主戰場之一，將原省扶貧移民局更名為省扶貧開發局；海南為建設好國際旅遊消費中心，組建了省旅遊和文化廣電體育廳……

為了人民，也來自人民。從中央到地方，新一輪機構改革回應著民心關切。

40年改革前行，政府機構幾經重大調整，其指向就是順應社會變革實現職能轉變，更好地為人民服務。

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民意訴求，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民生難題。

黨的十八大以來，更加重視向人民群眾深惡痛疾的“頑疾”開刀；更加重視從人民群眾切身相關的小事改起……戶籍、醫療體制等改革取得突破；發展學前教育、異地辦理身份證不用來回奔波……改革與人民越離越近，人民的獲得感也越來越強。

40年過去了，“改革開放”這個詞有著怎樣豐富的內涵？

很多中國人談起，都會懷揣一份改革情懷，心生自豪與自信之情、幸福與獲得之感。因為其中蘊含著太多命運的改變，也砥礪著未來的偉大奮鬥。

“那時正處于改革開放初期，下海浪潮風起雲湧，但也充滿艱難險阻，我剛剛砸破國企的鐵飯碗加入創業大軍，內心忐忑。但您當時和令尊開的家庭式絲綢服裝加工店，在一定程度上激起了我們對于未來美好生活的向往與鬥志……”

2018年4月，南京市民佘名祥收到一封意外來信，寫信人是蘇寧集團董事長張近東。

28年前，剛剛創業的張近東幾乎花光積蓄，租下南京寧海路一間門面房，開始做賣家電生意。彼時的佘名祥，嘗試幹起了個體，和父親一起給人做旗袍。

旗袍所用的絲綢怕風，屋裏不敢開窗，佘名祥想購買空調。

那時的空調尚屬奢侈品，多是企業能買得起。佘名祥的到來，讓張近東感到，隨著中國經濟快速發展，會有越來越多的個人購買空調。

與市場化、城鎮化等改革的節奏同步，空調開始走入尋常百姓家，蘇寧也逐漸擴大業務，布局全國。如今，蘇寧正在進行一場線上線下的自我革命，不斷升級對消費者的服務。

40年大潮涌動，在鼓勵、支援、引導民營企業發展的政策下，以蘇寧為代表的民營企業，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在創業就業、技術創新、提升服務等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方面，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歷史前進的邏輯中前進、在時代發展的潮流中發展。中國進行的改革開放，順應著中國人民要發展、要創新、要美好生活的要求。

如果説改革開放是一場不斷滿足人民發展要求的偉大革命，隨著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革命對象已從昔日的“落後的社會生産”轉變為如今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這也呼喚中國改革開放不斷再出發。

與千千萬萬扶貧幹部一同，重慶奉節縣挂職幹部吳曄軍，將金融理念帶到了一個個閉塞的小山村。

東廂村貧困戶楊建林運用迴圈經濟原理，用玉米釀制燒酒，下腳料酒糟用來喂豬，豬的糞便用于生産沼氣。沼氣類似天然氣，是許多農家生活使用的清潔能源。

讓楊建林有這樣的想法，源于兩個字——成本。

金融扶貧讓村民知道了信用原來也能貸款，貸款需要利息成本，而節約成本就可以擴大規模或早還貸款。通過傳播金融理念，推動鄉親們向面向市場的現代農民轉變。

改革開放40年，7億多人口擺脫絕對貧困。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基本方略的實施，土地、集體經濟、金融等領域改革密集出臺，中國貧困人口的減少速度更是前所未有，曾經貧困的地區面貌煥然一新。然而，在面對深度貧困難題的當下，仍然需要一係列理念變革與改革舉措。

破解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難題，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決定了改革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

自己曾經走過的路，是未來征程上最寶貴的財富與經驗——

這是中國人民從歷史深處選擇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國人民未來通向全面小康、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

將改革進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