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着互聯網深度介入未成年人的學習、生活和娛樂，未成年人個人信息網絡保護問題的重要性日漸凸顯。近期，國務院&&了《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條例》（以下簡稱《條例》），以專章形式對未成年人個人信息網絡保護提出了具體要求。

  當前，未成年人個人信息網絡保護的整體情況如何？推動相關要求落實見效還應怎麼做？本報記者對此進行了採訪。

  未成年人個人信息網絡保護意識仍待加強

  未成年人個人信息，包含了未成年人姓名、身份證件號碼、生物識別信息、住址、行蹤信息等，屬於高敏感信息。

  “孩子上網時，您是否會留意孩子的信息保護問題？”

  近日，面對記者的問題，不少家長對什麼是未成年人個人信息網絡保護、如何進行保護等顯得有些迷茫。北京某小學一名班主任對記者&&，相較於網絡沉迷、網絡欺凌等話題，家長對孩子的個人信息網絡安全知曉度、感知度更低，“涉及個人信息網絡保護相關主題的安全教育也更少”。

  對此，華南師範大學教育信息技術學院教授鐘柏昌&&，一方面，相較於國外，我國在未成年人個人信息領域的社會討論和立法實踐開展得相對較晚；另一方面，為了享受方便快捷的網絡服務，當前，用戶普遍接受讓渡一定的權利，對隱私信息披露的敏感度相對較低。

  在這一現象的另一面，記者關注到，近年來，隨着互聯網應用廣度和深度的不斷拓展，未成年人個人隱私信息安全隱患日益嚴峻。

  在一項針對青少年網絡安全和隱私保護現狀的調研中，北京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黨委書記、未成年人網絡素養研究中心主任方增泉和團隊發現，中學生擁有負面隱私經歷的佔比達到了13％。

  “在網絡隱私負面事件層出不窮的大數據時代，未成年人作為弱勢群體更可能受到隱私威脅。”方增泉&&，相較於成年人，未成年人缺乏足夠的自我保護意識和能力，一旦個人信息暴露，更容易受到身心傷害。

  加快推動相關細則要求有效落地

  2021年11月1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正式施行，標誌着我國進入個人信息保護的強監管時代。這部法律明確提出，個人信息處理者處理不滿十四週歲未成年人個人信息的，應當制定專門的個人信息處理規則。

  在方增泉看來，在實踐中，“誰有權在網絡上發布未成年人個人信息”“未成年人個人信息網絡保護中，誰負主要責任”“如果信息不準確，未成年人如何主張更改”“如果發生了未成年人信息洩露事件，後續應如何處理”等具體問題還缺少政策規範。

  在此背景下，方增泉認為，《條例》的一大亮點正是針對未成年人個人信息網絡保護設立了專章，對身份信息動態驗證機制、私密信息提示等各項內容進行了細緻規定，與法律形成了合力。

  綜觀各國實踐，北京交通大學法學院副院長鄭飛&&，未成年人個人信息保護主要有立法、行業自律和技術手段3種保護手段。他認為，目前，我國的立法保護手段有了顯著進步，但還應當進一步建立起全方位的未成年人個人信息保護體系，從立法、行業自律、技術保護多角度進行完善，為未成年人提供更健康、安全的網絡環境。

  “《條例》的&&是一次引導多方加快完善未成年人個人信息保護體系的重要行動。”騰訊相關負責人對記者&&，近年來，騰訊在微信、QQ等産品上，不斷通過完善産品功能設計保障未成年人隱私安全，加強監護人對未成年人網絡使用的監管，下一步，將嚴格落實《條例》要求，完善未成年人個人信息網絡保護。

  未成年人個人信息網絡保護實踐標準仍需探索

  仔細研讀《條例》後，方增泉認為，推動未成年人個人信息網絡保護相關要求落實見效，還需要多方進一步完善舉措。他&&，當前，未成年人身份信息的核驗仍是難點，由於個人信息存在交錯收集，同一賬號的信息歸屬既可能是成年人也可能是未成年人，企業在篩選、核驗、處理這些個人信息時難度較大，需進一步提高技術識別。

  圍繞未成年人個人信息網絡保護的重要參與方，方增泉還建議，除了引導互聯網&&將未成年人私密信息保護納入重點建設工程外，還要注重引導和鼓勵家長、&&等共同守護未成年人個人信息安全，進一步優化未成年人的網絡使用環境，建設風清氣正的網絡空間。

  鄭飛則指出，隨着近年來互聯網&&自律意識和他律行動的不斷加強，當前，在未成年人個人信息網絡保護中，最難落實的並非要求網絡服務提供者落實相關義務，而是如何嚴格按照個人信息保護原則制定出切實可行的實踐操作準則。

  他進一步解釋，從個人信息保護法到《條例》，未成年人個人信息處理的合法、正當、必要、誠信、公開、目的限制、最小授權、監護人同意等原則，已經被確定成為法定原則，也是實踐中未成年人個人信息收集、處理等行為首要遵守的準則，“但是，如何正確理解和實施這些原則，是當前理論界與實務界共同面對的最大難題”。

  對此，鄭飛建議：“可以考慮直接對違反個人信息保護原則的行為施以罰則，從而增強原則性規範的實踐效力。”（記者 梁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