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片遼闊的土地上，有一代一代賡續繁衍的各民族文化基因。作為‘文化行者’，要走很遠很遠的路，才能認識一個更多樣、多彩、可愛的中國。”“文化行者”團隊志願者陳靜説。

“文化行者”是蘭州大學、四川大學等高校學生搭建的青年大學生參與中國文化多樣性保護工作的綜合性社會實踐平臺。過去10多年裏，該團隊先後發起“尋找安妮”“阿利亞養成計劃”“阿娜的廚房”等一係列針對西部少數民族社區可持續發展的公益項目。迄今，“文化行者”已累計完成356個志願服務項目，5300多名志願者參與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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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從本科生到博士生，再到高校教師，近15年時間裏，王龍魁一直將“文化行者”作為自己重要的社會身份。

剛出發時，這位“文化行者”發起人沒有想過能走這麼遠。

2007年，他在老家山西做社會實踐，一次偶然的機會，他聽到了熟悉的家鄉戲“山曲”。他記得小時候，每周有兩節校本音樂課，一節要學京劇《紅燈記》選段，還有一節要學地方小戲，“可沒過多久，這個傳承就斷層了”。王龍魁發現，比他小幾歲妹妹，已經完全不學戲了。

王龍魁了解過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與管理方面的政策法規，在蘭大學習期間，他越來越覺得，自己應該“為改變世界做一點兒小事”。

王龍魁敲開了蘭州大學中文係教授柯楊家的大門。柯楊長期從事民間文藝學和民俗學的教學與研究，聽到王龍魁想要招募大學生從事文化遺産保護志願行動後，十分支援。了解此事的其他教師也在課堂上鼓勵學生參與王龍魁的行動。

這給了王龍魁信心。2008年3月，他和同伴專門到北京，挨個拜訪文化傳承保護相關的基金會，籌募活動資金。

這支有1萬元讚助費、100多名志願者、大部分由女生組成的文化“背包隊”，在2008年暑假正式成立，奔赴甘肅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産所在地。

深入走訪中，殘酷的現實戳痛了王龍魁——很多非遺老藝人已經80多歲了，但他們的技藝無人繼承，“蘭州鼓子，10個大調只剩4個；一位85歲表演海調的老人生病了，這種中國古老的民間藝術可能從此消失。”

在一些民族地區，情況更不容樂觀——很多孩子沒機會接觸本民族的語言文字，家長也覺得沒有傳承的必要，民族文化亟待“搶救”。

第一次田野調查，參與行動的14個隊長中，有10個選擇留下，成為“文化行者”社團的籌備人。

探索

2010年，“文化行者”們決定開展進一步行動，“盡自己的一份力，保護和傳承優秀傳統文化”。

裕固族女孩安妮將目光投向本民族——在裕固族主要聚居地甘肅省肅南裕固族自治縣，當時大多數裕固族兒童聽不懂裕固語，當地的民族文化教育也是一個相對薄弱的環節。

安妮想從“語言恢復”入手。最初，她打算編一本詞典，拿國際音標和中文拼音對照，教孩子們讀音。但前期調研時，她觀察到孩子們對學語言沒什麼興趣，家長們也不支援。

這些反饋，讓“詞典計劃”不了了之。可安妮並沒有放棄，她通過一次調查發現，裕固族早期童謠裏有大量生活用詞。彼時，剛好有類似的公益項目提出，可以讓孩子在歌曲裏學語言，“這讓大夥兒醍醐灌頂”。很快，她們組建起合唱團，用音樂架起文化傳承的橋梁。

有人找外援，請傳承人錄制裕固族歌曲；有人找有音樂特長的同學聽音識譜，做成五線譜；還有人去公園門口擺攤，發傳單、貼廣告，引導家長帶孩子來報名。

然而，當地群眾更多的是好奇。他們不放心把孩子交給陌生人。有時孩子明明在家，家長卻會告訴志願者，“我們家沒有小孩”，志願者只能反覆勸説。

精誠所至，金石為開，這些大學生的熱忱打動了一些人。肅南縣裕固族研究室的專家阿爾斯蘭加盟安妮團隊，成為一名顧問，他還給團隊引薦了一位精通裕固語的卓瑪老師；當地一位中學校長主動幫大夥兒解決了上課場地和住宿的問題；就連來肅南縣參加學術會議的學者都鼓勵大家將這件有意義的事情堅持下去。終于，在暑假時，合唱團湊夠了幾十個孩子，有了完整的教學曲譜。

教發音、教歌唱技巧，第一次上課，效果就出乎安妮和團隊成員的預料。一首與十二生肖有關的歌曲，很多孩子聽一遍就能哼個“八九不離十”。孩子們天生愛表演，課堂上又跳又唱，裕固族語言則以潤物無聲的方式定格在他們腦海中。

瞅準時機，安妮又將“詞典計劃”搬了出來。這次的形式更加有趣——孩子們要把在合唱團裏學到的詞語帶到家裏，與父母交流，做一些延伸。“今天學了蘋果的發音，孩子們回家就可能收集到橘子或其他水果的發音，甚至‘手機’這樣的現代化詞語。”一名志願者告訴記者。

第二天到教室，孩子們自覺把收集到的詞條貼到墻上，慢慢形成一個“詞條博物館”。安妮探索出的新方式，一方面擴展了孩子的詞匯量，另一方面讓很多家長參與進來。

第一年，孩子們以舞臺劇的形式，在肅南縣影劇院進行了匯報演出，350名裕固族觀眾齊聚一堂，看著下一代唱出熟悉的民族歌曲，不少人甚至流下了感動的淚水。

發現

改變孩子是面向未來的一個舉動。“文化行者”發現，當下要更好地傳承民族文化，必須從文化輻射到文化場域、社區空間以及空間裏每個群體。

甘肅省隴南市文縣鐵樓藏族鄉成為志願者開展社區改造的“先行地”。在“5·12”汶川特大地震後的第一個暑假，王龍魁等人就響應“大學生投入災後服務”的號召，組建了災後文化重建服務隊，來到受災嚴重的鐵樓鄉做文化設施毀損調查。

在偏僻的草河壩村寨，熱情的白馬人為大家唱了一通宵的“池哥晝”。然而，熱鬧的另一面是隨處可見的坍塌房屋、裂縫的墻體。有村民告訴大學生，寄托白馬人文化和族群祭祀的村廟在地震中倒塌了——白馬藏族以山水自然為祭祀神，族群有語言而無文字，大部分族群文化、歷史、社會規范都靠祭祀禮儀傳承，廟塌了，一些祭祀和民俗活動就不得不中止。

重建村廟成了“文化行者”的一樁心事。返校後，大學生們舉辦募捐活動，讓重建工作得以啟動。可當時，草河壩全村44戶人家中，男主人幾乎全部外出務工，家裏只剩下老人和婦女，“拿不了主意，也沒辦法出勞力”，重建又陷入困境。

“文化行者”決定“曲線救國”，他們設計了一次“全家福拍攝計劃”，拉近大學生與白馬藏族媽媽們的距離，促進她們在家庭事務中發揮應有作用，並參與村子的公共事務。

這個舉動讓古老村寨裏的婦女“受寵若驚”。為了展示最好的自己，她們把自己和家人裝扮一新，把家裏收拾得幹幹凈凈。照完相，男女老少聚在一起，主動討論起修廟的事，還積極捐木材瓦片，出力出資。

村民曹美紅告訴記者，她父親曹保林生前是草河壩村的文書，最早修廟的事情都由他張羅。後來，爸爸生病住院，放心不下，還把弟弟專門叫回村子，給大學生幫忙。

如今，曹美紅已是“文化行者”在草河壩村的“第一聯絡人”。去年，她和母親一起參加了蘭州大學舉辦的“2021海峽兩岸暨港澳青年文化行者研學研習計劃”啟動儀式，為來自港澳地區的大學生演唱了白馬藏族民歌，分享了白馬藏族文化傳承保護的故事。

“大學生教我們‘婦女要頂半邊天’，我們怎麼也得頂上一片雲彩。”曹美紅説，她在一點點改變，也希望自己能給女兒央金措“做榜樣”。

以重修村廟為引線，“文化行者”又在草河壩村成立了“媽媽學習中心”，開設“媽媽課堂”“綠色講堂”，教婦女識字、組建“婦女巡山隊”等，還鼓勵她們舉辦“模擬婦女代表大會”“周末民歌會”“媽媽黑板報”等活動，古老大山裏的婦女一步步成長為村寨發展的重要力量。

改變

一些少數民族務工子弟由于文化習慣差異、家庭教育缺失等原因，在社會生活中容易被邊緣化，存在融入城市生活難的問題。10多年裏，助力城市少數民族社區建設和發展也是“文化行者”團隊持久努力的方向。

2016年來到蘭州大學，在各具特色的社團裏，魏家瑋對身穿民族服飾招新的“文化行者”們“一見鐘情”。此後，幾乎每年暑假，他都要去文縣的鐵樓藏族鄉做文化傳承與發展項目。

魏家瑋和志願者挨家到府，拍攝傳統民族食品及其制作流程，制作美食卡片，整理白馬藏族農家套餐，與當地婦女一起設計民族食具、特色菜譜；聯合旅遊公司、農家樂等舉辦美食推介日，組織村民進行村寨廚藝比拼。他還一遍遍勸説大家，要保留本民族特色，跳“火圈舞”，釀“五色酒”，使用土雞和地道的食材，以文化為基礎發展可持續生計。

學經濟的他結合自己的專業，關注婦女增收問題。通過“阿娜的廚房”項目，扶持少數民族婦女基于傳統農業智慧與飲食文化資源，進行微創業。在一次美食推介日活動上，50多個婦女擺攤試水，後來好幾個人辦起了農家樂，還有人主動要求志願者教自己直播，將大山裏的特産通過互聯網賣出去。

這讓魏家瑋感到意外，意外之後更多的是開心，“因為‘沒錢做、不敢做、不懂不會做、沒文化、怕賠錢’的觀念已經從這群婦女的頭腦裏抹掉了。”

據統計，一批又一批的“文化行者”已為超過6000名少數民族青少年和相關社區提供教育課程和能力培訓。除此之外，是參與項目的每個人身上一個個鮮活的變化——大學生關愛社會的責任感越來越強；少數民族同胞也在持續學習中，變得越來越自信自立。

裕固族童聲合唱團裏，12歲的鐵翼從調皮搗蛋的“孩子王”，變成了“小大人”，每節課都會幫志願者維持課堂紀律。在接受採訪時，他表示，要把裕固話一代一代傳下去。

在白馬村寨，看到村民將用完的紙杯扔到河裏，“文化行者”便給他們講述與河流相關的民族故事，普及環保的重要性。一段時間後，志願者發現，村邊的河流裏沒有了生活垃圾。

這些堅定了王龍魁“永遠都是‘文化行者’團隊志願者”的想法。

展望

如今，“文化行者”傾向于將項目定義為“啟蒙探索”，他們希望啟迪孩子、啟發家長，同時，為政府提供參考，鼓勵各方都參與進來，推動基層社會建設。

團隊現任負責人、蘭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學生陳靜認為，大學生永遠是先鋒，最有想法、最有活力。“很多時候，他們做嘗試，被看見和認可後，政府就會有意識地跟進，瞄準問題，解決問題”。

目前，“文化行者”依托“花兒朵朵”項目生成的校本教材，已在不少民族地區的基層學校得到應用；“博物館兒童教育”讓不少縣級博物館創新形式，成為孩子們的“第二課堂”；志願者整理了非遺傳承人檔案和他們分享的曲譜、資料，交給文化部門歸檔留存；甚至一些傳統古村落、民族地區的旅遊業也在朝著可持續方向發展。

更可喜的是，全民參與文化保護慢慢成為一種共識。以肅南裕固族自治縣為例，2015年，該縣就公開招聘了5名裕固族語言文化專職教師，越來越多的學者、非遺傳承人、青年志願者也參與進來，肩負起裕固族語言文化在現代社會中保存、傳承和創新的歷史使命。

陳靜介紹説，近年來，“文化行者”既在引導民族地區孩子挖掘家鄉文化、加深家鄉感情，也在引領孩子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讓他們在學習分享中，樹立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觀念，“愛自己的家鄉，也愛偉大的祖國”。

一步步從“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勢”，“文化行者”活動區域已覆蓋17個省份、66個社區（站點），內容涵蓋文化、教育、扶貧、環保等多個領域。

王龍魁期盼著更多後來者參與到這項有意義的事業中，以“文化行者”的身份觸摸西部，特別是在一些民族地區和鄉村，播撒文化傳承的種子。（本版照片均為受訪者供圖）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王豪 馬富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