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世界讀書日前夕，新華社“大家悅讀課”請來了一位“大家”
茅盾文學獎得主陳彥：“閱讀就像一棵樹，找到了主幹就會越讀越茂盛”
▲陳彥近照。記者李賀攝
■開欄的話
“十四五”規劃提出，深入推進全民閱讀，建設“書香中國”。如今，全民閱讀已上升為國家發展戰略，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強大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援。
第27個世界讀書日來臨前夕，新華社推出重點全媒體欄目《大家悅讀課》，每周一期，邀請知名作家分享創作心得、閱讀體會。
閱讀發現美好，閱讀創造價值。讓我們跟隨《大家悅讀課》，共同打開新時代閱讀的想像空間。
“我喜歡坐在劇場最後一排，看舞臺演出時演員的表演和觀眾反應。在臺上臺下的互動中，你能感覺到一個時代人的總體的精神品質。”
在新華社全媒體欄目“大家悅讀課”錄制現場，第十屆茅盾文學獎得主、作家陳彥，聊閱讀談寫作，目光坦誠且敏銳。
閒暇時，他喜歡在劇場靜靜觀察——演員觀眾、臺前幕後、戲裏戲外——從舞臺這方小天地出發，剖開生活的肌理，見證大時代的變遷。
他是一位從戲劇舞臺走上小説創作道路的作家。
專注于長篇小説創作前，陳彥是一位成功的劇作家。他在陜西省戲曲研究院做了20多年專業編劇，還擔任過團長、院長。他憑戲曲代表作“西京三部曲”（《遲開的玫瑰》《大樹西遷》《西京故事》）蜚聲戲劇界，囊括了包括“曹禺戲劇文學獎”在內的各項業內大獎——即便不算上2019年讓他在文學界“出圈”的茅盾文學獎，他也早已是個名副其實的“獲獎專業戶”。
頻頻獲獎也見證了他在創作上的勤勉。陳彥繼承了陜西文學踏實、厚重的現實主義傳統，如陜西前輩作家柳青一樣，他特別重視深入生活。寫《大樹西遷》時，他在西安交大待了4個多月，又在上海交大生活了35天，錄了幾十盤採訪錄音；寫《西京故事》時，為了展現農民工生存境遇，他先後到西安當時最大的兩個農民工聚居地採風，寫作歷時3年半，先後大改7次。
“作家需要深入生活。”陳彥觀察到，當下的寫作者有時局限在二手材料中，忽略了真實生活，也寫不出“煙火氣”。他建議：“一定要到田野去，到生活最真實的場域去，要寫出生活毛茸茸的質感。”
“我無法想像一個作家如何寫他不熟悉的生活。”訪談中，陳彥屢次提及創作與生活的關係。他的長篇小説代表作被譽為“舞臺三部曲”（《裝臺》《主角》《喜劇》），小説的題材兜兜轉轉，都沒離開舞臺內外他所熟悉的生活：他關注舞臺背後的裝臺工；講山裏的放羊娃如何成長為“秦腔皇后”；寫父子三位喜劇人的悲喜人生……
他跳出舞臺走進小説，又在小説裏裝下了整個舞臺。
他喜歡用舞臺式的比喻。他曾經如此描述自己的寫作狀態：“讓暗室只留一個光源，能照耀出一塊僅夠罩住兩只伏案胳膊肘的光圈足矣。光圈以外的地方，越幽暗越好，目光止處，思想前行。”如同一幕舞臺布景；他形容演員與觀眾的關係是“潮汐”，是“月球與地球”，通過劇場展現“社會的各種病和各種美好”……
他的作品特別關注小人物的命運，喜愛“為小人物立傳”。在劇作《遲開的玫瑰》中，他刻畫了一位背負家人夢想、托舉生活重擔的大姐喬雪梅。1998年至今，這部劇被改編為各類地方劇種，20余年連演不衰，收獲無數掌聲和淚水。小説《裝臺》改編的電視劇中，“雞賊又可愛”的裝臺工刁順子，讓觀眾在家長裏短中讀懂了煙火塵埃，讀出了普通勞動者的責任和擔當。
“站在社會頂尖的成功者畢竟是少數，而更多的人是塔身和基座。一定要認識到托舉成功者的磅薄力量。”陳彥強調，“如果看不到這種對成功者的巨大的推動力，不肯定他們的生命價值和勞動價值，作為一個作家，他的創作是有巨大缺憾的。”
在《裝臺》的後記裏，他寫道：“有人説，我總在為小人物立傳，我是覺得，一切強勢的東西，還需要你去錦上添花？即使添，對人家的意義又有多大呢？因此，我的寫作，就盡量去為那些無助的人，舔一舔傷口，找一點溫暖與亮色，尤其是尋找一點奢侈的愛。與其説為他人，不如説為自己，其實生命都需要訴説，都需要舔傷，都需要愛。”
閱讀像一棵樹，如果找到了主幹，越讀就會越茂盛
草地：您已經從事文學寫作40余年，能否回顧一下和文學最初的相遇？
陳彥：我生長在大山裏，按説我的少年時期跟文學是沒有多少關係的，真正開始閱讀是在改革開放初，那時書店一下子就豐富了起來，歌德、托爾斯泰、雨果、屠格涅夫等大家的外國文學著作，還有《紅樓夢》《西遊記》《儒林外史》等中國文學作品大量出版。我印象很深，為了買一套《莎士比亞全集》，我足足等了半年——每次書店只能進一兩套，很快就被人拿走了。
我出生的鎮安縣是陜南一個相對封閉的山區。但你想像不到，在這個山區，當時有那麼多年輕人喜愛文學，有文學夢。縣工會組織了一個專供年輕人閱讀的場所，從省上、從《延河》雜志社來的作家們，經常會來講文學。在那裏我學到很多東西，很自然就喜歡上文學，為創作打下基礎。
草地：以您的經驗看，應該怎樣培養青少年的閱讀興趣，引導他們閱讀經典？
陳彥：閱讀對青少年的成長太重要了。如果青年時代我沒有進入閱讀，一生很可能就和創作無關了。閱讀是一個很奇怪的東西，一旦你喜歡上它，讀一本書可以牽連出十本書。你讀完莎士比亞，就想去讀研究他的書，想了解他的戲劇借鑒了哪些歷史故事，又帶出另外的作家作品，就這樣越讀越豐富。閱讀有時候像一棵樹，如果找到了主幹，這棵樹越讀就會越茂盛。
今天這個時代閱讀的方式很多，比如通過手機或其他媒介。我看到有些孩子現在讀的書，雖然存在閱讀快感，但對建構心靈世界是不完整的。青少年還是要閱讀經過幾百上千年，人類共同選擇出來的那些最優秀的作品，可以從一些基礎性的作品開始，逐漸邁向寬闊和豐富。
我年輕的時候讀一些經典，也是似是而非的，並不能完全讀懂。時間長了，當我讀出好來的時候，就覺得挺愉快，這就體現出閱讀價值。我19歲時第一次接觸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和《卡拉瑪佐夫兄弟》，當時總有人講，作家必須好好讀讀這些書。我讀了一遍，沒有讀懂，反反覆復，還是讀不懂，但是在三四十歲的時候讀就不一樣了。尤其是去年疫情期間，我又一次反覆讀了這些書。越讀越覺得，還是要回歸經典，閱讀經典。
閱讀習慣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基本的精神面貌
草地：對于普通人來説，閱讀特別是經典閱讀意味著什麼？怎樣理解“閱讀，創造價值”這句話？
陳彥：我的成長經歷完全是閱讀建構起來的，我真是感恩閱讀。閱讀是從別人的生命中獲取經驗，從歷史中獲取經驗，讓我們可能活得更好一些、更接近理想一些。閱讀應該成為一種生活方式。我常説閱讀是兩個閱讀：一個是生活的閱讀，就是生活經驗的積累；再一個是文化的、書本的閱讀。
再者，閱讀建構你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想培養下一代的閱讀習慣，你自己先要養成閱讀習慣。因為閱讀習慣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基本的精神面貌，體現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氣質。而且我始終覺得閱讀應該是個笨功夫，而不是讀一些速成法。功利化的閱讀應該越少越好。
草地：如今進入一個全媒體時代，短視頻等傳播形式開始深入人們的生活，這一現象會對閱讀、對文學創作造成什麼影響？
陳彥：我有時也看短視頻，短視頻裏有很好的內容，它像個壓縮餅幹。畢竟今天的生活節奏非常快，需要提供多樣化的精神食糧。但如果碎片化、娛樂化，甚至惡搞的視頻充斥各類傳播平臺，是要引起注意的。如果你只是“抽取”一段內容，短時間內可能覺得十分精彩，但長期“抽取”，很可能最後會變得非常偏執。堅持綜合性、總體性的閱讀對人解決問題是有好處的，讓你方方面面都要兼顧到，再形成你的判斷和認知，形成你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
從事文學創作的作家，應該保持對世界、對人類，包括對身邊的社會生活拉開距離的靜靜的思考、書寫和閱讀。世界就是這樣，必須有人要仰望星空，有人要俯瞰大地。再艱苦的環境、再浮躁的時代，肯定也有人不浮躁，能夠認認真真地靜下心去讀書寫作，去整體性地思考社會、思考人類。
一手伸向傳統，一手伸向生活
草地：能不能和我們分享一下您的閱讀和寫作習慣？你在創作上有沒有“獨門秘笈”？
陳彥：對我而言，創作在某種程度上還帶著兼職性質，當然我比較喜歡這種狀態，可以廣泛參與社會生活，了解世界、了解生活豐富的樣貌。
我從十幾歲開始寫作，近40年間就沒間斷過。我從事寫作的同事、朋友，中途也有過各種變化，我始終沒有變，就喜歡這個。我一般沒有什麼社會交往，下班以後很快回家，就開始讀書寫作，周六周日基本也不出去。寫作的時候，我會把門窗緊閉，哪怕是大中午都會拉上窗簾，用一道燈光打下來，開始是聚焦到稿紙上，後來聚焦到電腦上。這種聚焦非常好，我可以全部進入我的世界裏和文學人物去對話、去創造。我沒有什麼“獨門秘笈”，就是愛上一個東西不能分心。《莊子》講“用志不分，乃凝于神”，人一輩子幹不了多少事情，要幹什麼就把心思多朝上面用，自然就會有收獲。
草地：作為陜西的代表作家之一，您對陜西有什麼樣的感情？
陳彥：陜西是養育我幾十年的地方，對我而言是一個非常豐厚的、滋養的土地——一方面是自然的、生活的餵養，一方面是精神的餵養。
陜西有一個長安畫派，他們有兩句話，我覺得對文學創作也非常有價值，叫“一手伸向傳統，一手伸向生活”。陜西是一塊歷史的厚土，也是文學的厚土，柳青、路遙、陳忠實、賈平凹等一大批作家在中國文壇上立下了創作的標桿。我跟他們學到很多東西，從某種程度上講，我應該也算他們的晚輩和晚生代，我的創作始終都是從他們的創作中汲取營養。
草地：評論家李敬澤先生曾經評價您的作品“扎根中國傳統，充分反映中國的時代變遷，是現實題材的創作典范”。在您看來，新時代文學應該如何回應時代的召喚？
陳彥：我們生活在這個時代，必然對時代要有回應、有發聲。我是始終堅持現實題材創作的，也比較關注身邊的人和事，關注我所經歷的社會演進的方方面面。從某種程度上講，這也是繼承了陜西優秀的創作傳統，努力關注現實，關注火熱的當下生活。作家確實要寫自己爛熟于心的生活，我們對置身其中的生活了解透了，才能下筆寫好。否則，連皮毛都描摹不好，更別説深層解剖了。當然，生活不是拘泥于自己身邊的那一點小我、小事、小個人。有了生活，再用一種眼光和格局去折射更廣闊的社會視野，可能寫出來的東西就會有一定的深度、寬度和廣度。
作家要寫他最熟悉的生活
草地：您的作品一方面體現了現實主義的傳統，另一方面又深受中國古典文學的影響。尤其是作品的題材，經常涉及傳統文化，特別是關注戲曲從業者的生存境遇。在當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如何煥發新的生命力？
陳彥：我始終覺得一個作家要寫他最熟悉的生活。我在陜西省戲曲研究院工作了20多年，這裏是研究機構也有文藝團體，這些內容很自然地就成為我的一種創作方向。
我在戲劇團體待的時間長了，閱讀的古典與經典作品多了，也經常思考這些作品怎麼能穿越數百數千年，到今天觀眾還這樣認同、這樣喜歡。當然其中有封建糟粕，但也確實有能夠超越歷史、跨越時空、走向未來的東西。比如司馬遷的《史記》，裏面很多內容就是放到今天看，都具有現代文明的深切洞穿；包括宋元雜劇，有些劇本即使用現代意識去燭照，也具有一定的“文明”價值取向，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你可以在其中找到傳統、找到當下、找到現實、找到未來。長期浸泡其中，自然而然就會把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融會貫通進去。
這和閱讀又有關係，通過閱讀建構起你的判斷，然後用現代的眼光回溯歷史和傳統，就自然會對優秀傳統做出你的判斷——哪些是文明的，哪些是今天我們仍然適用的，哪些是要進行創新轉換的，哪些是會走向明天的，哪些可能是人類恒常、恒久不能改變的。我們要用一種眼光去把傳統中美好的東西發掘出來並傳承下去。
草地：您在20多歲時就已經創作了大量的戲劇作品，一直到今天都筆耕不輟，如何保持寫作熱情？
陳彥：當然有寫不下去的時候，創作找不到感覺，就會停下來。比如我寫《大樹西遷》的舞臺劇，背景就是上海交大西遷西安。我在西安交大待了4個多月，在上海交大也待了35天，搜集了大量的素材。開始是準備寫電視劇，結果怎麼都寫不下去，因為題材確實浩大，牽扯的生活紛紜復雜，有很多東西不好處理，所以很長時間過不去。後來我把它寫成了一個兩三萬字的舞臺劇，已演出十七八年。創作確實可能會遇到很多困境，但總體還是要反覆去熟悉，要進入到生活的本質裏撈取幹貨。
把生活掰開了揉碎了，再建構你的作品
草地：很多評論家認為“舞臺三部曲”長篇小説成功的原因之一，是您有20多年的戲劇院團創作經驗。您在寫作“舞臺三部曲”時，創作初衷是什麼？
陳彥：寫“舞臺三部曲”的確是因為對生活熟悉。柳青為了寫筆下的人物和那個時代，能在一個村子一待14年，就是要深入到生活的內裏去研究問題。你要完全把生活掌握了，掰開了揉碎了，再建構起你作品裏的故事、人物和世界。寫《裝臺》時，我住在三樓，底下就是劇場，後臺口就在我的窗戶下。劇場每天都有演出，人進進出出的，每天幾乎都有一個調整舞臺、重新裝臺拆臺的過程。
裝臺人和演員過著兩種完全不同的生活，開始排練的時候他們就退得不見了，排練完，舞臺又交給他們來裝置。大量的舞臺裝置勞動催生了裝臺這個新型行業。其實一開始他們並沒有引起我的注意，時間長了，我就發現這幫人很有意思。有些事特別觸動我，比如舞臺上的主人公要做一個飛天動作，操控動作的機械裝置要許多人來推動。他們做出很大的犧牲，但舞臺上再怎麼紅火與他們都沒關係。觀眾看到的是最美好的那一部分，而裝臺人都在觀眾看不見的地方。我就思考了這些裝臺人和臺前光鮮的、獲得榮耀的生命體之間的關係。
《裝臺》寫的是幕後，而《主角》寫的是臺前，講一個人怎麼成為主角。
現在這個時代相對比較浮躁，選擇也多元化，一個人對成長的要求比較急切，戲曲藝術要催生一些大藝術家，就出現了一些困境。靜下心來實實在在地將生命奉獻給一門藝術的人，越來越少了。有些年輕人覺得成名很容易，甚至出現一種幻覺，今天搞一個短視頻突然有幾百幾千人轉發，就覺得自己已經很成功了。這種幻覺可能讓很多本來能取得很大成就的人，犧牲在成長的路上。
創作《主角》，我更多還是思考一個生命的挫折、奮進，以及她和社會之間的關係，社會對她的推動力，她在社會推動力面前的應對能力、判斷能力、攀登能力。這部小説結合了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自己的成長經歷、心靈感悟，當然，我不是小説中的任何一個人。
生活尤其是成功，是為有準備的人留的
草地：《主角》的主人公憶秦娥通過40多年的不斷努力，在各種內外在因素的加持下，成長為“秦腔皇后”。她身上有哪些特質促使她取得了成功，為什麼要創作這樣一個人物？
陳彥：憶秦娥是“不瘋不魔不成戲”的。我寫《主角》，也是對今天這個比較浮躁的社會的回應：很多人都渴望成功，都希望能快速獲得社會認可，但又不願意做出過多奉獻和付出。
蘇東坡講過：“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生活尤其是成功，是為有準備的人留的。你有了準備，別人才有可能用各種方式把你推到生命的高點上去。改革開放40余年，讓很多人在這個大時代中成才了。我想憶秦娥也要感恩這個時代，讓一個山區的孩子最後獲得了成功。當然她的成功可以説受盡了艱辛、受盡了折磨，連她自己最後都不想再唱戲了，但是有那麼多觀眾需要她唱下去，所以她不斷背負著沉重的壓力，一直在朝山巔上攀登。
草地：《主角》之後，您又創作了長篇小説《喜劇》，講述一家父子三位喜劇演員的生命故事。為什麼轉向關注喜劇和喜劇演員？
陳彥：我認為《喜劇》呈現了這個時代亟待思考的一些問題：比如娛樂化的問題，追求幸福感的問題，追求快樂的問題。追求幸福與快樂是人的本質要求，但追求怎樣的幸福快樂就是時代精神要關注的問題。社會演進的總體面向是努力趨善，善是人類長河不舍晝夜的“萬水朝東”。而幸福與快樂必然要建立在向善的面向上。快樂與喜劇緊密相連，喜劇是快樂的集中表達方式。喜劇也是一個時代人的精神向度。如果快樂只剩下刺激性的單向度，那麼喜劇就會出現偏差。
我覺得表演是一個“潮汐”關係，就像月球和地球，觀眾和演員都是巨大的引力場。演員通過表演把觀眾吸引過來，而觀眾通過掌聲、歡樂與悲痛反應，又會把演員的表演分寸吸引過去。在這個過程中，社會的各種病、各種美好，在劇場裏都能展示出來。
我是一個編劇，我常常喜歡坐在劇場最後一排，看舞臺演出時演員的表演和觀眾的反應。一個敏感的人，能通過演出感覺到一個時代人的總體的精神品質。當觀眾拼命向你索要包袱、索要喜劇的時候，你努力去給，你怎麼表演，他怎麼給你掌聲。一旦到了他們不能忍受的娛樂極限，他們又會齊聲反過來説你低俗。具有判斷力、具有對喜劇本真的深刻認識能力的人，很可能會守住喜劇的底線，而《喜劇》中的兄弟二人之一就沒有守住，我寫了他墜毀的過程。在這本書中，我想做一些比較深入的思考，至于呈現得怎麼樣，還需要讀者來考量。
一定要認識到托舉成功者的磅薄力量
草地：從“西京三部曲”到“舞臺三部曲”，您一直聚焦小人物的悲歡離合，關注小人物的命運。如何做到用“小人物”來見證“大時代”？
陳彥：可能與我的社會接觸面也有關係。在一個人尤其是一個作家的生命記憶中，少年時期的記憶可能特別重要。我很小的時候在大山裏跟著父母一塊生活，那個時候經見的是社會相對比較底層的人。來到城市後，我在文藝院團工作了20多年，單位大門口來來去去有大量的農民工。文藝團體中很多人也是從農村來的，我接觸的這些人比較多，當然就要思考這些人的生活。
我寫《遲開的玫瑰》時，講述了一個多子女家庭的故事。由于家庭出了問題，這個家中的大姐喬雪梅放棄了她人生最美好的年華，一直托舉著幾個弟妹，最後弟妹們都成了社會英才，而她卻一步步在“下沉”。我是在這種“下沉”與“上升”的劇烈“升降”中，思考這位大姐的生命價值與意義。
社會就像一座金字塔，站在頂尖的成功者畢竟是少數，而更多的人是塔身和基座，每個人的成功都是由多少塊磚鋪墊、多少個推力推上去的。我們的社會不能失掉對底層的、塔基的深刻認識，而只認可塔尖上的光鮮與美好。成功者固然應該得到社會的尊敬，讓大家都努力去為社會做出更大的貢獻。但也一定要認識到托舉成功者的磅薄力量，他們的生命價值，同樣是非常重要的。我這幾年寫的很多作品，其實都在肯定這個價值。
如果這些東西倒塌了，整個社會也會轟然坍塌。最近熱播的電視劇《人世間》，我認為也在演繹這樣的故事。我們這樣一個人口大國，14億多人中有多少人在為別人搭建舞臺，讓別人去成功。如果看不到這種對成功者的巨大的推動力，不肯定他們的生存價值和勞動價值，我覺得作為一個作家，他的創作是有巨大缺憾的。
草地：近年來，如《裝臺》《人世間》等嚴肅文學作品，被改編成影視劇，在青年群體中引起巨大的反響。您怎麼看待這一現象？
陳彥：我的小説《裝臺》，包括《西京故事》，都被改編成影視劇，《主角》和《喜劇》也在改編。影視劇是在文學文本的基礎上，再朝前推進一步，是一個非常好的做法。這種改編讓更多人進入文學審美。我覺得《裝臺》改得很好，盡管跟小説之間出現了不盡相同的解讀，畢竟電視劇是另一種創作樣式，他們有他們的創作與運作規律。《裝臺》的電視劇比小説更加溫暖、更充滿市井煙火氣。
《裝臺》編劇馬小勇、導演李少飛，還有張嘉益、閆妮等藝術家、包括臺前幕後的演職人員，為這部小説走向更多受眾付出了巨大的創造性勞動和犧牲。我在追劇的時候説過，應該向他們致敬。 （記者 劉小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