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是“世界讀書日”。哪些書籍是國內高校圖書館借閱榜上的“頂流”？答案是《平凡的世界》《三體》和《活着》。

不久前，高等教育數據諮詢&&麥可思統計了國內101所高校2021年度的圖書借閱數據，併發布了《2021年中國大學生圖書借閱榜》。

在所有圖書類型中，文學類作品的借閱量“一馬當先”。在20本最熱門的書籍中，有18本為文學作品，《平凡的世界》《三體》《活着》位列前三，《明朝那些事兒》《百年孤獨》《白夜行》緊隨其後。

與此同時，近幾年有研究顯示，國內大學生在閱讀廣度和深度上普遍存在不足。

2019年針對蘇南地區大學生經典閱讀情況的調查顯示，只有3.14%的學生&&非常了解經典書目；同年，針對重慶地區大學生的調查發現，每學期閱讀5本以上經典著作的大學生不到20%；2017年一項調查顯示，選擇經典著作作為主導型閱讀內容的學生只佔受調查者的31.8%。

國內大學生閱讀是否存在“窄”和“淺”的問題？大學生閱讀現狀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我們又該如何推動大學生閱讀向着廣泛而深入的方向發展？

讀文學作品等於淺閱讀？

“《按自己的意願過一生》和《遇見未知的自己》。”被問到平常會讀什麼書時，口腔醫學專業大四學生劉璐（化名）給出了這一答案。

這兩本都是關於心靈成長的書，也就是劉璐口中的“雞湯書”。每天她都會花上五六個小時讀書，一個月能讀七八本。她説這在同學裏算是多的。“大四的學生忙於考研、考證、找工作，哪有時間看閒書？”

作為醫學生，劉璐大部分時間讀的還是本專業的教科書——那些理論知識繁雜、難啃的醫學大部頭。“老師對我們的閱讀量沒什麼具體要求，但學醫嘛，就是得多看、多學，否則很多知識是記不住的。”

對於個人成長而言，劉璐覺得對自己 啟發更大的反而是那些業餘時間讀的心理書。“人總會遇到挫折，這些書給我帶來了力量，也讓我知道如何用更好的心態和方法面對問題。”劉璐説。

在閱讀類型上，天津大學電氣自動化與信息工程學院本科生王明辰顯然涉獵得更廣泛。在他的書目中，專業書籍同樣佔據一大部分，此外，他還喜歡讀心理學、文學著作。《平凡的世界》是他反復閱讀的作品，書中主人公面對艱難困苦時的奮鬥精神，讓他深受觸動和鼓舞。

在專業上遇到疑惑時，王明辰也習慣從書中找尋答案。一次課堂上，老師留下了一個專業問題。為理清解答的思路，王明辰到圖書館借了10本相關的書，並花了一下午的時間閱讀其中相關內容，寫出了自己的看法。“老師雖然沒做要求，但在我的同學裏，有人看的參考書比我還多。”王明辰説。

王明辰也嘗試讀過難度較大的哲學著作，比如哲學家牟宗三的《生命的學問》，但終因太難讀而放棄。“這種書可能還是需要老師帶着讀。”

麥可思的統計數據是否有代表性？

接受《中國科學報》採訪時，中國農業大學圖書館情報研究中心副研究館員張紅偉和大連理工大學圖書館副館長劉凡儒均&&，在他們所在的高校圖書館，文學作品的借閱量確實最多，熱門書目也有所重合。但在他們看來，如果考慮到文學作品的大眾性、通識性，所有專業學生都會借閱，那麼借閱量多也就不足為奇了。

2021年，中國農業大學圖書館發布了上一年度的閱讀分析報告，列出了文學類、社會科學類和自然科學類三大類別的榜單。後兩類圖書在借閱量上無法與文學作品相比，但在社會科學類榜單上，《中國哲學簡史》《國富論》《資本論》《江村經濟》等中外社科經典也都在前十名之列。

“大學生是個活躍的群體，他們的閱讀也會受到社會熱點事件的影響。”劉凡儒介紹説，比如，電視劇《人世間》熱播後，其原著小説《人世間》借閱數量有顯著上升。在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劉慈欣的《三體》獲雨果獎後，相關作品的借閱量也居高不下。

雖然在網絡時代，大學生閱讀方式日漸多元化，但張紅偉和劉凡儒都認為，高校圖書館的借閱情況仍然是了解大學生閱讀現狀的重要指標。

只是，張紅偉並不認為閱讀文學作品就等於淺閱讀，文學是理解不同國家歷史和社會的另一個視角，重要的是學生是否用心閱讀和思考了。當然他也認為，無論學習什麼專業，作為社會性的人，還是應該多讀一讀人文社科領域的經典著作，從而更深刻地理解我們所處的時代和社會。

“一輩子讀的書，大多那一年讀完”

讀文學作品不等於淺閱讀，但如果只讀文學和本專業書籍呢？接受《中國科學報》採訪時，多位專家&&，當前中國大學生閱讀的深度和廣度仍是遠遠不夠的。

每年考研面試，中國石油大學（北京）石油工程學院教授陳勉總會問一個在他看來再簡單不過的問題——過去一年裏，除了教科書，你還讀過什麼科技方面的書？

但就是這個最簡單的問題，95%以上的學生答不出來。其餘學生給出的答案也都是實用書，如《計算機語言》或其他考證的參考書，涉及科學理念的書籍幾乎沒有。這讓陳勉感到很沮喪。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陳勉的一位博士生在攻讀碩士期間曾在國外就讀一年。談起那一年的學習，這位學生比着手勢對陳勉説，國外大學每上一門課，讀的書厚度都在10厘米以上，這是國內沒有的經歷。他説，“自己一輩子讀的書，大多是那一年讀完的”。

在民進中央副主席、教育學者朱永新看來，造成這種情況最主要的原因是國內大學教育沒有把閱讀作為最重要的基礎。

朱永新曾在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短暫學習過。他説，國外大學幾乎所有學科，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教學，都是建立在閱讀基礎上的。大學生的平均閱讀量非常大，一天超過100頁，這些書不是教科書，而是各領域的經典著作。

朱永新還記得，當時每門課的老師都會開出書單，羅列很多書目。每節課上，老師與學生都要就閱讀的內容進行交流討論。

“沒讀書就沒法發言。如果你想要有超越別人的見解，就要去讀那些書單上沒有的書。這就給學生一種深入閱讀的壓力和動力。”朱永新説，“而在國內，真正以學科學習為導向的大學閱讀體系還沒建立起來，大學生閱讀仍是個人化、休閒化的，所以閱讀深度和廣度就很不夠。”

除此之外，朱永新認為另一個原因在於國內絕大部分學生在中小學階段沒有養成閱讀的習慣和興趣，導致大學階段的閱讀比較隨意。在他看來，一個人的精神飢餓感是在中小學階段形成的。發達國家的孩子從小就有系統的閱讀書目和指導。這也是朱永新多年來一直組織編制不同年齡段閱讀推薦書目的原因。

“無閱讀、不教學，應該成為整個大學教育的理念。一個沒有閱讀的學校，永遠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朱永新説。

“不閱讀，也成不了真正的科學家。”陳勉説，自己與國際同行交流時，總能感覺到他們對科學未來的展望很有見解和想象力。陳勉相信，這與長期以來廣而深的閱讀是分不開的。

一場閱讀“實驗”

如何改變這種現狀？多年前，在擔任中國石油大學（北京）石油工程學院院長時，陳勉曾發起過一場閱讀“實驗”。

他辦了一個讀書會，利用暑期一兩周的時間，讓老師和學生在一起讀書。讀書會的範圍不限於本校，外校甚至外地學生都可以參加，交通費、住宿費全報銷。讀書會選出的書並不是教科書，而是能對科學進行深入探討的書。

在陳勉的預想裏，這個讀書會的老師和學生能平等、自由、盡情地交流，享受思想的碰撞，學生甚至可以反對老師的看法，和老師辯論。他想用閱讀打破隔絕創新思想的那堵墻。

“我總認為，創新最大的障礙不在於人才，而在於人們對權威的看法。但在應試教育的大背景下，學生總是去猜出題人和老師的想法，沒有自己的想法。讀書會能改變這一現狀嗎？”陳勉在心裏留下了一個問號。

最初，讀書會吸引了不少老師和學生。最多時，有近20個老師帶了近20個班，每個班會討論一本書或者一個讀書主題。但陳勉很快發現，預想中的情景並沒有在現實中發生。

“學生總想著這書與我考研有什麼關係、對我考證有什麼幫助，老師也難以放下自己的權威。讀書會最終沒有跳出老師講、學生聽的窠臼，慢慢流於泛泛而談、淺嘗輒止。”陳勉説。

這讓陳勉感到遺憾，因為在人生的成長過程中，大學是最重要的階段之一，而閱讀是大學生培養獨立思考習慣和通往深邃精神世界的路。大學期間的閱讀會影響學生的一生。

朱永新曾給自己的兒子寫過一封信——《大學是讀書的天堂》。“大學階段，課業相對沒有中小學那麼重，學習也更有自主性，正是讀書的好時候。一方面應該補課，中小學階段沒有好好讀過的書，尤其是那些最偉大的著作要讀起來。大學生在進入大學的第一天，就應該建立自己的讀書計劃。”朱永新説。

除了專業閱讀，在朱永新看來，那些中外最經典的文學作品、人文社科著作，比如《理想國》《社會契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等都是大學生重要的精神養料。

“一個有素養的人，看到那些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精神高峰，都應該去攀登。即使暫時讀不進去也沒關係，至少你和它們相遇過，與偉大的思想對話過。”在他看來，“引導學生自主、高效地閱讀，是對大學教育體系的基本要求，是大學的責任”。

校長推動，有效力也有無奈

那麼，高校能做什麼？

近年來，上海財經大學每年都會在元旦更新發布一份當年版本的《通識經典閱讀推薦書目》，推薦100本經典書。最新的書單中既包括《傳習錄》《國史大綱》《鄉土中國》等中國名著，也包括《西方哲學史》《科學革命的結構》等西方經史哲科等領域的經典。

這是上海財經大學常務副校長徐飛每年“雷打不動”的動作。

早在2013年，徐飛擔任西南交通大學校長時，每年發布經典推薦書目的活動就開始了。時間若再往前推，他還在擔任上海交通大學黨委副書記、副校長時，就十分注重通過“經典閱讀”推動通識教育，並促成北京大學出版社和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聯袂出版“通識教育系列叢書”。

“閱讀經典是性價比最高的閱讀。但凡稱得上‘經’、稱得上‘典’的，都代表了所在時代的最高智慧。經典是經受住歲月洗禮而歷久彌新的人類精華，值得用心去‘深閱讀’。”徐飛如是説。

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看到了太多學生“或漠視讀書、幾乎不讀專業以外的其他書，甚至連本專業的書也未好好讀；或滿足於消遣式、瀏覽式、快餐式等各種‘淺閱讀’”的現實問題。

徐飛説得直接，“如果學生自覺、主動、認真讀書，像考各種證書一樣積極，還需要去逼嗎？”

徐飛推行了一些具體的做法。除了每年發布經典閱讀書目、推動組建各種讀書會、在世界讀書日等重要時間節點舉辦經典閱讀大賽外，還嘗試“2+1”學分制，即某門通識課（在第一課堂）原本只有2個學分，但學生通過大量閱讀並達到規定要求，則可以（在第二課堂）再拿到1個學分。

徐飛笑言，這是“一種用‘功利化方法’達到‘非（去）功利目的’的一種做法，實為無奈之舉”。

自上而下的推動自有其效力。上海財大《通識經典閱讀推薦書目》的制定由學校通識教育中心、教務處、研究生院、圖書館、團委、學生處、黨委學生工作部、宣傳部、人文學院等多部門參與，後來校友會也參加進來了。

經典閱讀的推進並不容易。“推薦、發布經典閱讀書目本身並不難，難就難在讓大家真正意識到經典閱讀的重要性，並能持續深化認識、提升共識，久久為功，進而從‘閱讀’邁向‘悅讀’。”

徐飛坦言，多讀書、好讀書、讀好書，天經地義，“大學本應是學生、學者、學問、學科組成的學術共同體，讀書本不需要刻意推動，但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

好在這些努力已取得一些效果，學校書香校園的氛圍日漸濃郁，這正是徐飛堅持下去的動力。（張文靜 陳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