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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08/ 23 09:16:21
來源:中國青年報

郭文安:一本教科書,一生教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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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文安

  1952年,郭文安成為華中高等師范學校(華中師范大學前身)教育係第一屆學生,與華師結緣。從1956年畢業留校任教到2021年在桂子山上迎來他九十華誕,屈指算來,老人已經在這裏工作生活了69年。69年間,他甘為人梯,辛勤培育學生;他腳踏實地,認真做好科研;他筆耕不輟,一生精心編撰《教育學》教材。

  一部優秀的教材就是一座學術的豐碑。由王道俊領銜主編的《教育學》持續暢銷近40年、共編印了7版、累計發行近800萬冊,是新中國改革開放後編寫最早、發行量最大、讀者最多、覆蓋面最廣、影響力最為深遠、堪稱經典的教育學教材。該教材先後榮獲過第二屆吳玉章獎金優秀獎、全國普通高校優秀教材二等獎、國家級優秀教材獎、第四屆全國教育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一等獎等多個獎項。

  也許很少人知道,從上世紀60年代起,郭文安就開始參與《教育學》教材的編寫與統稿工作。1956年,郭文安畢業留校,成為華中師范大學教育係的一名教師,主要從事教育學、教育學原理方面的研究。教育學作為師范院校、尤其是教育係的一門專業基礎課,重要性不言而喻。上世紀50年代末,在時任學校副教務長、教育係主任邵達成的發動與組織下,教育係成立了《教育學》教材編寫組,開始推進編寫工作。編寫組克服了諸多困難,人員與分工也幾經變動,最終在新任教育係主任常春元的領導下,于1962年出版。彼時還是青年教師的郭文安撰寫了該書總論部分的兩章內容。

  “據説那個時候,我國有五所師范院校同時編寫《教育學》教材,號稱‘五朵金花’。不過,這‘五朵金花’只開了兩朵。一朵我們學校的,一朵是華東師大主編的。”郭文安回憶道,“如今看來,盡管這本教材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卻為我校教育係今後編寫教育學相關教材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培養並鍛煉了編寫人才。”

  1978年,郭文安與王道俊、董祥智一起,參與編寫由河南師范學院(河南師范大學前身)、甘肅師范學院(西北師范大學前身)、華中師范學院(華中師范大學前身)等五所院校合編的《教育學》教材,俗稱五院校《教育學》。“我開始的分工是撰寫‘德育’這一章。後來,王道俊老師還專門叫我到北京參加該書的統稿工作。”

  1980年,五院校《教育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發行,反響良好,幾經修改,數次再版。彼時,我國教育學開始在反思基礎上進行恢復與建設,大量有關教育的著作被翻譯介紹到國內,教育事業蓬勃發展,先進經驗和教育科研成果紛呈,關于教育學的探索與思考日漸豐盈。

  郭文安記得,在五院校《教育學》出版後不久,大約是1982年下半年,學校又啟動了《教育學》教材的新的編寫工作。此次編寫不是“小修小補”,而是隨著教育學科的與時俱進,力爭在教材質量上有顯著提高。

  談起這次編寫,即便時隔多年,郭文安依然如數家珍。“剛開始要求我寫‘德育(上、下)’與‘班主任’,共三章,大約一年多的時間,我就完成了任務。稿子交上去後,編委會又把‘教學(上、中、下)’三章交給我編寫。這是一個比較復雜難寫的章節,工作量還是挺大的。因為對修訂的要求很高,我也很想交出有質量的稿子,于是找了很多和教育相關的書來看,包括西方的一些教育學著作。看了之後,我有了新的感觸與啟發,除了理論上的充實與更新之外,希望在這本教材的理論闡釋中恰到好處地融入相關的教學案例,加強理論與實踐的結合,提升教材的科學性、實用性與可讀性,算是這本教材的特色之一。”

  郭文安笑言,“因為我邊提煉理論邊篩選案例,再加上還有日常教學工作,所以寫作進度有點兒慢。王道俊老師看我拖了兩年遲遲沒有交稿,放心不下,還專門跑到我家裏,問我寫得如何。我就把自己寫好的稿子給他看。王老師看了之後,就説你不要趕時間,繼續安心寫吧。王老師給我吃了顆定心丸。接下來我繼續很認真地寫。不光是我,其實王老師承擔的‘教育目的’一章,寫得比我還認真。書稿交上去以後,很快就通過了,負責的編輯説基本上找不到什麼問題。”

  1989年,《教育學》出版,因為編寫方式與內容較之以往有較大的改進,這本教材也被稱為新編本,一經推出,便受到廣大師生的一致好評。

  從1989年的新編本到2016年的第七版,數十年間,郭文安一直把這本教材的修訂放在心上,他與王道俊團隊一起,不斷在修訂中更新學科進展,力求反映教育發展與變革的時代特徵與新需求。其間花費的心血和精力可想而知。

  與學者個人著書立説相比,或許編寫教材並不能算作“重量級”成果。對此,郭文安並不是不知道。他曾在一篇文章中這樣寫道:“常常有人議論,花那麼多精力去編教材,還不如多搞一些科研,寫點文章、專著實在些……教材的編寫要依據學科的教學任務以及學生的特點和水平,其選編的內容有比較基礎、成熟、精要、容易取得共識等不成文的嚴格要求,在編寫格式上又講究嚴格的規范,作為高校教材還必須反映最新科研成果、學科發展前沿與時代精神,這樣就使教材編寫有其特殊的復雜性與難度。説實話,要東拼西湊編一本講義性教材也許比較容易,但要編撰出一本反映學科發展精粹和前沿,具有較高學術水平和自己特色的教育學教材實在是一件極其折磨人的艱難困苦之事。”

  即便覺得“極其折磨人”,郭文安依然願意花很多功夫做好這件事情。他坦言,之所以投入這麼多精力,是因為他覺得一本好的教材對于培養學生來説是非常重要的。“我給《教育學》這本教材定義了兩個功能,一是打基礎,二是引入門。不少學生都跟我説過,郭老師,我是讀你們編的《教育學》這本書入門的。我覺得這個定位很準確。教育學包含的內容很豐富,但是最基本的概念和理論是必須掌握的,只要把基礎打牢了,學科根基穩了,才能更好地開展研究,進一步地提高、發展與創新。”

  郭文安不僅對《教育學》這本教材編寫傾注了大量心血,身為教師的他也非常盡責。“我對學生是比較熱情的。有時候他們拿著寫好的文章來找我,請我幫著看看,我都會答應,不管是不是我的學生,我都會全心全意地提出些建議,告訴學生怎麼修改。我性格比較溫和,學生們還是挺願意找我的。”當被問及這樣是否會比較辛苦時,他坦然一笑:“當你覺得這是自己的責任,就不會計較那麼多了。而且,跟學生之間的良好互動,實際上也是教學相長。”

  2021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70周年之際,郭文安獲評為該出版社70位功勳作者之一,肯定了他為我國教育科學事業高校課程教材建設作出的卓越貢獻。華中師范大學教育學院也與人民教育出版社再度合作,啟動了《教育學》教材第八版修訂工作,這本發行超800萬冊的經典著作即將煥發新生。已至耄耋之年的郭文安又開始為《教育學(第八版)》修訂而忙碌。“這一次我是主編。只要身體允許,我會想方設法繼續把這件事情認真地做下去。”(郝日虹)

【糾錯】 【責任編輯:孫亞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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