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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老年人邁過數字鴻溝:家庭“數字反哺”更有效
2020-10-26 08:50:13 來源: 新華每日電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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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辦公室《國家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研究總報告》預測,2036年我國老年人口將增至4.23億,老齡化水平達到29.1%;2053年老年人口將增至4.87億的峰值,老齡化水平升至34.8%。

  這份《報告》認為,我國將成為世界上人口老齡化形勢最為嚴峻的國家,僅用41年就走完西方發達國家上百年才走完的人口老齡化歷程。

  在一些學者看來,人口結構越來越“老”、數字化形態越來越“新”的矛盾,已成為全球數字化社會進程中的共性問題。一些提前步入老齡社會的國家,應對老年數字鴻溝問題的理念和做法,值得結合我國的發展實際借鑒與運用。

  形成混齡的終身學習型社會

  早在20世紀90年代,較早進入互聯網時代的美國,首次提出數字鴻溝概念。美國政府為此發布《填平數字鴻溝》報告,通過《通信法案》,要求電信企業為老年群體提供普遍平等的電信服務。

  普倫斯基等美國學者將社會人口,劃分為“數字原生代”“數字移民”和“數字難民”。20世紀60年代以前出生的老年人,被歸類為典型的“數字難民”。

  由于他們不願或不擅長使用網絡,不斷被邊緣化,甚至被排斥在數字生活之外,形成老年數字鴻溝等社會問題。也有學者提出老年“數字貧困”的概念。

  西南交通大學國際老齡科學研究院副院長楊一帆教授介紹,數字鴻溝是老齡化社會的一個普遍現象,相比過去一般性的知識差異或受教育程度帶來的鴻溝,似乎更加難以彌合。

  “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它們大多把積極老齡化作為政策導向,在頂層設計上關注老年數字鴻溝問題。”楊一帆説。

  所謂“積極老齡化”概念,已被世界衛生組織定義為旨在“提升老年人生命質量,充分利用各種機會追求健康、參與、保障的過程”。而在數字化時代,充分利用互聯網技術提供的便利,無疑是老年人參與社會生活的重要途徑之一。

  歐美等老齡化國家更看重老年人自身的學習和成長,提倡全社會樹立終身學習的意識。“這些年,社會上流行過一種‘嘲老’情緒,總以為老年人就是落後、頑固不化的代名詞。”深圳大學教授周裕瓊認為,全社會都有一個如何正確看待老年人的問題。

  這位多年從事老年數字鴻溝課題研究的學者發現,不少老年人既渴望融入數字社會,也能夠通過學習掌握互聯網和智能手機技能。

  在彌合老年數字鴻溝方式上,她更多聚焦于家庭“數字反哺”——家庭內的信息共享和代際互動,成為縮小數字鴻溝的重要渠道,更促進了互相之間的認知與情感。這也是發達國家彌合數字鴻溝的一個重要理念。

  在楊一帆看來,老年人的數字化參與熱情較高,但缺乏必要的數字參與能力和知識素養,未來要建立養教結合的學習型康養城市,充分利用高校和社區的智力資源,形成混齡的終身學習型社會。

  創造數字時代的“年齡友好”氛圍

  面對老年數字鴻溝問題,一些發達國家做了積極的探索,涵蓋頂層設計、法律、社會組織和社區等內容。

  據楊一帆教授介紹,在這些國家的經驗中,政府部門有更多數字公平和包容的意識,把“年齡友好”理念融入政策中,設計更多數字化之外的解決方案。

  歐盟曾制定《面向21世紀的電子技能:促進競爭力、成長與就業》,建立統一的歐盟數字化技能策略,重點關注老年人等群體的數字掃盲,提出終身學習等方案。同時,全面推動電子無障礙立法,保障老年人等數字弱勢群體的利益,如瑞士的《政府及公共事業網絡無障礙法規》、西班牙的《計算機無障礙法規》、荷蘭的《網絡無障礙法規》等。

  重慶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李成波的研究表明,依靠成熟的社會組織體係,可以提升老年人的互聯網使用能力。比如,美國老年人技術服務中心,將技術用作改善老年人生活的工具,開設免費的計算機和數字掃盲課程,幫助老年人使用技術進行社交;美國非營利組織老年人網絡中心,專門為50歲及以上人群提供互聯網教育,推行“老年人培訓老年人”模式,發揮同齡互助教育的作用。

  在新加坡做學術交流期間,西北政法大學講師閆玉榮,專題研究了該國提升老年媒介素養的經驗。2007年,新加坡半官方機構人民協會成立樂齡理事會,通過公共教育、社區和同伴互助,促進新加坡積極老齡化的開展,幫助他們掌握各種媒體技能。

  2017年,新加坡信息通信媒體發展局推出IM銀網站,提供視頻指南幫助老年人使用數字技術。他們還發起數字診所計劃,將來自社會各界的志願者聚集在一起,共同幫助老年人融入數字化生活。

  歐盟在彌合老年數字鴻溝方面,更注重發揮學校的教育作用,聯合德國、西班牙等國的老年大學,成立老年數字學院,免費開設課程,為老年人提供數字技能學習機會。

  此外,歐盟還制定了老年快樂計劃,鼓勵社會部門和企業通過産品和服務創新,滿足老年群體數字化需求。

  除了這些積極探索,一些國家基于對互聯網技術創新的保守觀念、數字産品可能侵犯隱私等個人權利的顧慮,以及多元價值觀的社會包容心態等多重因素,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老年數字鴻溝問題。

  在周裕瓊看來,對待互聯網創新相對保守的國家,社會觀念裏並不認為數字融入一定就是好事,不用數字産品的老年人也不會産生自卑感,這種文化影響到政策制定和公共服務層面,自然要為這部分老年人留出數字化之外的備選“窗口”。

  家庭“數字反哺”是現實解決路徑

  老年數字鴻溝不光是老年人的問題,更是全社會亟待解決的問題。在楊一帆看來,國家在做好頂層設計後,還要通過法律和政策制定明確下來,不得以任何形式,對老年人有數字技術上的歧視。

  “要堅持數字化和非數字化兩條腿走路,不宜提倡所有老年人都要融入數字社會,給不願或不能上網的老年人提供替代方案,讓數字化服務成為可選項,允許‘數字斷連’的老年人獲得同樣高質量的公共服務。”周裕瓊認為。

  此外,一些科技企業在産品研發時,對老年用戶群體關照不夠,並未真正認識到老齡社會潛在的巨大市場需求,老年數字鴻溝將成為新的消費痛點。

  “這也是企業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一些小公司暫時可能做不到,但對大平臺和企業應該有這樣的要求。”楊一帆説。

  周裕瓊在研究中認為,結合國外經驗來看,我國倡導家庭“數字反哺”,是彌合老年數字鴻溝比較現實又理想的解決方式。年輕人教會老年人使用設備和互聯網,並使他們得心應手“不掉隊”,往往通過家庭“數字反哺”更有效。

  “不是説老年人上網時間越長越好,而要看使用網絡的廣度、深度和程度。很多社區在嘗試教老年人上網,我也帶著學生到社區實踐,但發現社區或老年大學,很難一兩次就教會老年人,‘數字反哺’應該是長期的、潛移默化的,還是落實到家庭中更有效。”周裕瓊解釋説。

  在她看來,發達國家是一種社區型的國家,有成熟的社會組織體係,已經完成社會轉型。中國的數字化進程中,社區和公益建設還在轉型,來自社會的力量還相對薄弱。

  周裕瓊建議,家庭“數字反哺”可以納入中小學的媒介素養教育,讓學生和學校在彌合老年數字鴻溝中發揮作用,帶動全家人融入數字化時代,逐漸形成一種新的社會觀念。

  然而,隨著四世同堂家庭結構的變化,老年人居住安排日益獨居化、空巢化,寄希望于家庭的力量,難免較為分散和隨機。

  “鑒于有些老年人礙于長輩的威信和面子,影響家庭‘數字反哺’,可以借鑒美國成熟的社區志願服務機制,鼓勵大學生志願者走進社區,教老年人使用數字産品。”李成波建議,社區老年人的互幫互助,不僅能有效克服他們的恐懼心理,還能彌補社區組織力量不足的短板,使“數字反哺”更加社區化、多樣化、個性化。(本報記者完顏文豪)

【糾錯】 責任編輯: 陳夢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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