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12月6日電 12月6日,《新華每日電訊》發表題為《為“江南”溯源》的報道。
江南，是中國人的一種鄉愁，中華文明裏一組水潤靈秀、備受青睞的意象群。
正如詩人余光中思戀故土時的慨嘆：“杏花。春雨。江南。六個方塊字，或許那片土就在那裏面。而無論赤縣也好神州也好中國也好，變來變去，只要倉頡的靈感不滅美麗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當必然長在。”
於是，江南的文化魅力突破了時間空間，諸多宜人之地，都被冠以“江南”之名：寧夏平原是“塞上江南”，新疆伊犁是“塞外江南”，西藏林芝是“西藏江南”，吉林集安是“東北小江南”……今日華夏大地，四處可見“江南”。
於是，對江南的嚮往、對江南文化的鑽研、對江南文化傳承創新的呼聲與實踐，經年累月，綿延不絕。
而在真正的江南地區，“德清”的名字，相較一眾聲名顯赫的名城古鎮，略顯低調。人們談及“江南”時，它並不常被第一時間想起。
因此，當這個隸屬浙江湖州的縣開啟“源文化”溯源工程，提出打造“江南之源”的課題時，不免引起人們的驚訝。
毋庸置疑，德清在江南。儘管江南的地域界定在歷史中不斷變化，但其核心區域大體被公認為明清時期的“八府一州”（蘇州、松江、常州、鎮江、應天、杭州、嘉興、湖州八府和太倉州）。坐落於杭嘉湖平原西部、蘇杭之間的德清，正處於這片區域的腹心。
但是，江南在德清有何體現？德清憑什麼打造“江南之源”呢？
從兩年前在德清舉行的江南文化傳承與發展（德清）論壇，到建設中的“江南之源”文化遺址公園，再到今年11月中旬，先後在德清舉辦的江南文化源起與創造座談會暨“源文化”價值特色研究論證會和“江南之源”文化藝術周……近年來，德清正付出種種努力，講述自己還不那麼廣為人知的江南故事。
一次次展現和構建中，一個作為“江南文化重要起源地和承載地”的德清，猶如一幅被重新認識和欣賞的江南畫卷，從歷史深處展露於人們的視野。
2023年4月的一個晚上，德清縣文保所的退休老所長朱建明在觀看一期關於邾國故城遺址考古的電視節目時，騰地“跳起來”。
節目中介紹，幾年前，考古隊從山東濟寧鄒城市邾國故城遺址西崗墓地一號戰國墓裏，發現了一個倒扣的原始瓷碗。碗內填充土存在莖葉狀植物殘留，經檢測分析，是煮泡過的茶葉殘渣——這是目前發現的世界上最早的茶葉遺存，將茶文化起源的實物證據追溯到戰國早期偏早階段，提前了300多年。
研究者們推測，茶葉可能來自古越國地區，特別是考慮到包括盛茶的瓷碗在內，墓中出土的原始瓷器“可能都來自浙江北部東苕溪流域越國的窯址”。
“實際就是我們這裡！”朱建明覺得有必要去看看。當晚9點，這個年近七十的文物工作者從德清出發，開了一宿夜車，趕往700公里外的鄒城。第二天，在當地博物館，他親眼見到了節目中提到的茶葉遺存和原始瓷碗。
古早的茶，存於古早的“瓷”裏。如今回想，依舊能勾起朱建明的無限思緒。
眾所周知，中國是瓷器的發源地。一般認為，瓷器脫胎於陶器，成熟於東漢。而在由陶到瓷的轉化過程中，還存在一個“未成熟”階段，對應産物被稱為“原始瓷”。
原始瓷已經脫離陶器範疇，但與成熟瓷器比，胎釉等性狀還較為原始，屬於瓷的“初級階段”，後世聞名世界的中國瓷器，正肇始於此。
上世紀80年代，朱建明和同事們在德清做文物普查時，發現了包括火燒山、亭子橋在內的8處原始瓷窯址。受條件所限，當時沒有進行深入發掘。
朱建明對採集的標本進行梳理，在文章中首次構建了德清原始瓷發展的年代框架。他沒想到的是，這些初步發現日後將牽出一系列規模更大、意義更深遠的考古成果，並被寫入中國陶瓷史。
對德清原始瓷窯的正式考古發掘，始於20多年後。
2007年至2008年，考古工作者先後對德清火燒山西周至春秋時期窯址和亭子橋戰國時期窯址進行發掘，一批類型豐富、製作精美的原始瓷器標本重見天日。其中，亭子橋窯址出土了大量倣青銅原始瓷禮樂器，有不少質量甚至達到成熟青瓷的水平，且類型幾乎涵蓋江浙大型越國貴族墓已出土的各類原始瓷禮樂器器類，引起廣泛關注。
2009年，圍繞中國瓷器的起源問題，“瓷之源——浙江早期瓷窯址考古調查、發掘與研究”課題啟動。幾年後，該課題作為一個項目被納入國家“指南針計劃——中國古代發明創造價值挖掘與展示”，由全國多所高校和科研機構進行多學科綜合研究。
項目負責人、復旦大學科技考古研究院院長鄭建明介紹，他們當時對以德清為中心、包括湖州南部地區在內的東苕溪流域進行了歷時6年多的專題調查，主要收穫包括：發現原始瓷窯址近150處，“是目前全國規模最大的一個先秦時期原始瓷窯址群”；首次發現夏商時期窯址，將原始瓷的燒造時間上溯到了夏代；建立起原始瓷窯址從夏商至戰國時期較為完整的發展序列……
鄭建明認為，以德清為中心的東苕溪流域窯區無論從生産時間、窯址規模，還是産品種類、産品質量、裝燒工藝等方面，在全國都是獨一無二的，是探索瓷器起源的最理想區域，對探索江南地區越文化的發展也非常重要。使用原始瓷禮器而非青銅器隨葬是越文化墓葬的重要特徵。“原始瓷是一個重要抓手，通過建立瓷器發展演變的序列，可以基本復原江南地區文化的發展和演變。”
“‘瓷之源’的確立和命名經過幾次專家論證會，是有充分考古依據的。”亭子橋窯址考古領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長陳元甫強調，“放在更大的背景來看，以德清為中心的這片地區不僅是中國瓷器的發源地，也是世界瓷器的發源地。已發掘窯址中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重要窯址應該保護好、研究好、展示好、利用好。”
這也是關心“瓷之源”的人們共同的心聲。
退休後，朱建明有時還會到年輕時踏查過的瓷窯遺址走走轉轉。很長時間裏，他都懷揣一個願望，就是把德清“瓷之源”的名號打得更響，比如在原始瓷窯址所在區域建一個遺址公園。
2022年，德清“江南之源”文化遺址公園動工。公園佔地約2.5平方公里，差不多相當於350個標準足球場，旨在打造包含德清縣博物館（瓷之源博物館）、江南地理人文館，瓷文化、茶文化、珍珠文化等江南文化主題館群的體驗式博物館群落，亭子橋原始瓷窯遺址是其中的重要展示點。目前，公園正在加緊建設，部分場館已向游客開放。
對文化傳統的珍重喚醒了深埋地下的古老記憶。今天，提到“瓷都”，世人皆知景德鎮；未來，提到“瓷之源”，或許也會有越來越多的人知道在德清。
而像“瓷之源”這樣的文化瑰寶，在德清還有不少。
江南文化的“綜合冠軍”
1967年，19歲的德清養魚工沈志榮開始鑽研怎麼養珍珠。一次次失敗後，他收穫了第一批成功養出的珍珠，又攻克多項技術難題，帶動村民把珍珠養殖的事業越做越大。
1979年，沈志榮受邀赴日本考察，在當地博物館，他第一次聽説，珍珠養殖技術竟起源於自己的家鄉、中國湖州德清一帶。回國後，沈志榮組建團隊，專門挖掘相關史料，英國領事海格和美國博士麥嘉湖的兩篇論文就是其中的重要發現。
兩篇文章記述了同一次旅程。1851年冬，海格與麥嘉湖結伴從寧波赴德清的鐘管和十字港一帶調查，此行初衷是“對於中國‘人工養殖珍珠’的生産方法非常感興趣”。
在德清，他們“大範圍展開工作”，詳細考察了珍珠養殖産業和養殖方法，並從當地人口中獲知，這種養殖法的發明者是生活於公元十三四世紀的湖州人葉金揚。“為紀念他，後人在距離湖州26英里的一個叫小山的地方為他建立了一座巨大的寺廟。這座寺廟至今存在，且每年都會舉辦紀念活動。”海格寫道。
根據現存資料，研究者們認為，南宋時期，湖州府人士葉金揚首創了附殼珍珠養殖方法，這是現有記載最早的規模化珍珠養殖技術。
這種技術後來傳至歐洲和日本。1867年，著名作家狄更斯在文學周刊《一年四季》中提到，中國人將小型青銅佛像植入珍珠蚌體，蚌體分泌珍珠質層將佛像覆蓋，得到佛像珍珠，作為奇物出售。
德清一帶是中國人工珍珠養殖的重要産地和發源地。民國時期的《德清縣新志》中記載，當地的人工養殖珍珠“近銷蘇浙，遠販四川，獨鍾管人能為之”。
步入現代，德清養珠人繼續推動珍珠養殖技術和産業發展。沈志榮後來轉向珍珠深加工技術研究，創立歐詩漫集團，探索珍珠由單一飾品向藥品、化粧品等領域的應用。他創辦的歐詩漫珍珠博物院也成為國內展示珍珠文化的重要窗口。
2017年，浙江德清淡水珍珠傳統養殖與利用系統被認定為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産。2019年，該系統入選第二批中國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産預備名單，今年已進入全球申遺的衝刺階段。
“申報工作本身就是一個提高認識的過程，從地方政府、企業到珠農，大家慢慢形成了共識。”中國科學院研究員、農業農村部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産專家委員會主任委員閔慶文介紹，不同於其他文化遺産，農業文化遺産的認定強調“活態性”——誕生於過去，但至今“活着”，仍在使用。因此，“保護農業文化遺産，更重要的是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我們要挖掘它的文化，通過文化來帶動更好的發展。”
閔慶文認為，德清所屬的太湖流域是中國淡水養殖的發源地。春秋時期，范蠡曾寓居德清，寫下中國最早的養魚專著《養魚經》。湖州又是桑基魚塘系統的發源地，魚、珍珠、桑蠶，結合在一起構成了糧桑魚畜蚌的複合種養殖系統。“這種系統正符合今天對生態農業的理解，體現了人類利用和改造自然的智慧，形成特殊的生態文化景觀，是德清對世界的貢獻。”
後人考證，海格筆下紀念葉金揚的“小山”，位於今德清阜溪街道龍勝村一帶，又名翠峰山。明清時的德清縣誌記載，山中有翠峰寺，舊稱小山寺。
小山寺現只存遺址，倒是與龍勝村相鄰的砂村，有個看上去像座普通農家小院的“珠祖神廟”，人們每年廟會時到此祭祀葉金揚。小山寺遺址南面，還有片叫“小山漾”的寬闊水域，是珍珠養殖示範基地，與小山寺遺址一樣，都是“江南之源”文化遺址公園的重要組成部分。
説起來，小山寺所在的龍勝村，也是亭子橋原始瓷窯址所在村，小山漾或許曾是原始瓷器水路運輸的集散地。而在《茶經》中，唐代茶聖陸羽提過一段小山寺茶事，説南朝宋時，法瑤和尚在這裡修行，飲食以茶為主，很少生病，79歲時被皇帝召見。小山寺因此吸引了眾多愛茶之人。
一個“小山”，便串起珍珠、瓷器、茶等諸多江南故事的古往今來。德清就是這樣一個地方，宛如明珠，從中可以窺見江南文化各類典型氣象的華彩。
例如絲。杭嘉湖平原是世界桑蠶絲織文化的發源地，德清是其中的重要産區。三國時，這裡的永安絲就是貢品。到“湖絲遍天下”的明代，《湖州府志》稱湖州絲綢“出歸安、德清者佳”。今天的德清，仍保留着獨特的傳統桑蠶風俗，如新市古鎮每年舉辦的蠶花廟會，人群熙攘，熱鬧非常。
例如舞。東晉、南朝時，起源於德清的前溪舞，是富有江南風格特色的漢民族歌舞源流之一。南宋《苕溪漁隱叢話》引《大唐傳》載，“江南聲伎，多自此出，所謂舞出前溪者也”。
例如詩。南朝時期，德清文學家、史學家沈約提出“四聲八病”的聲律論，為之後律詩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礎。德清是唐代詩人孟郊的故里，寫下“慈母手中線”時，年至半百的詩人剛謀得一個縣尉官職，準備將母親從老家接去奉養。
例如橋。德清是宋元古橋文化的集中展示地，這裡的武康石是江浙地區建造宋橋的重要材料，這裡的造橋技術也通過江南密布的水網影響過江浙各地……
復旦大學資深教授葛劍雄是這樣説的，德清的這些“源文化”是江南文化中一些具體元素的“單項冠軍”，“‘單項冠軍’多了，自然就成為一個比較綜合的‘冠軍’了”。
續寫新江南故事
德清何以擁有多個“單項冠軍”，成為江南文化的交匯點？
首先，是因為這裡得天獨厚的歷史地理條件。
處於丘陵和平原過渡地帶的德清，西部是低山丘陵，有因干將莫邪在此鑄劍而得名的莫幹山，東部是水系發達、交通便利的河網平原。葛劍雄指出，早期人類往往會選擇這種兼具丘陵和平原優勢的地帶作為定居點，容易獲得水源，又能抵禦洪水災害，還有較為豐富的物産，為經濟文化發展提供物質基礎。
上古時期，德清就是人類宜居之所，其悠久歷史可上溯至馬家浜文化。先民們歷經馬家浜文化到崧澤文化再到良渚文化，創造了各種文化技藝，留下許多遺存。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也孕育一方的文化。古越人曾以勇武好劍聞名，秦漢以來，特別是經歷了西晉末年的“永嘉南渡”，以及唐代“安史之亂”和北宋“靖康之難”引發的北人大舉南遷，財富、技術、人才和文化隨之南移，促使江南由尚武轉向崇文，也推動了江南手工業和商業的繁榮。葛劍雄認為，德清武康一帶曾是王謝南遷的交通樞紐，人流和物流匯集。
德清豐富多樣的江南風物，見證了江南的發展變遷，也映射出江南人的文化性格。
以原始瓷為例，有學者推測，越人以原始瓷仿製青銅禮樂器隨葬，是為了節約緊缺的青銅資源，將之用於更重要的兵器製造，體現了節儉務實的性格特點。而在陳元甫看來，原始瓷凝聚了德清先民在瓷器生産實踐中“高度的智慧、高度的探索和高度的創新”，他希望當下的人們從先輩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不斷進取的創新精神裏汲取智慧和創造力。
説到底，歷史與文化因人而存在，因人而延續。
德清人歷來重視挖掘和保護本地歷史文化資源，樂於記錄和從歷史中學習。二十四史中，《宋書》《梁書》《陳書》三史，出自德清人之手。《四庫全書》採入的德清籍作者之書，多達42種。
長期從事地方文化研究和寫作的德清青年作家朱煒説，德清雖是江南小邑，卻是文獻彰著的重鎮。“要有著述傳世是德清文化人的一個明顯特點，我們當地很多人都會寫家史、地方史。很典型的像新市，從明朝開始，歷代都重視修地方史志，被稱為‘方志之鄉’。”
在“江南之源”文化遺址公園，江南地理人文館的一塊展板上，有朱煒的一段文字。他寫道，作為德清一地歷史文化的積澱和人文智慧的結晶，德清的地方學著述，特別是德清人寫作的關於絲、茶、瓷、珍珠、古橋、詩方面的作品，若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重加審視，自不難發現，恰恰是這類具有鮮明地域特徵的作品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吾輩寄希望在新技術的庇護下，這些著述獲得永久性的儲存，為歷史‘備份’，亦為未來‘備份’……使優秀的傳統資源轉化為現代建設的積極因素，為德清一地的發展，為江南文化的繁盛提供助力。”
這或者正是今天德清全力挖掘“源文化”，為江南文化溯源的根由所在。將歷史文脈延續下去，讓古老的傳説和技藝不被遺忘，使珍貴的文化基因得以傳承和更新，在新的時代續寫新的篇章。
葛劍雄指出，江南文化的源頭是中華文明，今天，對江南文化之源的探討，更要重視其應用和推廣價值，把它作為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建設的重要資源。
在今年11月舉辦的江南文化源起與創造座談會上，幾乎每個與會專家都會提到，我們今天對江南文化源頭的追溯和探究，不僅是為了更好地保護和傳承歷史文化遺産，也是為了喚醒人們對本土文化的熱愛，增強文化自信，將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轉化為推動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文化繁榮的動力與根基。
畢竟，就像“江南”從來不是一個凝固的概念，江南文化也總是“活”於當下，因人們的代代傳承與創新而歷久彌新。
歷史與當代的交匯間，很多新故事正在展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