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11月22日電 11月21日,《新華每日電訊》發表題為《為文學，赴一場鄉野之約——文學大家齊聚蘇北小村，鄉村講堂點亮文學之光》的報道。
&上的嘉賓，既有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得主，也有大學教授、文學雜誌主編。台下坐著的，有當地村民，有過路游客，有獨自趕來的文學愛好者，也有帶着孩子一起聆聽的家長。
從閱讀談到創作，從個人作品聊到世界名著……話題不斷展開。
這裡是蘇北鄉間的一方文學講堂。講堂後方，幾部手機正進行直播，數千人同步在線觀看。
約50平方米的講堂，面朝湖水，背倚田野，坐落於江蘇泗洪柳山村。在這裡，名家與村民相遇，有人提問，有人回應，有人表達，也有人靜心聆聽，彼此之間的距離，難得如此親近。輕風吹過洪澤湖畔，與講堂裏的對談聲交織，鄉野間多了一縷詩意。
“所有人都可以談文學”
“我還是相信有‘鄉村’在裏邊，它的質地，那種粗糙的、原始的力量，它跟文學、跟文化産生的關係，那種黏合度是不一樣的”
10月3日，天氣將寒未寒，洪澤湖西岸的秋風吹得柳葉輕輕飄動。石集鄉柳山湖文創市集比往常熱鬧不少。步入這座建築，一層是書店，二層設有展廳與作家工作室，三層則為會議廳與講堂空間。這一天，三位“文學大咖”來到柳山做分享，輪番登&，與到場的村民、游客和文學愛好者暢談文學，共度了一個充滿書香的秋日。
揚州大學文學院教授李徽昭當天“忙瘋了”，一口氣主持了三場分享會。作為“柳山鄉村大講堂”的創辦者之一，這已是他參與主辦的第十六期活動。自2024年8月起，李徽昭和另一位創辦者——泗洪縣文廣旅局局長張利一起，陸續將近20位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得主和大學教授請到柳山，登&開講。
張利是一位語文老師出身的文廣旅局局長。回憶起語文教學生涯，張利的話匣子一下打開了：“因為我從事過語文教學，了解學生們包括愛好者對文學、對文學名家的敬仰和嚮往，但始終感覺他們之間有非常遙遠的距離。對於大城市來説，可能文學名家講堂還比較常見，而對於鄉村來説，這種機會很少。”
把文學名家請到鄉村來，這個想法一直縈繞在張利的腦海裏。來到文廣旅局工作以後，她一直希望搭建一個平台，“讓鄉村裏的普通百姓能跟文學大家有一個直接對話的機會和思想上的碰撞”。
2024年，適逢泗洪縣依託柳山市集打造文旅陣地，張利把自己在鄉村辦文學講堂的想法告訴了同為泗洪老鄉的李徽昭教授。李徽昭也覺得這事能辦：“我覺得文學就是有這麼一種屬性，科學家可以談文學，工人也可以談文學，所有人都可以談文學。”就這樣，兩位“語文老師”一拍即合，柳山鄉村大講堂就這麼辦起來了。
李徽昭是泗洪本地人，對於辦講堂這事兒，他覺得挺有壓力：“在家鄉辦講堂，如果辦不好那真是‘丟人丟到家了’。”
最開始的計劃裏，李徽昭和張利只打算請一些大學的教授過來講文學，兩人都沒預想到講堂後面辦着辦着就“辦大了”。“人這一輩子又能做多少事呢？還是想去做一些經過時間沉澱、淘洗之後被人記住的事，所以既然決定要辦，就盡力去把它辦好。我和張利都有這樣一種情懷。”這樣的想法，讓李徽昭下定決心要把講堂盡可能辦好。
這位從事了多年文學評論工作的教授坦言，儘管動用了不少“私人關係”，但是&&講座者還是讓他費了不少腦筋。“尤其是茅獎、魯獎獲得者，他們時間往往排得很滿，很不好約。”
講堂背後的田野和莊稼幫上了忙。
泗洪縣位於江蘇西北部，縣域面積2693平方公里，戶籍人口107萬。境內河湖縱橫、水綠交融，坐擁洪澤湖近40%的水域面積。柳山所在的石集鄉則位於泗洪縣城到洪澤湖濕地景區的中間點上。當地舊時有一國營採石場，周邊縣的老百姓都在這附近蓋房子，漸漸形成了市集。如今的柳山鄉村大講堂就在這座市集邊上，若是驅車前來，要在田間小道行駛近10分鐘，待轉過彎來看到講堂所在的一片建築，豁然開朗。講堂不遠處還有柳山湖，不時吹來的微風讓人心曠神怡。
“不少人覺得在鄉村開講是一個亮點，覺得能在鄉村開講堂、跟周圍村民聊一聊很有意思，鄉村本身成了他們過來的一大動力。”李徽昭説，“在鄉村廣闊的天地，可能跟文學産生的呼應性會更強。現在喧鬧的地方太多了，但是在鄉村講，可能在某種意義上像是回到了文學的起點。”
《人民文學》主編、北京市作協副主席徐則臣10月3日也來到了現場，這是他一年多來第二次在柳山鄉村大講堂談文學。除了好友李徽昭的邀請，他覺得身為作家，到鄉村去是“應有之義”。“本身我就是農村出來的，我知道鄉村對文學資源、文學信息需要的、熱切的程度，所以只要有機會我就過去。作為一個文學從業者，我覺得到鄉村去其實是最基本的，還是應當有這麼一點覺悟。”
由徐則臣所題寫的“柳山鄉村大講堂”牌子如今挂在講堂的後方。“當時請他題字的時候，他先是寫了一幅叫‘柳山大講堂’，字寫得很大，比現在還大不少。”李徽昭笑着説，“我跟他説不行，一定要重寫，要把‘鄉村’放上去。因為沒有‘鄉村’的‘柳山大講堂’就是一個名字加上一個‘講堂’，在全國所有的地方都可以，但是加了‘鄉村’，它就不一樣了。”
“我還是相信有‘鄉村’在裏邊，它的質地，那種粗糙的、原始的力量，它跟文學、跟文化産生的關係，那種黏合度是不一樣的。”李徽昭説。
“讓鄉村老百姓都能聽進去”
16期講堂裏有14期是多人對談的形式，與談嘉賓從大學教授到中學生，從作家到文學愛好者，多的時候有四五人共談
周容光的國慶節過得很“幸福”。今年52歲的他在泗洪縣城經營一家土菜館。10月3日當天，他起了個早，開車來到柳山，坐在第三排，一聽就是一整天。
他聽講時習慣戴上眼鏡，有時聽到興起，兩手撐着椅子的扶手，恨不得整個人“伸”到&上去。“在現場聽名家講課，不知怎麼的我就感覺很興奮。”周容光説。
周容光最開始注意到柳山鄉村大講堂是在公眾號上。“當時偶然看到了胡學文老師要來講。我1995年在淮安求學的時候就看過他的文章，題目記不得了，但就記住了胡學文這個名字，慢慢成了他的‘書迷’。零幾年那會兒刊有他作品的學報我到現在還保存着。”
時隔30年終於見到“偶像”，周容光保持住了“矜持”，還為自己爭取了一個提問的機會。“其實很激動，但是當時的場合我又不能過分激動。”
後續又來聽了幾次，周容光覺得自己有點“上癮”。“有時間我就去聽，沒時間我也要創造時間。”周容光笑着説，“關鍵是他們講的東西我大部分都能聽懂，並且也能讓我産生共鳴和思考。”
講堂現場佈置了5排座椅，約50個座位，坐不下時便有聽眾坐到後方的&階上。講堂全程“抬頭率”挺高。
在李徽昭看來，講堂不僅得辦成，還得辦好，因此觀眾的“抬頭率”很重要：“我們請的人、談的話題，如果跟這個地方沒有形成互動關係，可能就沒有意義，你在&上嘰裏咕嚕説一大堆，聽眾過來聽了以後就低頭，這樣沒意思。”
雖説名為“講堂”，“柳山鄉村大講堂”實際多是以“對談”的形式開展的。據介紹，目前的16期講堂裏有14期是多人對談的形式，與談嘉賓從大學教授到中學生，從作家到文學愛好者，多的時候有四五人共談。
“一個人對着PPT來講，那是課堂的方式，是提前預製好的，缺少一些意外碰撞所産生的經驗、思想或者靈感。課堂的方式裏，聽眾所面對的是一個人的焦點，而如果採用對談的形式，焦點就會由一變成二和三甚至更多。”李徽昭説，“舉個不恰當的例子，你在大街上看到有幾個人在一起吵架、談話或者啥的，你就會想湊上去聽。”
在李徽昭看來，對談的形式比一個人講述更具吸引力，還會形成一種“擴散效應”。
10月3日的講堂上，徐則臣的一個問題就讓李徽昭有些“猝不及防”。在另一位與談者——河北師範大學教授、魯迅文學獎得主李浩説完之後，徐則臣突然請李徽昭評價一下李浩為其作品所作的序，這個“不按套路出牌”的問題反而一下勾起了李徽昭的回憶，他從三人十幾年的交往歷程談起，又説到了彼此的多部作品，台下聽眾聽得津津有味。“這種情況只有在對談的現場才會發生。”李徽昭笑道。
徐則臣對此也頗有感觸，2024年9月他第一次來到柳山鄉村大講堂時，與談嘉賓就是李徽昭，兩人從泗洪人最熟悉的運河談起，談到發生在運河畔的故事《北上》，又談到徐則臣的一系列文學作品，其間不時與台下聽眾互動。“對談這種形式是相互激發、相互碰撞的，而且這種對話其實不僅僅是&上的人在對話，&上和台下之間也在對話。”徐則臣説。
聊運河、聊文學之外，李徽昭和徐則臣嘮家常一樣，穿插着談了拒稿，談了縣城裏的應酬等，時不時引得台下聽眾會心一笑。“文學語言有抽象的、艱深的一面，當然也有深入淺出的一面。我覺得文學從業者應該有這樣的能力：面對普通讀者，要能把最基本的也最重要的文學精神傳遞出來；同時對於一些文學問題，也要讓它保持在應有的高度上，讓普通的讀者伸手夠一夠，讓他在未來的某個瞬間突然想起來。拿捏住這種分寸是應有的本事。這樣的機會也提醒我們有時真是要放下身段，改變對話的方式。”徐則臣感慨。
今年5月，徐則臣在一篇文章中寫下了這樣的文字：“我以為就是簡簡單單地談，談完了就走，不承想竟進入了一個浩大的鄉村文學教育工程裏。説進入，是因為茲事體大，晏陽初一般的壯舉讓我感佩。如今，這個工程名之以‘柳山鄉村大講堂’。在鄉村，在遼闊的曠野中間，辦起一座延請中國文學界知名人士來此開壇的大講堂，全中國也沒幾家吧。”
如聊運河這樣從聽眾角度出發設置的議題，在柳山鄉村大講堂十分常見。今年7月25日，浙江大學教育學院劉正偉教授受邀來到泗洪柳山，做主題為《名著導讀：讀什麼，怎麼讀》的分享，與談嘉賓是泗洪中學的一位語文老師和一位高一的學生。
最開始縣裏希望劉正偉談的主題是《什麼是好的語文教育》。“我覺得這個主題太大了，就和縣裏反復溝通了幾次，後來考慮到講堂的時間在暑假，聽眾中會有一些學生，才定下最終那個主題。”劉正偉説。
劉正偉坦言，因為之前從來沒做過類似的事，正式開講前其實挺擔心，還有些緊張，怕自己講的台下聽眾聽不進去，一直到當天上午還在看材料。
講堂上，作為主持人的李徽昭拋出問題，劉正偉很快進入了狀態，與兩位與談人展開了討論。
“我閱讀名著過程中最大的困難是讀不懂，像《鄉土中國》中的一些概念感覺很難理解。”泗洪中學高一學生蔡卓萱有些害羞。
“為什麼這樣難懂的書會列為中學語文的必讀書目呢？”李徽昭立刻微笑着“刁難”了一下劉正偉。
劉正偉皺着眉思考了一會兒：“名著閱讀肯定是會有挑戰性的。”他鄭重地告訴蔡卓萱，把有難度的名著設置為必讀書目，一般還同時設置有名著導讀和討論環節。“但確實現在讓高中學生專注於閱讀的時間不太夠。”劉正偉坦言。
“其實我還是更習慣完整的授課，但這種對談的形式也很好，針對一個問題，與一線的老師和學生開展討論，我們彼此有不同的答案，進而對問題的認識也更加豐富。像那位語文老師説得就非常好，一方面他按照新課程理念去做，另一方面他也結合中學生的升學等特點進行了一些調整，對我很有 啟發。”從講堂“下來”的劉正偉狀態極佳，“這種溝通就像是教育學裏説的一樣，‘我們彼此住進了對方的城堡’。”
小陳今年30歲，是當地的一位文學愛好者，這是他第一次來聽柳山鄉村大講堂。來之前他有些苦惱，因為刷短視頻“讓自己漸漸有些看不進去書了”。
“聽完感覺腦海裏的困惑解開了不少。之前總想著要戒掉短視頻，影響自己讀書，結果常常適得其反。現在想清楚了，短視頻也值得看，不能完全否定它的價值，但終究是碎片化的東西，而讀書才是系統的，還是要去建立一個系統的閱讀庫，碎片的時間再刷刷名著推薦之類的短視頻，不能本末倒置，感覺自己豁達了不少。”小陳説。
現場來了不少中學生和家長。從縣城過來的張女士是一位銀行職員，她帶了自己的孩子還有外甥女、侄子一起過來。講堂結束後，張女士招呼三個孩子在講堂後方拍照留念。“感覺像回到了學生時代。對於初高中孩子來説，應該很有幫助，他們應該會找到自己的一些閱讀方向、閱讀方法。”張女士説。
另一位從縣城過來的劉女士也帶了6歲的女兒一起聽，她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我今天來的時候告訴她：媽媽要出去，跟你在學校是一樣的，你跟我一起去看一看，如果你坐不住，也可以跟媽媽講。既然有大師來，我就希望她能多接觸，這是我小時候接觸不到的世界。”
文學之外，柳山鄉村大講堂還曾圍繞教育、音樂、美食等主題開展。“我希望我們的鄉村大講堂有一個‘漸進式’的發展，從老百姓關心的議題入手，以老百姓都能聽得進去的方式開展。”張利説。
“坐在這兒就成功了一半”
“10萬本書，5萬個人嘗試翻開了，2萬個人讀到了一半，1萬個人讀完了，2000個人開始重新審視對事情的看法，1000個人改變了性格，500個家庭因此獲得了幸福”
鄉村大講堂所在的泗洪縣石集鄉柳山湖文創市集裏，一層書店的一面墻上，淡黃色的便利貼被排列成心的形狀，上面有往來者的留言。（下轉10版）
（上接9版）一張便利貼上寫道：“中華萬卷書香，盛世百年圖強。”
抗日戰爭時期，有着“天下文明第一軍”之稱的新四軍四師師部即坐落於泗洪。新四軍四師在洪澤湖西岸的這片土地上辦報、辦學校、辦劇團，用思想與文化的力量喚醒群眾、武裝群眾。
張利曾任教的江蘇省淮北中學即是新四軍四師師長彭雪楓首倡建立的一所學校，始建於1941年，原名“淮北蘇皖邊區公立淮北中學”，當時是一所抗日軍政學校。昔時的淮北中學在戰火中屹立，為淮北黨政軍各條戰線培養和輸送了眾多人才。如今，瑯瑯讀書聲從淮北中學的校園裏傳出，在洪澤湖面回蕩。
講堂所在的三樓空間裏，挑高不超過30厘米、面積10平方米左右的講&上佈置着兩張木質小圓桌、幾把四腳椅子、一塊投影幕布。講&與第一排聽眾距離約1米，因此即便沒有話筒也無妨，&上講者身體微微前傾便可與聽眾“近距離”交流。這或許是許多前來做講座的作家、學者們登臨過的最“小”的講&。
聽眾裏包括中學生、外賣員、農民……這或許也是作家學者們登臨過的最基層的講&。
過來聽講不需要預約，即便是偶然路過，爬個兩層樓就能進來聽，若聽厭了也可隨時離開。
這樣的場景裏，反差與一些所謂的鴻溝已不那麼重要，甚至某種程度上反而成了意義本身。
徐則臣認為，對於基層和一些文學發展相對欠缺的地方來説，作家的到場本身就很有意義：“作家坐在&上並不一定能講出來什麼，但是他往&上一坐，這個事就成功了一半：讓大家看到這麼一個普通的人，也能成為作家，也能寫出來東西。這樣可以拉近人們與文學之間的距離。”
在他看來，文學絕非高高在上，反而與日常生活非常接近。“通過‘作家到人群中去’這樣的形式，可以幫助人們對文學祛魅。”徐則臣説，“未必要説出什麼至理名言、真知灼見，只要能給聽眾一點 啟發、反思或者開啟新認知的契機，我覺得我們的任務就完成了。”
揚州大學音樂學院教授張美林深有同感，他認為音樂同文學一樣，也應該更多地向鄉村走去。11月8日的柳山鄉村大講堂上，人生中第一次到鄉村講課的張美林，以崔健的一首《一無所有》開場，一邊放歌曲一邊聊音樂，和台下聽眾“玩”到了一起。從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歌曲切入，張美林暢談流行音樂的發展、談民歌的起源。坐在後排的老阿姨不時用腳踩着節拍一起低聲跟唱。
“藏族的歌謠模仿的是羊叫，比如這樣……”興之所至，張美林多次站起身來放聲歌唱。
“有些人覺得專業的音樂好像曲高和寡，實際上完全不是這麼回事。音樂本身就應該走向大眾、走向百姓。用這種樸素的、更容易接受的方式來聊音樂，我覺得反而更能全然釋放。”張美林説。
讓文學、讓音樂、讓藝術來到鄉村老百姓身邊。“大家為生活瑣事所累，可能會陷入一些思維的短板中跳不出來。接觸到文學、音樂等藝術形式，與名家面對面交流，可能突然就豁然開朗了，一些事情就能想通了。”張利説。
她還舉了個例子：“假如賣出10萬本書，5萬個人嘗試翻開了，2萬個人讀到了一半，1萬個人讀完了，2000個人開始重新審視對事情的看法，1000個人改變了性格，500個家庭因此獲得了幸福。不一定要對10萬個人都有影響，但是其中有500個人受影響，這就是它的價值所在。”
柳山鄉村大講堂這種由縣一級主導的鄉村講堂在全國範圍內目前尚屬罕見。“文學未必不能在鄉村擴散。”李徽昭説，“對於柳山鄉村大講堂來説，作家的‘來’與大講堂的‘在’本身就會形成一種力量。”
鄉村大講堂的建立、文學在鄉村的擴散都有一定的必然性——這是李徽昭與張利的共同看法。“這是一種文化抉擇，是時代發展的産物，即使我們不做，也必然會有其他人來做的。”張利的語氣平靜而篤定。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持文化惠民”。當風又吹過洪澤湖畔，樹葉隨風起舞，樹梢的果實悄悄成熟，越來越多的優質文化資源正源源不斷地注入廣袤鄉村，為鄉村振興注入持久文化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