釣魚城護國門。（本欄圖片由受訪單位供圖）
1月10日，來自全國的10余位頂尖歷史、考古、軍事專家學者齊聚合川釣魚城下，他們觸摸着冰涼的磚石，翻閱着泛黃的史料，試圖解開重重謎團：釣魚城究竟如何以彈丸之地抵擋當時世界最強的蒙古鐵騎36年？城墻之下，是否隱藏着一個更龐大的防禦體系？在南宋滅亡後，它又為何能奇蹟般免遭屠城厄運？
一塊青灰色的宋代墻磚上，深深的凹痕仿佛還在訴説700多年前的撞擊——那是蒙古大軍投石機留下的印記。旁邊，考古人員新近清理出的排水溝設計精巧。在重慶合川釣魚城的斷壁殘垣間，這樣令人驚嘆的歷史細節比比皆是：世界上最早的火器鐵雷碎片、被時光磨平了浮雕的築城磚、神秘莫測的攻守地道……
1月10日，這些沉默的“見證者”終於等來了最懂它們的傾聽者。來自全國的10余位頂尖歷史、考古、軍事專家齊聚釣魚城下，為即將由央視精心打造的6集紀錄片《釣魚城：撼動歷史的傳奇》提供智力支持。
這場釣魚城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恰似一場穿越時空的對話。當專家的手指劃過地圖上的山河水系，當他們的爭論聲回蕩在古戰場上空的冬日霧氣中，那段塵封的、撼動過世界的歷史，正從碎石與文字間，一寸寸甦醒過來。
36載攻防戰
三個階段的生死博弈
“守軍竟敢主動出擊？他們在夜色掩護下，順着我們白天才發現的密道，直插大營核心……”國防大學教授薛國安打開電腦上的地圖，手指一點，將與會者拉回到南宋淳祐十二年（1252年）的那個深夜。
這次經典的偷襲戰，只是釣魚城36年漫長戰史中200余次大小戰鬥的縮影。這場持續36年的戰役，遠非一次簡單的“圍城”，而是一首波瀾壯闊、戰術變幻的軍事史詩。
“36年，不是僵持，是三個階段的生死博弈。”薛國安教授將這場持久戰清晰解剖。
第一階段（1243—1257年），蒙軍憑藉絕對兵力優勢發起“間歇性強攻”。面對蒙古鐵騎的衝擊，釣魚城守軍展現了驚人的韌性與智慧。他們憑險守城，利用懸崖峭壁消耗敵軍；更“以步制騎”，在山地地形中化解了蒙古騎兵的最大優勢。
這一階段的勝負手，在於守軍並非被動挨打，而是靈活出擊。如1243年的“大小三十六戰”、1246年的擊退來敵，尤其是1252年那次成功的夜間突襲，重創蒙軍大營，打出了守軍的銳氣。
第二階段（1258—1259年），戰事升級至最高潮。大蒙古國大汗蒙哥御駕親徵，想一舉拔掉這顆“釘子”。薛國安描述，蒙軍採取了殘酷而系統的戰術：先是掃清外圍城堡，將釣魚城變為“孤城”，繼而發動潮水般的總攻。
最危急時，蒙軍將領汪德臣甚至率精銳夜登外城，一度殺入釣魚城馬軍寨。然而，守軍在王堅指揮下，軍民聯手，頑強抵抗。
轉折點發生在1259年7月，狂傲的汪德臣單騎至城下勸降，被城上飛石擊斃；不久，御駕親臨前線的蒙哥汗也重傷身亡。大汗殞命，震動全軍，遠征亞歐多地的蒙軍戰略性撤退，世界歷史為之改寫。
第三階段（1260—1279年），“圍困與反圍困”的較量。即位的忽必烈轉變策略，從強攻改為久困，然而，釣魚城依然“攻守相持”。
守將張玨以攻為守，多次主動出擊，襲擊元軍糧道與據點，直到1279年南宋全境已降，釣魚城徹底成為怒海中的孤島，在得到不屠城的承諾後，為保全一城軍民，才最終議和歸降。
“36年，不是奇蹟的偶然，而是智慧的必然。”薛國安總結道，釣魚城的堅守，是“山水一體”地利、“耕戰一體”後勤、“軍民一體”人力、“攻守一體”戰術、“內外一體”策應以及“智勇一體”精神的完美融合。它不僅僅是一座城的勝利，更是一部關於如何在極端劣勢下，將防禦戰打成主動戰、將消耗戰打成精神戰的教科書。
孤城何以得保全
元朝從血腥征服轉向招撫
抵抗了36年的釣魚城守軍，在南宋滅亡後開城歸降。一個令人費解的問題是：按照蒙古軍隊的慣例，對抵抗如此頑強的城池，往往會進行屠城報復，更何況釣魚城還是蒙哥汗的殞命之地。為何釣魚城軍民卻能倖免於難？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副教授周思成，揭示了這場“和平結局”背後驚心動魄的權力博弈與人道抉擇。
當時元朝在四川設有東、西兩個行樞密院，東院負責直接圍攻釣魚城，西院則鎮守成都一帶。由於釣魚城軍民曾擊斃蒙哥汗，東院將領（其中甚至有人曾是蒙哥的親隨）懷恨在心，堅決主張屠城。而釣魚城守將王立深知向東院投降凶多吉少，於是秘密&&了西院副樞密使李德輝。
轉機出現在一位關鍵人物——安西王忙哥剌（忽必烈之子）身上。當時，忽必烈派安西王出鎮西北，其勢力範圍涵蓋陜西、四川等地。安西王出於穩定大局、樹立仁政形象的考慮，更傾向於招撫。在他的干預下，李德輝得以介入，並向王立承諾“許以不殺”。
最終，王立率眾向西院投降。但風波並未平息，東院官員隨後向忽必烈誣告李德輝“越境邀功”，並再次要求誅殺王立。關鍵時刻，又是安西王出面阻止。儘管安西王不久後去世，王立一度被囚，但最終忽必烈在近臣勸諫下醒悟，赦免王立並授以官職，釣魚城軍民得以保全。
“這個故事有很多層次。”周思成總結道，“從高層來説，王立和釣魚城軍民的生死，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蒙古高層的權力博弈；從微觀來看，這麼一個角落的釣魚城，竟然也牽涉到忽必烈時代宗王出鎮與朝廷官僚體系的複雜關係。”
周思成認為，這段歷史不僅展現了王立等人保全一城軍民的勇氣與智慧，也反映了元朝統治策略的轉變——從早期的血腥征服，轉向注重招撫與治理。而這，也正是釣魚城故事中最具人文光輝的一頁。
防禦體系蘊含智慧
既是軍事設施，更是文化景觀
跳出對單一城池的關注，釣魚城的故事還有更宏大的敘事維度。當人們將目光聚焦於釣魚城本身時，聯勤保障部隊工程大學副教授李震卻將視野投向更廣闊的天地。“我們主要致力於從文化景觀視域下，對長江上游宋元防禦性山城體系的演化和動力機制進行研究。”她講述的，是一個“體系化”的釣魚城故事。
什麼是“文化景觀視域”？李震解釋道，這是指將自然與人文視為一個整體，強調人類活動與環境的互動。在這一視角下，釣魚城不是孤立的城堡，而是龐大防禦網絡中的一個關鍵節點。
李震介紹，長江上游的宋元防禦性山城體系，包括南宋修築的43座和元軍修建或改造的7座，總計50座山城，分佈在今天的川、渝、黔地區。它們共同構成了一張巨大的防禦網，而釣魚城正是這張網中的“二級中心地”（一級中心地為重慶）。
“山城體系不僅是軍事設施，更是一種文化景觀。”李震指出，這些山城大多依山傍水而建，充分利用自然地形，體現了“天人合一”的傳統智慧。同時，它們兼具“線路文化景觀”特徵，通過水路和陸路相互連接，形成一個有機整體。
研究這一體系有何意義？李震認為，這不僅能揭示古代中國的軍事戰略和建築智慧，更能深化對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過程的理解。她舉例説，山城體系的建設與運作，往往涉及“正規軍與地方武力協同”，守城和攻城雙方都包含多民族成分，這正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生動體現。
然而，研究也面臨挑戰。李震坦言，目前研究多集中於單個山城，缺乏體系層面的整體性分析；考古資料雖豐富，但多停留在文字與二維記錄，缺乏三維建模與系統性整合；各省研究也相對分散，未能形成合力。
對此，李震提出未來研究方向：應加強跨學科合作，引入地理信息系統、三維建模等技術，進行數字化復原；同時開展跨區域聯合研究，探索山城體系的整體演化規律及其背後的動力機制。
“山城體系的文化景觀價值，不僅在於它的過去，更在於它對今天的啟示——如何實現人與自然、文化與戰略的和諧統一。”她説。
研討會上，專家們的真知灼見，勾勒出了釣魚城的歷史形象：它既是一座展現古代中國軍事智慧與堅韌精神的英雄之城，也是一個龐大防禦體系的核心樞紐，更是一面映照出戰爭與和平、權力與人性複雜關係的多棱鏡。
研討會雖已落幕，但對釣魚城的探索遠未結束。正如專家們所言，釣魚城的價值闡釋、保護利用、文化傳承，仍需持續深耕。這座屹立於三江之畔的古城，依然藏着許多等待被破解的秘密，而每一次解讀，都是對中華文明韌性與智慧的一次深情回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