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市合川區釣魚城遺址。
初冬的成都，一場關於時間的發布會正在舉行。
當考古學家的手指劃過發布&背景上的巨大投影屏，泥土之下的秘密—那些沉睡萬年的石器、深埋河床的木橋、險隘山巔的關城、江畔岩壁的堡壘—仿佛被瞬間喚醒，開始講述巴山蜀水間更為悠遠而宏大的故事。
2025年度川渝地區重要考古發現報告會評選出的十項成果，猶如一把精準的鑰匙，打開了理解成渝地區文明源流的新大門。
在考古專家的帶領下，我們從中選取川渝兩地各兩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發現，進行一次深度的歷史穿行—
從四川射洪桃花河畔遠古人類的篝火，到重慶合川釣魚山上回蕩的烽煙；從成都平原蔡橋下連接古今的流水，到璧山古道老關口前蜿蜒的石板路。它們不是孤立的遺跡，而是串聯起雙城數萬年人類活動、數千年文明互動的關鍵鏈環，揭示了“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那深植於時間長河中的堅實根基。
桃花河遺址——
涪江畔首次發現的大規模舊石器時代遺址群核心
當我們探討成渝地區文明的源頭，2025年四川射洪市桃花河遺址的發現，為探源工程給出了新的注腳：作為涪江流域首次發現的大規模舊石器時代遺址群核心，其發現填補了涪江流域中上游舊石器遺存的空白，為探討區域內石器技術演變及古人類遷徙流動提供了關鍵證據。
這意味着，早在數十萬年前，活躍在涪江流域的古人類，已經掌握了相當複雜和標準化的石器製作工藝，具備了有計劃、有組織的生産能力。
更為難得的是，遺址中揭露出了多處罕見的古人類活動面遺跡，使得我們能夠更直觀地“看見”他們當時如何在此棲居、勞作。
初步的光釋光測年結果顯示，這裡的主要人類活動跨越了中更新世晚期至晚更新世早期，這是一個關鍵的古人類演化與環境變遷時期。
結合出土的牛、鹿、象、犀等動物化石，桃花河宛如一個凝固的時空膠囊，為重建當時四川盆地的古生態環境、解讀古人類面對氣候變化的生存適應策略，提供了無與倫比的實物材料。
作為涪江流域首次發現的大規模舊石器時代遺址群核心，桃花河的意義是區域性的，更是全局性的。它不僅填補了涪江中上游舊石器文化的空白，其展現出的技術複雜性和空間組織能力，更被專家認為是“同時期南方地區石器技術和空間組織最複雜的遺址之一”。
遺址雄辯地證明，川渝地區絕非文明邊緣的“化外之地”，而是自遠古起便是人類演化與文化發展的重要舞&，為後來巴蜀地區文明的誕生，埋下了深遠的伏筆。
蔡橋遺址——
兩千年前的木橋再現古代蜀地交通
時空從數十萬年前的涪江河谷，跳躍至兩千多年前的成都平原腹地。在成都市青羊區蔡橋街道，一次配合城市建設的考古勘探，意外地“打撈”起一座沉睡了2000多年的木橋，也為我們翻開了一部更為連續的“成都通史”。
蔡橋遺址的文化堆積如同一個天然的歷史年輪，從新石器時代的寶墩文化，到青銅時代的三星堆文化、十二橋文化，再到戰國、秦漢……不同時期的遺跡遺物在這裡層層疊壓。而其中最璀璨的明珠，莫過於那座始建於戰國晚期、沿用至漢晉時期的木構橋梁。這座橋現存總長約46米，結構之複雜、保存之完好，在國內同期遺存中都很少見。
考古學家清理髮現，這座木橋東段寬大，由底板、木樁、側板、護欄等構成，採用了在河床挖槽鋪底、榫卯固定木樁以防沉降的先進工藝；西段則相對簡易，由木樁和包裹卵石的竹籠構成。東西兩段結構的差異，暗示着這座橋可能歷經了不同時代的多次修建與維護。它並非臨時性建築，而是長期服務於當時成都平原水網交通的重要基礎設施。
這座木橋的發現，其意義遠超一座古橋本身。
首先，它像一把鑰匙，實證了戰國秦漢時期成都平原已經擁有成熟的木材加工技術、水利工程知識和複雜的交通網絡規劃能力。
其次，它與成都地區此前發現的漢代廊橋在工藝、結構上高度相似，表明該地區木橋建造有着悠久的傳統和穩定的技術傳承。
最重要的是，蔡橋遺址及其木橋生動詮釋了成都作為一座因水而生、因橋而興的城市，其生命力正來源於不斷溝通與連接。
這座古橋，可以説是古代蜀地積極構建內部交通動脈、聯通內外的一個微觀縮影，為理解成都平原何以能持續成為區域文明中心提供了關鍵實物注腳。
三龜石遺址——
可以立體透視釣魚城防禦體系
當我們將視線東移，來到長江、嘉陵江、涪江三江交匯的重慶合川。江畔一座雄奇的山巒——釣魚山，因一段改變世界歷史的壯烈史詩而聞名。
2025年，釣魚城遺址的考古工作並未止步於宏大的歷史敘事，而是深入到城墻拐角、門道基石，為我們揭示了這座“東方麥加城”更為精密的內在肌理。
本年度的考古焦點是位於皇宮遺址與加擔土遺址之間的三龜石遺址。通過主動性考古發掘，一項關鍵性突破得以實現：首次完整地清理並貫通了釣魚城東內城墻，明確了其全線精確的位置與走向。這一發現，如同拼上了城防體系藍圖中長期缺失的一塊關鍵拼圖。
考古揭露出的並非一道簡單的土石墻體，而是由城門、城墻、高&、道路等一系列設施有機組合而成的立體防禦工事。每一處遺跡的形態、砌築方式、相互關係，都承載着當年築城者的軍事智慧與血火考驗。
這些微觀發現，使得對釣魚城防禦體系的認知從平面示意圖走向了立體透視圖。研究人員可以據此更深入地探討城防設施的構成邏輯、營建的先後次序，以及在不同戰爭階段可能的功能調整與應對策略。
釣魚城的價值，早已超越了一場戰役的勝負。它是南宋時期整個川渝地區山城防禦體系的傑出代表和核心樞紐。
每一次對釣魚城具體遺存的新發現，都是對南宋軍民如何依託川東嶺谷獨特地理，構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縱深防禦網絡的實證性補充，它是古代中國軍事工程學、山地適應性規劃和軍民合一組織能力的集中體現。
釣魚城的石頭，至今仍在訴説着關於堅守、智慧與家園的故事。
重慶璧山老關口遺址發掘現場。
老關口遺址——
成渝頻繁交流的古老歷史地標
如果説釣魚城代表了戰爭狀態下成渝地區的生死相依，那麼重慶璧山區的成渝古道老關口遺址，則見證了和平年代兩地之間更為日常、也更為深刻的血脈聯通。
老關口，地處縉雲山脈龍隱山拖木槽埡口，地勢險要，自古便是“兩山夾一槽”的天然孔道。2025年的搶救性發掘，讓這座明清時期“成渝古道東大路”上的重要關隘重見天日。發掘面積雖不大，但收穫的系統性信息卻極為豐富，清晰展現了一處集交通、軍事、生活於一體的綜合性關隘實態。
這裡發現的遺跡猶如一個功能完備的“古代高速公路服務區與關卡”：既有開鑿於基岩上、連接東西的石碥道，也有以規整石板鋪砌的道路；既有“巴縣西界”“險設天成”等界定邊界、形容地勢的摩崖題刻；更有城門、城墻、哨樓、營房等構成的立體防禦設施。
考古學家甚至根據遺跡疊壓關係和出土的“嘉慶通寶”等遺物，結合縣誌記載，初步厘清了關隘從明代到清代乃至近代的兩期發展演變脈絡。
老關口遺址的價值，在於它的“樞紐”意義。它不僅僅是重慶一側的關卡，更是成渝古道這條大動脈上的關鍵節點。
向東，它連接白市驛，通向重慶；向西，它通往來鳳驛，指向成都。每日穿梭於此的，有官府的驛馬、商旅的車隊、遷徙的百姓……它見證了明清時期成渝之間繁榮的商貿物流、持續的人口流動、密切的文化互動，是兩地經濟圈形成的古老歷史地標。
這座關隘，以其堅實的道路、威嚴的城門和戍卒的營房，實體化了歷史上成渝“雙城”之間那條看不見卻至關重要的&&紐帶。它告訴我們，成都與重慶的“雙核”聯動，絕非現代經濟的偶然創造，而是基於地理通道、歷經千年人文交流積澱而成的必然結果。
這些從舊石器時代至明清時期的考古發現，如同散落在巴山蜀水間的文明密碼，串聯起川渝地區人類活動軌跡與文明傳承脈絡，如璀璨的星辰點亮了巴蜀文明長卷。川渝兩地的考古工作者以手鏟撥開塵封，用匠心解讀歷史，填補了區域考古的空白，豐富了巴蜀文化的內涵，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提供生動考古實證。
與會專家&&，本年度川渝地區考古項目填補了川渝地區舊石器時代的空白，完善了川渝地區先秦時期人群互動關係，加強了歷史時期考古成果的信息提取與復原，串聯起了川渝地區人類活動軌跡與文明傳承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