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張琴

  80多年前，戰爭的硝煙將一切籠罩其中，繁華與喧囂化為烽煙與廢墟。

  14年殊死抗爭，山河破碎，浴火重生，三千五百萬人傷亡，四億五千萬中國人民英勇不屈。

  80多年後的今天，那份厚重的歷史記憶依然難忘。《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在重慶尋訪那些人、那些事。當年親歷抗戰的老人們大多已然逝去，他們的後代散居於市井街巷，傳承着家族故事與情懷，歷史的印記再度鮮活起來。

  歷史洪流滾滾向前，凝結着永不磨滅的英雄記憶。無論身處何方，無論男女老少，無論貧窮富貴，無數中華兒女挺身而出、共赴國難，抵抗法西斯的炮火與暴行，千千萬萬不屈的身影挺直成為中華民族的脊梁。因為那場艱苦卓絕的戰爭，他們成為後來的他們；經過那場戰爭，這座城煥發出歷久彌堅的英雄氣。

龍啟明夫婦和大兒子龍文偉在1945年8月15日的合影（資料照片） 新華社發

  飛虎隊員龍啟明

  抗戰時期，駝峰航線是中國和盟軍主要的空中運輸通道。中國空軍美國志願援華航空隊，俗稱“飛虎隊”。生於香港的龍啟明是飛虎隊成員，既要護航駝峰航線運輸，也要參與空中對日作戰。

  1941年香港淪陷，父親將龍啟明兄弟送回內地，臨別之際贈言：“國仇未報心難死，忍作尋常泣別聲。”龍家兄弟姐妹四人，皆曾投身抗戰前線。

  當時僅20歲的龍啟明中斷名校學業，主動報考中國航空委員會招收的留美空軍學員，後加入飛虎隊轟炸機機隊，開始了金戈鐵馬的空中戰鬥生涯。

  在與日軍的殊死搏鬥中，中美航空隊累計損失戰機563架，1579名飛行員及機組人員壯烈犧牲或失蹤。龍啟明是這場殘酷戰鬥中的倖存者，幸運曾多次眷顧他：一次戰機尾部被擊穿十幾個彈洞，一次為躲避日軍追擊盤旋至燃油耗盡迫降，還有一次險些墜入山谷，幸得戰友從身後一把拉住……朝夕相處的戰友，轉眼便天人永隔，是戰場上的日常。

  對於龍啟明而言，生死早已被置之度外，心中唯有保家衛國的信念。“到處都被日軍炸得慘不忍睹、屍橫遍野，到處都是殘缺的房屋和街道，逃難的人哭着喊着，擠在人流裏聲嘶力竭。沒有經歷過戰爭的人無法想象，所以我根本不去想生死，就想多消滅一個日軍。”他曾這樣對記者回憶道。

  龍啟明的大兒子龍文偉，已是82歲高齡的老人。他於1944年出生在戰火中的桂林，出生十幾天就跟着父母逃難，因軍機不允許帶小孩，父母把他藏在藤編箱子裏，一起飛到上海。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龍啟明從巫家壩趕到昆明，帶着妻兒去照相館拍了一張紀念照，這張照片至今挂在龍文偉家客廳最顯眼的墻上。改革開放後，精通外語的龍啟明被返聘投身出口貿易工作，重慶首批出口的5000噸鋼材由他牽頭經辦。

  在龍文偉的記憶裏，父親龍啟明既有着愛國愛家、勇毅果敢的家國情懷，也有着鮮活的生活情趣——他喜歡跳舞、喝咖啡、喝洋酒，每逢聖誕還會拉起小提琴。同時，他的軍人作風又格外硬朗，孩子們做錯事、説錯話，都得挨揍。“他最恨日本人，我曾經去日本旅游，還被他嚴厲斥責。”龍文偉説。

  2014年，龍啟明去世，享年91歲。臨終前，他説的最後一句話是“我想念我的戰友們，我要去見他們了。”

  八百壯士楊養正

  1937年8月13日，日軍進攻上海，中國軍隊與日軍展開長達3個月的淞滬會戰。同年10月26日，中國軍隊第88師第524團第2營400餘人，在團長謝晉元、營長楊瑞符的指揮下，奉命據守蘇州河北岸的四行倉庫，掩護主力部隊撤退。

  在日軍的重重包圍下，這支軍隊孤軍奮戰四天五夜，擊斃日軍二百餘名。面對數十倍於己的日軍，將士們為震懾日寇、壯大聲威，對外宣稱守軍有八百之眾，“八百壯士”的威名由此銘刻史冊。

  楊養正是“八百壯士”的一員。在那場敵眾我寡、將士皆抱必死決心的戰鬥中，楊養正奮勇衝鋒，持槍打擊日軍坦克時，被飛來的彈片炸傷，從此失去了左眼。

  他曾對記者感慨：“怎麼能撤退呢？身後就是千千萬萬的老百姓，他們冒着生命危險，每夜從租界那邊給我們送來吃的喝的啊！”

抗日老兵楊養正（左二），從重慶重返當年的老戰場——上海 市蘇州河畔的四行倉庫（資料照片） 陳飛攝 / 本刊

  因傷被轉至重慶的楊養正，結識了小他12歲的趙孝芳。二人相約“不驅日寇，絕不成婚”。日本投降次日，在鞭炮與歡呼中，他們結為伉儷，此後相濡以沫。趙孝芳常步行兩公里，專程為丈夫買來他鍾愛的上海話梅糖與大白兔奶糖，這份深情，直至老人辭世未曾停歇。

  66歲的楊建宏是楊養正幼子。在他的記憶裏，父親始終保有軍人本色：常年關注國際新聞，失明後仍每天通過收音機了解時事，治家極嚴、説一不二。為杜絕子女下河游泳，他曾以毛筆在子女腳踝寫字為記，若字跡消失，就要受到責罰。

  楊建宏去過三次上海四行倉庫，被佈滿彈孔的殘垣斷壁所震撼，並在墻上找到父親訓練士兵的老照片……那些曾被父親反復講述的烽火往事，就此化作觸手可及的具象記憶。

  2005年，楊建宏陪父親重返上海，當看到謝晉元的墓碑時，一生剛毅、從未輕易落淚的父親，不禁潸然淚下。

  2010年，楊養正溘然長逝，享年96歲。英雄雖逝，精神永存。八百壯士死守四行倉庫的悲壯史詩，早已被搬上銀幕。楊建宏常給六歲的孫子講述那段烽火歲月，更帶着全家老小走進影院，讓英雄的故事，在血脈與光影中代代相傳。

抗戰時期的蔣印生（右） 受訪者供圖

  南僑機工蔣印生

  抗戰爆發後，中國重要港口和公路基本淪陷，滇緬公路成為當時中國和外部世界&&的唯一國際通道。這條戰時“生命線”急缺大批技術嫻熟的司機與機修人員。

  在愛國僑領陳嘉庚的號召下，來自馬來西亞、泰國、新加坡等國家的3193名青年華僑，分9批回國抗日，他們被稱為“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服務團”（簡稱南僑機工）。

  1939年至1942年間，他們通過滇緬公路運送軍需物資50萬噸、汽車15000多輛，以及不計其數的各類民用物資和人員。為守護這條補給線，一千多名南僑機工壯烈犧牲，平均每公里滇緬公路就長眠着一位英雄。

  出生於印度醫學華僑家庭的蔣印生，本過着富裕優渥的生活，家裏有小轎車，9歲就學會了開車。看到招募回國抗戰的公告，13歲的他瞞着家人，和三個同學一起報名上船，父親追到碼頭，他躲在船艙。沒承想，這一別竟是永訣。

  一千多公里的滇緬公路為應急搶修的簡易公路，沿途翻越三千多米的橫斷山脈、高黎貢山，橫穿怒江、瀾滄江等激流險灘，兩側非懸崖即峭壁。南僑機工帶着跳板，遇斷路即鋪架，讓車輛凌空通行。當地瘴氣蚊蟲肆虐，瘧疾等疫病高發，環境艱險異常。

  危險遠不止這些，日軍戰機時時狂轟濫炸。蔣印生曾説：“那是與死亡為伴的日子，為躲避轟炸經常夜間行車，日機俯衝時無處可躲，只能下車匍匐彈坑求生。”他年紀最小，備受庇護，一名前輩曾捨身護他而犧牲，兩位同學亦在他眼前殞於轟炸。

  抗戰勝利後，蔣印生加入解放軍，投身華僑先鋒隊參與戰後重建。1979年，他光榮加入中國共産黨，同年踏上闊別39年的印度探親之旅。彼時父親與兄長已離世，80多歲的老母親迎出門喚着“我的印生回來了”，他撲通跪地，淚流滿面，竟一句話也説不出。母親勸他留居印度，他卻婉拒：“捨不得那片戰友們獻出熱血與生命的土地。”

  2015年，88歲的蔣印生獲得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章，受邀到北京參加紀念活動。一枚枚勳章整齊別在西裝上，他時常取出擦拭摩挲。86歲的老伴韓紅珍説，這些都是老頭子最珍貴的寶貝，不容一點塵，別人更是碰不得。

  2022年，96歲的蔣印生與世長辭。彌留之際，他仍奮力高呼“衝啊，打日本鬼子”，赤誠之心至死未改。

  大轟炸倖存者粟遠奎

在日本東京高等法院外，“重慶大轟炸”受害者民間對日 索賠原告團團長粟遠奎（中）抗議不公正判決（資料照片） 馬平攝 / 本刊

  1938年2月18日至1944年12月19日，日軍對重慶主城及周邊區縣實施狂轟濫炸，出動戰機近萬架次，投彈1.8萬餘枚，民眾直接傷亡3.2萬餘人，毀損房屋1.7萬餘幢，這段血淚歷史被稱為重慶大轟炸。

  92歲的粟遠奎是重慶大轟炸的倖存者，也是對日訴訟索賠團團長，至今已堅持近20年。十餘年間，每次見到他，都是在解放碑一棟高樓裏那間不起眼的“辦公室”。他總是精神矍鑠地端坐著，身後懸挂着一條藍色條幅，上面寫着“維護尊嚴，伸張正義”。

  抗戰時期，粟遠奎家住重慶渝中區解放碑鼎新街一號，正巧是如今“辦公室”附近。1941年6月5日，他永遠地失去了兩個不滿10歲的姐姐。他死裏逃生，一路走到朝天門尋找姐姐，只見載着遇難者的船隻正駛向嘉陵江北岸的黑石子萬人坑。他又跑到黑石子，終究未能找到姐姐的蹤跡。

  此後，父親留在城裏艱難謀生，母親帶着他和其他孩子躲到郊區農村，為躲避轟炸，他們甚至藏身墓地。“到處逃難，家破人亡。國恨家仇，讓我立志要為正義而戰。”

  日本投降那天，他一路歡呼回家，嚷着讓母親立即收拾行李。一家人拿着傳單大喊“日本投降了”，一路蹦跳着回到城裏，匯入歡呼游行的隊伍。當晚，重慶舉行提燈會，萬家燈火點亮夜空，慶祝的熱潮持續了半個月。

  為了討回公道，粟遠奎先後8次遠赴日本。從日本首相府到街頭公園，從地方法院到高等法院，他一次次據理力爭。最終日方雖承認轟炸事實，卻“不予賠償”。

  “我的心願就是有生之年看到日本政府道歉，這是為了讓世界銘記和平。”粟遠奎説，日本無差別轟炸平民區六年多，造成無數無辜百姓死傷，絕不能一句“不可避免傷亡”就過去了。

  1949年11月30日，重慶解放。同年12月6日，粟遠奎瞞着家人從中學參軍，成為四野部隊的一員。他先赴湘西剿匪，後入朝作戰兩年半，戰後參與朝鮮建設，直至1954年歸國。

  “2025年我去了日本兩次，2026年我還要去。生命不止，抗爭不息。”已近期頤之年的粟遠奎，目光依舊堅毅。

  這座城煥發英雄氣

  2025年12月27日，抗戰歷史題材動畫電影《火鳳重天》全國公映。該片由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副會長周勇策劃，重慶電影人張煉紅歷時七年、攻堅克難，終將這段家國記憶搬上銀幕。

  創作的緣起，是張煉紅自幼聽父母講述的“跑警報”歲月。父親總難忘1940年那個驚魂時刻：日機突襲，警報驟響，他跳上一艘小船從渝中半島趕往南岸。靠岸後，他沿着河灘一路奔向山上，在那裏住院的妻子剛剛生産。他們抱着襁褓中的嬰兒，躲進附近的防空洞。

  防空洞，戰爭時期老百姓的生命庇護所，是重慶重要的歷史符號。據不完全統計，重慶有防空洞1600多個，總使用面積約110萬平方米。到1941年底，重慶防空洞已能容納40萬人，當時重慶人口約50萬人。

  在日軍長達六年零十個月的狂轟濫炸中，重慶這座堅韌的城市聳立不倒。美籍華人李靈愛與攝影師雷伊·斯科特拍攝的奧斯卡最佳紀錄片《苦幹》，以17分鐘珍貴影像定格日軍轟炸重慶的慘烈瞬間：1940年8月19日至20日，370余架次敵機半小時內投下200噸炸彈、燃燒彈，山城頃刻淪為火海。

  影片亦記錄下重慶人民的不屈風骨：警報一解除，人們便搶修房屋、開挖防空洞，臨時學堂裏傳出書聲；當空襲再次來臨，眾人又井然有序奔赴“戰場”，以堅韌與樂觀詮釋着永不投降的民族氣節。

  山城的獨特氣質，鑄就了重慶人倔強不屈的精神品格。

  日機轟炸過後，解放碑一帶滿目瘡痍，市民在斷壁殘垣上寫下“愈炸愈強”四個白色大字，如今這裡已是書聲瑯瑯的望龍門小學；一處彈坑之上，曾矗立起題有“精神堡壘”四個大字的木塔，寓意堅決抗戰，如今它更名解放碑，化身重慶最繁華的商圈之一。

  美國記者斯諾寫道：“轟炸在中國人的腦子裏喚醒了一種重建中國的決心，比敵人能夠毀滅的還要快。”

  研究抗戰史已二十余載的周勇，耗時多年找尋並復原紀錄片《苦幹》。2025年6月，重慶把復原的《苦幹》帶到洛杉磯，捐給奧斯卡委員會並放映。

  斯科特的二兒子、李靈愛的侄女問了周勇同一個問題：“你為何用十年研究《苦幹》？”周勇説：“因為紀錄片説出了一個真理，《苦幹》是中國不可戰勝的秘密，這既是80多年前的歷史，也是如今的現實。”

  命運的輪迴，在歷史的硝煙與和平中畫出一個又一個圈，苦難的歲月終綻放為不可忘卻的記憶之花。

  （《瞭望》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