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的重慶，八方賓客匯聚。

　　11月13日，中國科學會堂，2025陸海新通道經濟發展論壇如期而至。國家部委、兄弟省市、研究機構、龍頭企業的代表齊聚一堂，共同探討陸海新通道高質量發展的路徑。

　　明年是“十五五”開局之年，此時謀劃陸海新通道的未來發展，更具重要意義。

　　讓“物流通道”成為“經濟走廊”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李向陽談到，陸海新通道是西部地區對外開放的運輸線，對於西部地區拓展海外市場、降低運輸成本有明顯成效。但未來，陸海新通道實現高質量發展，各方需要改變它是“一條單純的運輸路線”的認知。

　　他認為，陸海新通道應從“物流通道”變身“經濟走廊”。

　　李向陽對“經濟走廊”進行了發展路徑解讀——

　　第一階段，首先是“運輸線”，即狹義的“經濟走廊”，功能是降低運輸成本；第二階段，是圍繞交通線推進城市化、工業化，使運輸線“拓寬”；第三階段，是推進沿線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促進要素流動；第四階段，也是最高階段，是協調不同國家的區域發展計劃與政策，形成“政策溝通”。

　　“目前，‘一帶一路’框架下的大多數經濟走廊還處在第一和第二階段。”李向陽説，隨着陸海新通道加速與陸路、水運實現無縫銜接，一種“新型的經濟走廊”也在加速形成。

　　因此，陸海新通道需要在現有基礎上進一步升級，成為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的驅動力，同時分享國家層面推進“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所帶來的政策紅利。

　　從“運輸線”到“經濟走廊”，這不僅是定位的轉變，更是戰略目標的重塑。李向陽為此提出了四點建議：推動立體互聯互通網絡機制建設；推動國內不同地區合作平台與國際合作平台機制的對接，解決“兩個協調”問題；推動風險防控與海外利益保障機制；以及推動服務保障機制建設。

　　“總之，陸海新通道建設需要超越單純的運輸線定位，通過狹義‘經濟走廊’向廣義‘經濟走廊’升級，實現大開發和大開放的戰略目標。”李向陽説。

　　激活數字賦能與産業協同“雙引擎”

　　如果説“經濟走廊”是西部陸海新通道的未來形態，那麼“數字”與“産業”無疑是驅動這一躍升的“雙引擎”。

　　“數字技術的賦能，正在深刻地改變甚至重塑生産生活和治理方式。”中國數聯物流公司董事長張健介紹，數字化是陸海新通道未來發展的必然路徑，它能讓通道信息更透明、運行更便捷、通關更高效。

　　對於如何推動通道的數字化，張健提出了“一核四驅”的構想。“一核”是推動國家物流大數據平台在“13+2”（西部12省區市、海南、廣東湛江、湖南懷化）先行部署，構建物流數據整合共享的總樞紐。“四驅”是指陸海新通道的數字化、長江航運的智慧化、口岸貿易的便利化與産業供應鏈協同化。

　　對於如何落實這個構想，張健給出了明確的建議。一是以規劃為綱，編制數字陸海新通道“十五五”發展規劃；二是以體系為基，打造從訂貨到交貨的全鏈條數字化服務閉環，實現“數據互通、狀態可視、流程可控”；三是以場景為要，將多式聯運數據跨省互認、跨區域運力智能調度等場景上升為國家示範；四是以用戶為本，依託國家政策，構建一個共生共融的開源開放生態。

　　論壇現場，重慶與中國數聯合力打造的“中數聯物流運營公司”正式揭牌。這是重慶加速陸海新通道乃至整個物流體系數字化建設的重要落子。

　　數字化是陸海新通道未來的“經絡”，産業則是“骨肉”。

　　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高級顧問汪鳴認為，陸海新通道未來發展的核心有兩點：一是完善通道基礎設施，二是在通道上承載世界級的經濟流量。因此，發展通道經濟，將是陸海新通道義不容辭的責任。

　　如何發展？汪鳴給出了20字的總體思路：通道牽引、樞紐賦能、要素集成、産業集聚、生態共生。他&&，陸海新通道未來的發展路徑，應該“通道+樞紐+網絡+平台”協同發展。比如要推動産業園區的轉型升級，不是“各幹各的”，而是要“依託通道進行緊密合作”，構建互為供求關係的大循環和雙循環。

　　從規則融通到産業融合

　　論壇現場，不少嘉賓也提到，陸海新通道目前存在一些“痛點”。

　　重慶長安民生物流股份公司董事長謝世康直言，企業在通道上面臨三個“痛點”：一是規則和標準尚未完全統一，“一單到底”的模式還沒有完全貫通；二是物流成本總體較高，存在“出去比較多，回程比較少”的失衡情況；三是船運、鐵路尚未完全實現常態化運行。

　　內蒙古遠興能源銷售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劉培鈞是通道的“客戶”之一，他同樣提及，通道的效率和確定性是其核心價值，希望未來通道在這一核心價值上有所提升。

　　對於這些難題，重慶正在着力攻堅。在現場，大連海事大學法學院院長朱作賢介紹，今年7月，聯合國貿發會議批准了《可轉讓貨物單證公約》（NCD）草案，預計12月將在聯合國大會審議通過，“這個公約的的確確與重慶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和緣分。”

　　他&&，在聯合國網站上，這個公約被譯為“順應中歐班列融資需求的中國方案，蘊含中國智慧的規則創新”。這是中國1980年成為聯合國貿發會成員國以來，中國的立法建議第一次轉化成了國際公約，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這份“中國方案”的背後，重慶貢獻“獨一無二”。朱作賢總結為“三個最早”——重慶最早探索“貨帶提單+國聯鐵路運單”的雙軌制；重慶最早對鐵路提單效率作出司法裁判（鐵路提單第一案）；重慶最早與聯合國貿發會共同舉辦高級別研討會，並在會議上確定了採用雙軌制推進國際立法的方向。

　　從規則制定到金融賦能，從數字基建到産業協同，一幅陸海聯動、內外互通的開放發展新畫卷已然鋪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