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圖：雲南河泊所遺址俯瞰圖。右圖：貴州普定穿洞出土的骨製品。（本組圖片由受訪單位提供）

  11月9日，第九屆西南考古協作會暨西南地區巴蜀文明進程考古新發現學術研討會在重慶召開，來自西藏、雲南、廣西、貴州、四川、重慶6個省區市的考古專家齊聚一堂，發布最新考古成果。

  在專家們的娓娓講述中，一部泥土裏的西南古代史描繪出我國西南大地上從人類起源演化到文明肇興的壯闊圖景。

  石器時代

  石頭和骨頭中藏着人類文明起源史

  距今5.5萬年前至距今8000年前，在貴州省安順市的普定穿洞遺址內，一個跨越了舊石器時代中期至新石器時代的遺址，用超過6米的文化堆積層厚度，書寫下迄今為止中國乃至整個東亞地區，磨制骨器出土數量最多、類型最豐富的篇章。

  那麼，考古專家們到底在遺址的土層內找到了哪些古人類製作的骨器呢？

  在普定穿洞遺址內，除了石器時代遺址內常見的石製品，還出土了有機質工具3000余件，它們類型多樣、加工精緻，主要包括骨鏟、骨錐、骨矛頭、骨箭頭、骨魚鉤、骨叉形器以及牙齒等。

  同時，遺址內還出土了動物骨骼殘片10萬餘件，主要來自獼猴、獾、熊、豬、麂、鹿、犀牛等動物屬種，它們為古人類製作各種各樣的骨器，提供了原材料基礎。

  除了動物骨骼之外，在普定穿洞遺址內，還出土了豐富的人類化石。考古專家們在這裡共發現了3座墓葬，出土人類骨骼3件，隨葬骨器5件，而一件初步推斷年代為距今5萬—6萬年的早期現代人臼齒化石的出土，更是為遺址帶來了更多待解之謎。

  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副研究館員張興龍説，貴州普定穿洞遺址出土的化石和墓葬，跨越了舊石器時代中期和過渡階段，對探討東亞地區現代人類起源和體質演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

  距今4500—3000年前，在西藏日喀則，一處新石器時代晚期湖濱遺址的出土，展現了數千年前青藏高原上的墓葬習俗。

  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研究所副所長、研究館員夏格旺堆説，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墓葬中發現的大量俯身直肢葬。這個特殊的葬俗，從距今4500年前一直延續了千年時光，卻在距今3500年前的時間段，不再出現在墓葬之中。

  夏格旺堆説，種類繁多、延續千年的墓葬群，勾勒出了當時不同時期的生産經濟、區域文化和社會歷史發展的輪廓，不僅揭示了高寒環境中古人的生存策略，而且豐富了青藏高原喪葬文化內容。

  大秦兩漢

  大批文物成民族融合實物證據

  近年來，大量簡牘在西南不同地區出土。

  首先被提及的，是雲南昆明河泊所遺址的新發現，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蔣志龍介紹，經過今年的繼續發掘，在這個遺址內，專家們已經發現簡牘5萬餘枚，其中文字明顯的簡牘就有5000多枚。簡牘內容包括文告、官方往來文書、司法文書、名籍、書信和典籍等，涉及政區建制、職官制度、賦役制度、司法制度等，是還原中央政府對古代益州有效管理的實物證據。

  同時，考古專家們還在遺址內發現了超過1300枚封泥，其中，不僅首次發現了“交趾太守章”，完善了古代益州郡與周邊郡級的行政網絡，還首次發現了“滇王相印”封泥，它是繼“滇王金印”等文物之後，有關古滇國的又一重要物證。

  蔣志龍説，這些重要文物的相繼出土，實證了西漢中央政權對西南邊疆的有效管轄，揭示了漢王朝對西南邊疆的治理方式和政治架構，展示了古滇國融入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歷史進程。

  而在近千公里之外的重慶，最近也有一批簡牘出土，它就是來自重慶武隆關口一號墓的木牘。在這個墓葬內，出土了包括木牘、耳杯、壺、樽、卮、盤、奩、盂、盒、匕、璧、案、幾、人俑、動物俑、車船模型及兵器模型等在內的漆木製品。

  重慶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館員燕妮説，他們在一些漆器底部發現有“成市草”的烙印，意味着這些漆器來自蜀地，是成都的漆器作坊製作的，而漆木器的紋飾、器型等具有楚地特徵；蒜頭壺等器物則是秦文化代表器物。

  這些帶有不同文化風格的隨葬品的出土，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化格局形成過程中的重要案例。

  盛唐富宋

  阡陌古道展現城市發展進程

  如果説石頭和骨頭是石器時代人們的墓誌銘，那麼，古道遺存和房屋基址則無疑是中國城市發展留下的“墨跡”。

  蜀道中的荔枝道就是這些阡陌交通中重要的一部分。

  2024年3月至今，重慶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牽頭川陜渝相關文博單位實施了蜀道（荔枝道）考古專項調查。截至2024年10月底，本次調查共發現各級古道203段，自重慶涪陵區高坎子延伸至陜西西鄉鎮子午鎮老街，總里程達到了412.76千米。

  這些古道是如何設計的？

  重慶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館員汪偉説，就道路選線而言，荔枝道往往沿着山麓等高線（河谷平原與山地的過渡地帶）分佈，在重慶梁平北部、四川開江全境、宣漢南部等川東丘陵地區，基本沿明月山、七里峽山、銅鑼山之間的較寬闊的山間谷地行進，至宣漢北部毛壩鎮進入大巴山脈後，因山勢險峻，改走後河河谷，僅於部分路段有截彎取直現象。

  而在四川成都錦江區，一片千年前古道和房址遺址的發現，為人們揭開了唐宋市鎮的模樣。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館員楊波説，祝國寺村遺址是一處明顯經過規劃興建的唐宋時期市鎮遺址，面積約20萬平方米。遺址的房屋沿着道路兩側整齊排列，排水系統發達。三條道路與其兩側的房屋上下疊壓。

  結合文獻記載，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確認該遺址應該就是琉璃廠窯管理機構和産品集散場所的垍窯鎮。該遺址從唐末五代開始形成，兩宋時期較為繁榮，宋末元初衰敗，這與琉璃廠的興衰歷程極為相似，可以説是因窯而興，因窯而衰。

  楊波説，從全國範圍來看，保存得這麼好的唐宋時期市鎮遺址實屬罕見。該遺址的發現為研究唐宋時期的基層聚落提供了豐富的材料，同時這也是唐宋窯業市鎮的首次大規模發掘，對認識窯業市鎮和窯業流通環節都有重要意義。（記者 李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