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時節，被稱為重慶“包産到戶第一村”的長壽區南中村，土地正在化零為整：

　　金盤山上，100多畝的零散山地被流轉，出現了摩托越野車俱樂部的新業態；村委會旁，200多畝原來分包到戶的土地界線已被打破，準備實施高標準農田項目。

　　重慶改革發端於農村、源起於南中。

　　45年前，長壽縣葛蘭區八一大隊（南中村前身）十三生産隊的村民，冒着莫大的風險，把原屬村集體的土地分包到戶，單幹求生。

　　一年後，他們以家庭為單位向集體組織承包土地等生産資料和生産任務的做法不僅得到了當時重慶市委的認可，並在全市快速推廣。到1980年，重慶市七區三縣實行“包産到戶”責任制的生産隊佔67%。

　　從生産隊時的“統”到大包乾時的“分”，再到如今的流轉與集中，南中村書寫着歷史的變遷。日前，重慶日報記者來到南中村，採訪土地經營輪迴的故事。

　　“統”：大集體生産效率不高

　　麥麩熬成羹，一碗胡豆全家人分

　　“那個時候，都窮。”在南中村村委會辦公室，想起當年的事，65歲曾任村支書的黃國全聲音一下變得低沉。

　　他口中的“那個時候”，是上世紀70年代，生産隊是大集體農業生産的主要組織形式。“生産隊模式嘛，早上開完會把當天的任務安排好後，大家就湊一塊兒有説有笑地幹，只要不耽誤幹活就沒問題。”他笑着説。

　　生産隊的計酬方式是工分，幹一天活統計一天的工分，“一個工分幾分到幾毛錢不等，有的地方也許比較有錢，高的能有一兩塊，但是大多數都是幾分幾毛。”他説。

　　在生産隊，村民辛辛苦苦種出來的糧食，全部上交給集體，集體再按照村民所積的工分，把糧食分發下來，一個勞動力一年大概能分到100斤糧食。

　　黃國全所在的十三生産隊，地理條件和位置都一般，其中有一半土地都在金盤山上，再加上當時各方麵條件所限，産量始終上不去，稻穀畝産只有三四百斤，玉米、紅苕的産量也不高，所以村民分到手的糧食不多。

　　“我們這一輩有四兄妹，加上長輩有六七口人，一年收的糧食吃半年都不夠，剩下半年得找人借，第二年再慢慢還。”黃國全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有一年家裏實在沒糧了，他爺爺只好把麥麩熬成羹，用一小碗胡豆當菜，全家人圍着灶&吃得心欠欠的，一吃就是半個月，好不容易才熬過去。

　　直到黃國全的父親、赤腳醫生黃金爐成為十三生産隊隊長後，事情開始起了變化。

　　“分”：頂着壓力悄悄分地

　　村民生産積極性被調動，罈罈罐罐裝進了余糧

　　“敢不敢在土地上搞點名堂？”1979年的一天，時任長壽縣葛蘭區委書記的徐明虎突然找到黃金爐。

　　“什麼名堂？”黃金爐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

　　“全國有些地方的農民把土地分了……”

　　黃金爐有些懵，內心激烈交鋒：“難道把大夥捆在一起，一年年地受窮，就是幹社會主義嗎？不論誰當幹部，也不論隊大隊小，如果還是‘上晌聽打鐘，幹活一窩蜂，幹多與幹少，都記三分工’，什麼時候也搞不好。”

　　有了區委書記的支持，“分地”的想法逐漸佔了上風。就在這一年，黃金爐冒着風險，以“水統旱包”（即水田統一耕作，旱地分發到戶）將土地包給農民，當年十三生産隊平均畝産便達到650斤，家家戶戶殺了年豬，一些勞動力好的農戶家裏，空着的罈罈罐罐第一次裝進了余糧。

　　交足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包産到戶”無疑釋放了生産力。1980年，葛蘭區推廣了這種方式，80%的旱地“包産到戶”，所有水田責任到人，當年畝均增産200斤以上。

　　10多年後，人們的溫飽需求逐漸滿足，國家提出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小農戶要與大市場對接時，“包産到戶”就顯出局限性。

　　“品種選擇、農資採買、對接市場，它都難以應對。”黃國全説。

　　這是單個農戶分散經營的弊端：不僅産出低，不利於推廣機械化，而且抗風險能力極弱，在市場面前，很難保證持續增收。或許正因如此，這些年來南中村發展過血臍、沃柑、沙田柚、板栗等産業，都無疾而終。

　　鎮村幹部不是沒想過辦法，他們鼓勵村民將土地拿出來進行聯營，但彼時剛剛重獲土地的村民哪肯將土地又交出來？

　　於是，想要流轉土地的各方人士，從開水泥廠的老闆，到發展水産的業主，再到流轉苗圃的投資人，均乘興而來、敗興而歸。

　　沒有業主進來，阻擋不了一些村民對規模經營的渴望。村民秦伯壽與老伴吳淑芳便把外出務工的侄兒全家的土地都耕種起來，合計在一起有七八個人的地——這種帶親情色彩的隱性流轉，在南中村並不鮮見。

　　但這終歸是少數，尤其是2010年後，隨着進城打工的人越來越多，當年大家死活不願交出來聯營的那些土地開始閒置下來，一度超過200畝。

　　“統”：大片土地正被流轉和集中

　　土地界線被打破，合作社成為經營土地的中堅力量

　　“單乾沒法規模化經營，必須統起來！”2013年，當過兵的徐相飛上任村支書後，開始強力推進這件事。

　　南中村四社社長王小兵在金盤山搞了個摩托越野車俱樂部，徐相飛覺得是個切入點。他找到王小兵，單刀直入：“你租的是村民的土地，但現在他們只得到一點租金，如果村裏把土地集合起來，讓他們以土地入股，這樣一來村集體、村民還有俱樂部能實現三方共贏，你覺得怎麼樣？”

　　得到後者的同意後，徐相飛開始操作此事。他先是於2022年10月註冊了南中村第一個合作社——南中村集體經濟股份合作社，再以合作社的名義將摩托越野車俱樂部所在的四社部分土地進行了流轉，然後合作社以土地入股，佔比41%。

　　這樣一來，村民能獲得每畝約300元的土地流轉費，合作社也能按比例得到分紅，並進行二次分配——去年，摩托越野車俱樂部的經營狀況不錯，年底時給村集體帶來了十幾萬元分紅。

　　牛刀小試，讓徐相飛看見了土地的潛力。他又開始琢磨：村裏大部分種地的人已經上了年紀，要發揮土地的潛力，規模經營是出路，而機械化是關鍵。

　　可多年來村民們把“紅本本”（承包地確權證書）捂得緊，土地流轉始終沒成氣候，造成村裏的土地一直零零碎碎，大機器根本就下不了田。

　　徐相飛決定“倒逼”村民一把。前段時間，他向上爭取到了200多畝的高標準農田建設項目，讓小田變大田。村民們對整地沒意見，但一聽説要打破土地界線，守護土地“命根子”的決心又被激發起來，為此爭得面紅耳赤。

　　但這次他們沒拗過徐相飛。“眼下‘統’是必要且優先的。趁熱打鐵，冬閒時就把200多畝高標準農田建設搞完，村集體再成立強村公司，組織統一發展‘稻田+’産業。”徐相飛話音剛落，幾輛摩托越野車從他身後呼嘯而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