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二字從何而來？1963年，在寶雞出土的西周早期青銅器文物——“何尊”給出了答案：其上刻有12行共122字的銘文，其中第7行刻着“宅茲中國”四字，是迄今發現“中國”一詞最早的文字記錄。

　　9月12日，2023長江文明論壇在重慶悅來國際會議中心舉行。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和長江沿線高校的著名專家學者就“宅茲中國：長江文明探源”和“千年文脈：從巴山蜀水到江南水鄉”2個專題，共話文明傳承、共商文化交流。

　　王巍：長江文化為中華文明作出重要貢獻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歷史學部主任，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用大量考古遺址、文物的圖片，展示了長江流域史前文化與中華文明的起源和形成。

　　王巍説，長江流域史前文化對中華文明作出了重要貢獻，包括水稻栽培技術、制陶術、獨木舟製作與水上航行、城墻建造和水利技術、犁耕、原始瓷器等。

　　這些年一系列考古新發現，讓我們看到巴文化和蜀文化有接近的地方，但也有自己獨特的地方。重慶要大力加強巴文化研究，將巴文化作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研究的一部分，深入研究其特點。

　　考古研究闡釋以及博物館的展示要更貼近民眾。他説，一是要讓人看得懂，10多年前，博物館的一些展覽，展板上只有很少幾個字，老百姓根本看不懂。二是要讓人有興趣，觀眾光看文字有些單調，如果配一些圖片、數字化的展示，把先民的生活情況、精神信仰、周圍環境等故事，來龍去脈講述清楚，會更吸引人。三是要有教育意義，要讓觀眾看到先民是如何克服困難，過着怎樣的生活，讓人能夠從中得到啟迪。

　　霍巍：巴蜀是長江上游古文明的“雙子座”

　　“‘蜀之為國，肇於人皇，與巴同囿。’這句在史料中存續了近2000年的文字，詮釋了位於長江上游的巴蜀兩地從古至今的關係。”四川大學傑出教授霍巍以《水陸通衢 巴蜀同輝——長江上游古代文明的“雙子座”》為題，分享了他的觀點。

　　霍巍説巴山蜀水，從重慶巫山龍骨坡拉開大幕。除了世界聞名的“巫山人”之外，在四川境內還發現了資陽人等古人類生活痕跡，勾勒出了古人類在長江流域生活、勞作的動人畫卷。

　　從唐代開始，巴山蜀水不僅是中華大地上的西南重鎮，還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高地。以大足石刻為代表的石刻文化，以釣魚城、白帝城為代表的川渝宋元山城體系，是兩大實證。正是這些具有典型巴蜀特色的城池，影響了元朝時期巴蜀地區的築城風格。

　　宋元山城與13世紀宋蒙在西南地區的衝突與融合相關，見證了不同文化因素在巴山蜀水之間的碰撞、交融，體現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文化形成過程中的包容性，印證了我國各民族共同書寫悠久歷史、共同創造燦爛文化、共同培育偉大精神的文明進程。

　　李禹階：三峽文化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具有重要作用

　　“作為一種本土文化，三峽文化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三峽文化所蘊含的三峽精神，是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甘於奉獻的優秀品格的表現。”重慶師範大學原副校長、教授李禹階在論壇上&&。

　　在李禹階看來，三峽文化是指在長江中上游地區所形成的一種有着悠久歷史傳承、相對穩定而又特徵鮮明的歷史文化形態。它是長江文明母體孕育的一個文化子系統，是長江文明血脈相連的文化構成。

　　三峽地區孕育出了多種多樣的三峽文化類型與燦爛多彩的三峽文化現象，主要包括：三峽航運文化、三峽移民文化、三峽詩詞文化，以及三峽軍事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建築文化等。

　　作為一種有着悠久歷史傳承而又特徵鮮明的歷史文化形態，三峽文化具有自己的文化特性，包括通俗性與包容性的結合、浪漫性與悲壯性的結合、群體性與堅韌性的結合、勇武質樸與剛健堅韌的結合、開放性與傳統性的結合。

　　“長江上游是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重要的一極，是關係到我國西南地區走向未來的關節點。而三峽文化精神中包含的犧牲精神、包容精神、創造精神等，必將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發揮重要作用。”李禹階説。

　　葛劍雄：長江的未來佔盡“天時地利人和”

　　“長江經濟帶的命脈在長江及其支流。而長江的未來，佔盡了天時、地利、人和。”著名歷史地理學家、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在論壇上發表了他的觀點。

　　葛劍雄稱，世界上完整擁有一條大河的國家極少，而中國卻完整擁有黃河、長江兩條世界級大河，且黃河、長江都處於北溫帶，都適合人類生存發展。

　　長江流域有平原、丘陵、湖沼，地形多樣，能栽種水稻，並適合種植多种經濟作物。歷史上多次人口南遷，給長江流域輸送了大量人才和人力資源，包括唐宋之際經濟重心南移、南宋後文化重心南移。

　　近代，長江流域更是逐漸形成了大量沿江工商城市、工礦城市、交通樞紐，如上海、鎮江、南京、蕪湖、九江、漢口（武漢）、宜昌、重慶等。

　　“黃河、長江交相輝映，都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都是中華文明賴以生存發展的最重要物理空間。”葛劍雄稱，展望長江的未來，可謂佔盡“天時地利人和”。

　　就“天時”而言，當前雖遇到“全球變暖”的問題，但長江流域迄今並未出現過超越歷史紀錄的極端天氣。就“地利”而言，科技、人文、信息、金融、商貿、高新産業等領域的時空阻隔正在消弭，水運、海運佔比繼續在擴大。就“人和”而言，“人往高處走”，這裡的“高”不僅指物質高地，也指精神高地，而長江流域二者俱佳，對人才有很大吸引力。

　　王震中：長江和黃河是並存的兩大“舞&”

　　“長江和黃河是並存的兩大‘舞&’，如果用大江大河來表述中華文明，則可以稱之為‘河江文明’，‘河’指黃河，‘江’指長江。”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歷史學部副主任，中國殷商文化學會會長王震中，以《河江文明：中華早期文明演進過程中長江與黃河的交相輝映》為題，作了主旨演講。

　　這裡的“河”指黃河，“江”指長江。王震中介紹，“河江文明”的提出，影響巨大。1935年，著名學者傅斯年發表的《夷夏東西説》提出，自東漢以來的中國史及其政治的展開，在地理上常常分為南北，然而在此之前，尤其在夏商周三代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進，由部落到帝國，是以黃河、濟水、淮河流域為歷史舞&的。

　　在北方，雖然有距今1100—9000年間的河北徐水南莊頭遺址、河北陽原於家溝遺址、北京門頭溝區東胡林遺址等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但至今沒有報道1萬年和1萬年以上的農業發明的粟黍遺跡。此外，在長江流域發現有1.2萬年以上的人工栽培水稻的遺跡，而黃河流域至今尚未發現1萬年前小米等農作物的遺跡。

　　因此，王震中認為，中華文明在其起源和形成階段，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文化是交相輝映、交互作用、並行發展的。

　　方勤：巴楚文化自古以來有着密切交流

　　“早至新石器時代的城背溪文化與大溪文化就有着密切的交流。至青銅時代，以巴、楚文化為線索，兩者的文化交流融合更為突出。”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黨委書記、院長方勤作題為《長江中游考古與巴楚文化》的主旨演講。

　　方勤首先列舉了大溪文化的例子。大溪文化因重慶市巫山縣大溪遺址而得名，時間約為公元前4400—前3300年，其分佈東起鄂中南，西至川東，南抵洞庭湖北岸，北達漢水中游沿岸，主要集中在長江中游西段的兩岸地區。此外，成都平原寶墩文化一期中共有的典型陶器類型，以及陶器上的紋飾都可從長江中游的三峽東鄰地區找到它們的來源。

　　“當今，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是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必由之路。”方勤説，專家學者應加強對話，此次論壇就是一個很好的&&。他認為，長江流域省（區、市）高校、社科機構、文博機構等要立足於各自領域，把當地文化特質研究好、研究透，這樣交流對話時才更有底氣和信心。此外，文化的轉換也很重要，也就是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在這一領域，長江流域各地機構也可加強合作。

　　郭偉民：城是從稻田裏“長”出來的文明

　　“城是從稻田裏‘長’出來的文明，奠定了中華文明的重要物質基礎。”湖南大學岳麓書院教授、湖南省考古學會理事長郭偉民以《考古中國視野下的長江中游文明化進程》為題，分享了他的觀點。

　　郭偉民説，長江中游是最早出現稻作農業的地區之一，稻作農業的持續穩定發展，奠定了中國史前發展的經濟基礎，並助推了社會組織的進步和文明化的進程。因此，長江中游史前文明是從稻田裏“長”出來的文明。

　　城是判斷文明出現的重要標誌之一，從這個意義上説，古城文明也是從稻田裏“長”出來的。換言之，稻作農業是文明誕生的基礎，是長江中游史前文明産生的原動力。此外，郭偉民認為，長江中游高廟文化及其之後的精神文化，為早期中國宇宙觀和哲學思想的重要源頭，奠定了中華文明的精神基礎。

　　郭偉民説，長江中游文明化的途徑與模式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形成和發展的真實寫照。長江中游的考古工作為進一步回答好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發展的基本圖景、內在機制以及各區域文明演進路徑等重大問題作出了重要貢獻。

　　賀雲翱：長江流域最有條件成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領先區

　　“長江文化譜寫着中華文明的壯麗篇章,激勵着近現代無數仁人志士持續奮進。今天，在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的進程中，長江又肩負起新的偉大使命。”南京大學文化與自然遺産研究所所長、教授賀雲翱作題為《長江文化傳承發展與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的內在關係初探》的主旨演講。

　　“在中國這樣一個區域多樣性的大國，長江流域最有條件成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領先區。”賀雲翱説，理由有三點。

　　其一，從歷史上看，長江流域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已經有超過千年的領先地位。其二，長江經濟帶建設作為我國重大發展戰略，現在進入重視精神文明建設與物質文明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協調發展的新階段。其三，長江經濟帶和長江國家文化公園統籌建設，能夠促進東、中、西區域均衡協調發展，同時聯動左、右的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帶和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及沿海經濟高質量發展帶，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全面推進發揮“中樞”“脊梁”和“協同”的關鍵作用。

　　賀雲翱説，期待長江國家文化公園能夠與長江經濟帶同步高質量建設和發展，期待長江流域成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示範區、先行區。

　　徐吉軍：宋韻文化是具有中國氣派的典型文化標識

　　“宋韻文化集中反映了兩宋時期卓越非凡的歷史智慧，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具有中國氣派的典型文化標識。”浙江省社會科學院二級研究員徐吉軍以《宋韻文化的歷史價值與時代意義》為題，分享了他的觀點。

　　徐吉軍説，宋代無論是文化的普及、文學藝術的繁榮，還是學術思想的活躍、宗教的興盛、科學技術的進步等方面，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宋代統治者對中華文化高度自信。對外交流方面，不論是貿易往來，還是文化互通，更是達到了空前的高度。通過海上“絲綢之路”，與其有外貿關係的國家和地區，從宋代之前20余個增加到了60個以上。

　　宋代還在哲學、史學、文學、書畫藝術、音樂、舞蹈、戲曲以及科學技術等領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涌現了一批傑出的人物，在中國文化史上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宋代以豐厚的底蘊、深邃的思想、恢宏的氣勢、絢麗的色彩，把中國歷史悠久的民族文化推向高峰，並給此後中國文化的發展帶來極其深遠而重大的影響。

　　徐吉軍認為，宋代多元文化兼容並蓄，重視對外開放交流，重視科技強國、商業革命，這些主張放到今天，仍可以給我們帶來智慧與啟迪。

　　孟東方：推動優秀傳統文化同時代相適應

　　“要更加自覺、更加主動地推動我市優秀傳統文化同時代相適應、同現代化新重慶建設相協調，加強巴渝文化、三峽文化、抗戰文化、革命文化、統戰文化、移民文化等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重慶師範大學校長、教授孟東方作題為《重慶文化的傳承和弘揚》的主旨演講。

　　如何推動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孟東方提出如下建議：

　　一是構建傳統文化傳承弘揚新格局。積極提煉代表重慶優秀傳統文化的顯著性標識，加強重慶文化資源的“山水相拱”之氣、“耿直尚義”之質、“開放包容”之懷、“雅俗共融”之態的特性研究，建立起傳統文化賡續展示、研究闡釋、宣傳傳播、育人傳承等協同發展體系。

　　二是加大重慶優秀傳統文化與旅游資源的深度融合。特別是要加強傳統文化資源的宣傳力度，高標準建設各級各類博物館群，把重慶的特色文化融入長江國家文化公園（重慶段）等的建設中，堅持創新驅動、文化引領、科技賦能，把歷史文化資源優勢轉化為文化産業發展優勢，推動重慶旅游“傳統文化”味道更濃。

　　三是把推進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落到實處。運用大數據、雲計算等技術，把重慶優秀的歷史文化資源轉化為數字文化發展優勢，推動文化文物的實景化存檔、藝術化再造、數字化保護、立體化發展、可視化傳播，實施非遺文化數字化傳承工程，加強城市文化場景的數字化，實現重慶曆史文化的數字化蝶變。